黄埔人才为国征
李吉奎
《黄埔军校史（1924—1927）》曾庆榴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指定广州黄埔岛原广东陆军小学、海军学校旧址为校址。以故，陆军军官学校又被称为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经过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已认识到依靠会党反清，难于成事，于是1903年在日本开办青山军事学校，招收学员进行训练。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鼓励各同志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成城学校或振武学校学习。“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军事部领导国内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等部，从事武装斗争，并在日本设立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
孙中山从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干革命必须依靠笔杆子与枪杆子。靠笔杆子，体现于他强调宣传的重要性，常引用拿破仑的话“一支笔抵得上三千毛瑟枪”，以启示同党；靠枪杆子，就是重视军事干部的培养，以造就革命军的骨干。但是，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孙中山旋起旋蹶，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尤其是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发动兵变，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局蹐于永丰兵舰，亲信四散。待援无望，只得出走上海，住租界。残酷的现实，使他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乃幡然悔悟，另谋出路：与共产国际、苏联及刚成立一年多的中国共产党接洽，经过几度磋商，终于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开始推行“联俄”与“容共”。所谓“容共”，中国传统“名从主人”，用孙中山的话语，是“容纳共产分子”，中共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称“党内合作”），并非两党对等联合。“联俄”“容共”的最初也是最大的成果，便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候补执委及担任组织等部的部长、秘书），以及随后成立的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6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初创时期的黄埔军校，虽然有以巴甫洛夫、切列潘诺夫等人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但开局难以完善，也未能全面推行苏联红军的军事体制，短短半年左右，先后更换了戴季陶、邵元冲两位政治部主任。只是到了1924年11月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引进聂荣臻、熊雄、恽代英等人到黄埔军校工作（聂任秘书，熊任副主任和代主任，恽任政治主任教官），建立体制，红军化的黄埔军校才走上正轨。
国共两党中的黄埔军校教官、学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作为，使黄埔军校成为世界著名军校，饮誉中外。黄埔军校历史研究在中国现代史、国民党党史、国民党军事史乃至国共关系史上，均居于重要的地位。国民党将广州、南京、成都所办军校以及迁台后的凤山军校，均冠以“黄埔”系统，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史料和论著。中国大陆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急起直追，也出版了大量有关黄埔军校的史料、论文和著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成果喜人。然而，综观有关资料与著述，无可讳言，尚未见到与黄埔军校历史地位相匹配的一部厚重而完善的《黄埔军校史》出版。现在，读者可以庆幸的是，学界将会普遍认可、填补一项空白的《黄埔军校史（1924—1927）》——曾庆榴教授的力作。
本书撰写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学的历史，前三期为陆军军官学校时期，第四期至第六期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详述黄埔军校建校、建军、改组、北伐以及在穗终结的方方面面的史事，扣紧国共两党携手办校这一主题，致力于阐述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的关系，认真梳理该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逆转与质变，并对这所学校的历史地位与研究的现实意义作了认真深入的分析探讨。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史料翔实。著者1964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数十年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广东地方史的征编、教学和研究工作，阅览广泛，对中国大陆、港台、俄方有关的史料，对黄埔军校的档案、书报，对蒋介石的日记、年谱，以及与黄埔军校相关的口述史、回忆录等进行搜集和研究，梳爬数十年，发微显隐，所获甚丰。
此外，著者与黄埔军校人士（在世教官学生及其亲属）、学界和文博界人士及关注黄埔军校历史之社会人士交往密切，互相切磋，互证互补，从中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加深了对黄埔军校史学的认识。此书史料之翔实、富赡，他书实难望其项背。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孙中山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