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辉：怀念老师严文明先生
4月14号，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永远地离开了，离开了他的家人、他的学生和他为之付出了毕生的考古事业。先生的病，起自一场感冒，来得突然，感染了肺部。怕二次感染，医院和家属在大多数时间婉拒了学生、老友们的探视希望。我也只是在先生高烧被抑制住，病情稍微平稳且似乎向好的时候，到医院看望了先生。告诉先生，现在病房之外桃李初开，和先生约定，过几天花儿盛开，先生出院，一起到校园赏花。先生听了显得很高兴。见到先生高兴，我的情绪也被感染，紧张不安的心情稍稍舒缓。但我看到连日发烧所致，先生显得疲惫，只说了这么几句话，便悄悄退出病房。谁知这竟成永诀！
初识先生，是在严先生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课上。还是低年级本科生的我，在当时自然是没有任何学术的判断力的，对新石器时代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严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但先生讲课时那严谨清晰的逻辑表达深深感动了我，感觉自己在先生由浅入深娓娓道来之间，不知不觉地就踏进了新石器时代这方天地。从此就下了决心，追随先生！
先生平时不苟言笑，年轻学子见先生时常有怯意。以致先生有时会无可奈何地问：“这是否是我的姓氏给人造成的误会？”接触得多了就知道，先生其实是个温和敦厚的人。先生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即喜欢正面且和风细雨般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愿就不同意见甚至是错误观点进行论争。“是非曲直，自会有评说”——先生这么说。就是在闲谈时，先生也是评论事，不对人。当然也有躲不开要议论人的时候，譬如先生的《仰韶文化研究》这门课，有相当的部分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史，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研究史上重要人物进行评价。但先生总是把这些人物放在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中具体分析，尤其强调他们在当时做出的前沿贡献，而对其不足错误，则实事求是指出，那更多地是受当时的学科水平所限，并非不可理解。例如对安特生有关甘肃彩陶六期的划分，先生的评价是，在当时，仅凭调查得来的材料就把甘肃彩陶准确划分出六组，而且除了把齐家组的年代位置放错了之外，其余五组的相对年代判断无误，这在当时委实是很不容易的。又如对仰韶文化西来说，先生指出，那是在中国考古刚刚起步，国内材料甚少，国外材料也很少的情况下提出的一个说法，并非刻意炮制的谬论邪说。这让我这个看着大字报、大批判文章长大的年青人触动很大。现在想起来，先生的为人态度，我没有效仿得来，先生治学的方法，我自觉有几分心得。
我的本科田野考古实习是在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实习期间，从发掘现场各种地层现象的判断到资料整理和编写报告，全程都是在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而每当在发掘现场见到先生往往仅凭一些蛛丝马迹就能准确分析、预判出地下的堆积状况，更是让我们暗自惊叹、钦佩。后来我自己的田野考古实践多了才明白，先生的洞察力全然是他多年田野考古实践中总结积累的丰富经验的体现。掌握田野考古技能，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我的这个基础，是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事后才知道，杨家圈遗址的实习是先生最后一次全程带队指导的实习。我赶上了，何其幸哉！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这个学科得以产生的前提，也是考古学的基础。北大考古从一开始就把田野考古作为最核心的课程，对其的重视，始终不渝。自打杨家圈实习之后，我参加了先生策划布局的山东、湖北、河南、广东、浙江、陕西，再回山东，辗转多地遗址上的田野教学实习或科研项目，屡有收获。如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的发现，就开拓了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重大课题等等。而在诸多收获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聚落考古的田野工作方法体系的建立。这个工作方法的建设，说来话长，大体上是从先生主导的1982年山东长岛北庄遗址的发掘开始的。在对仰韶文化聚落形态所见史前社会的研究中，先生就察觉到如何通过田野工作获得聚落社会的资料将是今后的方法论上的重大关键。所以自北庄考古伊始，先生就把目标旗帜鲜明地制订在全面揭露北庄史前村落上，围绕这个目标的技术方法上的摸索和建设，也从此成为北大田野考古的努力方向。时至今日，先生的聚落考古理念得到落地，业已形成了一套严谨且站位前沿的技术方法体系，而且是一个带有鲜明中国学术特色的方法体系，不但被贯彻在北大的田野考古里，还作为行业技术规范，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为中国考古学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上个世纪7、80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在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积累上取得众多成果。在此基础上，苏秉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学说。这个学说一方面总结了对考古学文化演进动态趋势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根据对各地古代文化发展变化情势的归纳，提出了史前中国文化“满天星斗”式发展的历史观。而严文明先生则从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运动中进一步提炼出它们存在着一个“多元一体”或曰“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先生进而在其宏大的视野内论证了地处东亚的多元一体中国文化格局之形成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原因。又指出，这个既是多元的又不断趋向一体化的格局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趋势。“多元一体”说一经提出，立即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很快就成为共识，成为当今学术界看待和理解中国历史的指导理论！对此，先生却非常谦虚地说：“我的这个看法，不过是秉承了苏先生的思想，又借鉴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而来，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一点成绩。”但对于学习和研究新石器考古的我而言，我深知先生的观点对我的震撼之大和启迪之深。
上个世纪80年代，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促使学术界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古代文明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程度的问题。所以，随着这个问题的提出，中国考古学也开始了从主要研究课题到相关研究技术方法的全面转型。这期间，先生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和在各种场合举办学术讲座，更是亲自主持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深入探究中国文明起源。但我要说的是，先生的贡献不止这些具体而深刻的研究成果，更大的贡献是他为中国考古学这次重大转折发展提前做出的极具前瞻性的学术准备和规划。前述聚落考古田野工作方法的建设，为这场转折提供了得以复原古代社会的技术和资料的支撑，这是其一。先生的多元一体学说不仅仅是文化史层面上的理论，其意义更在于指出了在多元文化的背后深层，各地方史前社会演进过程中同样存在多元一体的内容，从而提出了在中国文明问题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理路、方法，即不能只是把中国文明视为一个一般进化论式的过程，而更要开展对各地方文明的个案研究。先生的这个思路，一方面对如何深化当下还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做一般过程式阐释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先生把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千变万化看作是深层社会多姿多彩演进内容在物质文化层面的衍射表达，从而把文化史的研究和古代社会研究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中国考古学也就没有重蹈西方新考古学与传统考古断裂开来的覆辙。这是其二。最后一点是，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关仰韶文化社会组织、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研究已成经典，早早地就为今天中国考古学古代社会的复原研究做出了示范。
严文明先生在他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站在学术前沿，是中国考古学的思想者、规划并引领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我的，也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导师！然而，先生到底还是走了，离开了我们。在先生走后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句诗“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对于我，对北大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而言，皆是如此！痛哉！哀哉！
（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