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创作的一部政治著作，该书以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批判了蒲鲁东唯心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颠倒原理（范畴）与历史（现实）的关系的错误理解时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但是,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就必然要问“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是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在此上下文中明确指出了我们在探讨有关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时，应该将人们“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强调只要把人们理解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我们才能够回到研究的真正出发点。

马克思生动描述出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剧中人”主要是指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人，“剧作者”则指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性。人既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生成，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人又肩负着构建未来的使命，是未来社会的创造者。这一命题凸显出人的存在的原初性和生成性，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因为他们是历史发展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剧作者”，因为他们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和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

作为“剧中人”不能超越历史舞台。对“剧中人”与“剧作者”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又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剧中人”，必然受到剧本的时空特点、剧情的发展演绎、舞台背景等的自然限制。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历史是一条永远奔腾不息的河流，不因个人意志改变走向，在这个浩渺无垠的时空中，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的一滴水，无垠时空的一粒沙。作为“剧中人”，人不能超越历史，还表现在人类的一切历史创造活动，都是以继承前人的一切历史创造成果为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人类的历史创造活动也就失去了基础。所以从来就不会有某个人的时代，只有时代的某个人。

无论是作为“剧中人”的个体还是作为“剧作者”的个体，失去了历史舞台，个人就什么也不是。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是《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条思想主线。只有厘清了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才能真正清醒认识到个人的价值所在。“剧中人”与“剧作者”的思想超越了简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理论,强调人与社会存在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同构性。一方面，社会并不是从形而上的理性中生长出来的,另一方面主体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既定的生产力和社会形式的制约,“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的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了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在这种历史联系中，人们按照物质生产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了关于特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或者说，特定的社会存在构成了人的存在情境，人正是在这种情境中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形成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循环关系，并在这种循环中突破传统、走向未来。这是“剧中人”与“剧作者”的根本含义。

充分发挥“剧作者”的主体性。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在新时代，人民群众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人民为中心同样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依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人民并紧紧依靠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剧作者”，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剧中人”。党员干部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剧作者”的角色定位使人们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性，去创造历史；“剧中人”的角色定位又将人们的活动限定在既定的历史舞台上。所谓“剧作者”，是指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所谓“剧中人”，指人们在创造历史时受自己所处的生产力、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就像“剧中人”受剧情所制约一样），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双重角色启示我们，在具体实践中，要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要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谋求科学发展，在科学发展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使实践工作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本质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历史的发展遵循自身内在的、固有的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的辩证运动过程。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类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并加以合理利用，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

（作者系成都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