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大公国：东斯拉夫文明起源
隔高加索山脉而望的欧洲大陆，自古以来，地形破碎，海陆犬牙交错。多样的地貌造就了多元的民族。在欧洲的众多种族和文化中，东斯拉夫人是具有独特历史、语言和传统的民族集团之一。该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最初的先民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维斯瓦河畔、第聂伯河流域这片广袤的中东欧土地上。历史上，这个地区曾经是各种宗教势力、政治文化的纷争之地。东斯拉夫人在这片土地上展现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他们即是后来的东斯拉夫人，也是后来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的祖先。
“罗斯”是族群和文化范畴上的概念。罗斯大公国是9—13世纪以基辅为中心、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一个古老国家，其统治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地区。罗斯被认为是三个现代东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共同文明起源，历史地位非常重要。公元882年，留里克的继任者，也是他的亲族大将奥列格南征基辅，杀死了当地的统治者阿斯科尔德和迪尔。奥列格当众宣布：“让基辅成为罗斯众城之母吧。”历史学家把奥列格建立的这个国家称为基辅罗斯。但事实上，古代文献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基辅罗斯”这个概念。“基辅罗斯”这个词是19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创造出来的。最早指的是狭义地理意义上的“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大公国”。到19世纪下半叶，“基辅罗斯”开始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格列科院士的两本专著《基辅罗斯》和《基辅罗斯文化》曾广为流传。格列科指出，他的著作所讨论的“基辅罗斯”并非狭义的地理概念，而是广义上可以与西欧的法兰克帝国比肩的罗斯大公国。该区域幅员辽阔，但最终分裂为若干独立的国家单位。肖瑜老师的近作《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这本著作中讨论的“基辅罗斯”与格列科院士提出的概念大致相同，即蒙古大军西征前，那个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大公国（862-1237）。
梳理了上述历史沿革，犹如获得了叩问天门的“权杖”——东斯拉夫民族的史前时代、族群迁徙；早期公国的王朝更替、兄弟阋墙；基辅罗斯的内忧外患、繁荣中兴乃至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通过当代讲述者，展呈为历史长卷中一面缤纷繁复的册页。铁马冰河踏浪而来，神奇传说竞相展演，矛盾纷扰连绵不绝。繁荣与衰颓如同波峰波谷，此消彼长；传承与创造百舸争发，锐不可挡。
“历史”——既指向事物演变的过程，也包含了人们对于该进程的认知。广义上说，自然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是自己的历史。历史学家们对于人类生活各种现象的记载，保存在历史作品和文献中。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没有历史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民族和国家，也没有文字记录，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史前时代。其实，整个史前史实际上是透过器具与类人骨骸的发掘取得对“过去”的线索，然后以得到可确定的经验进行“对话”。考古学家们已经证实，大约在距今4.5万年，智人就已经出现在东欧平原上。他们用燧石制造薄刀，用动物头骨来打造投掷的匕首，还制造了针，并用动物毛皮来缝制衣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他们建造了半地穴式房屋，居住条件有了改善。他们以合作的方式捕获大型野兽，采食浆果，鱼叉捕鱼，半定居式的生活方式由此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负责为家人看护壁炉，保护火种等采集任务，男性负责狩猎捕鱼，所以在当时的人类部落中，女性地位很重要。
在当今东欧和中亚的很多地区，例如顿河、沃罗涅日河附近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伴随着人类族群的扩大和生活半径的拓展，欧亚大陆的地理地貌发生了极大改变。森林开始出现，大型动物逐渐消失，小型动物开始登场。人类在冰川消退之后向北迁移，这一时期被称为中石器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农业的部门分工，新石器时代到来。人类对石器的加工又更进一步，加工技术日臻成熟。最初的商品交换产生。在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许多大家族开始联合起来组成部落，大家共同劳动、占有土地、分配食物，学者把这样的社会制度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畜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变革，使得古印欧部落人口急剧增长。马的驯化，青铜的冶炼，使人们可以骑马手持青铜武器开疆拓土，探索世界。古印欧人的迁徙始于欧洲东南部。一部分部族向西，占据了远至大西洋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一部分部族向北，占据了欧洲北部，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部分向东进入乌拉尔山脉；还有一部分向南进入了欧洲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事实上，现代日耳曼民族、斯拉夫诸民族、波罗的海诸民族的祖先曾属一个族群。伴随着古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波罗的海人的共同祖先开始逐渐从古印欧人中分离出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斯拉夫人的祖先向西与盘踞当地的日耳曼部落相遇受到阻止，留在奥得河流域形成了西斯拉夫诸民族。另一部分斯拉夫人的祖先向东迁徙，抵达第聂伯河，在这里和芬兰-乌戈尔人融合，形成了东斯拉夫民族。向南进发的部族则形成了南斯拉夫诸民族。
自远古时代以来，东斯拉夫人就一直流传着与草原游牧族群斗争的神话。先是来自亚洲的入侵者金麦里人，然后是中亚的斯基泰人，随后又有东方的游牧部落萨尔马特人的入侵。公元375-568年，是欧洲历史上被称为“族群大迁徙”的时代。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先后建立起数十个日耳曼人的“蛮族国家”，为欧洲未来的政治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在这趟举世闻名的大迁徙浪潮中，斯拉夫人、芬兰-乌戈尔人、阿兰人也被裹挟其中。
成书于12世纪，被认为是俄国最早历史著作的《往年纪事》记载，东斯拉夫人共有30多个部落。在10世纪以前，东斯拉夫人各部族仍然处于流动和迁徙的进程中。而肖瑜教授的这部著作，也参考了《往年纪事》中的诸多历史记载，使得历史的面貌更加真实可信。8世纪末9世纪初，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东斯拉夫部落联盟逐渐形成更强大的部落集团，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把东斯拉夫人的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有了同样的宗教信仰，向同样的多神教神灵祈祷，并组织联合性军事行动抵御外侮。而对于罗斯公国建立的历史依据，显然在后世的历史研究者看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
879年，留里克王去世之后，他把公国委托给自己的族人奥列格。两个罗斯国家并立的局面以第聂伯河流域西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吞并了第聂伯河流域中部的基辅而告终。奥列格依靠智谋占领基辅，以基辅为中心的统一的罗斯国家在882年成立了。19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把这个国家称为“基辅罗斯”。913年，奥列格去世后，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留里科维奇继承了基辅大公的王位，在伊戈尔大公统治时期，罗斯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当伊戈尔大公带着亲卫队去德列夫利安人那里征收贡物时，愤怒的德列夫利安人用残酷的手段杀死了伊戈尔大公。伊戈尔大公的妻子奥莉加和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留在了基辅。当伊戈尔的死讯传来，基辅的老百姓拥戴奥莉加，无条件支持她，而且承认她的儿子的王位继承权。通过后世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说——奥莉加大公夫人的四次复仇，她需要求助于一个新的宗教来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
962年，奥莉加和伊戈尔大公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开始亲政。史称“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他完成了此前的时代未竟的事业。972年，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在回国途中遇袭，罗斯将军斯维涅里德逃回基辅，向留守基辅的大王子亚罗波尔克报信。973年，年轻的亚罗波尔克在他父亲的老部下的支持下，于基辅继承王位，称为“亚罗波尔克一世”。即位之初，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他的二弟奥列格管辖的德列夫利安地区和三弟弗拉基米尔统领下的诺夫哥罗德地区，都渴望从罗斯大公国中独立出来。这就引发了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兄弟相残。980年，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的第三个儿子弗拉基米尔弑兄夺位，称为基辅大公，史称弗拉基米尔一世。意识形态上，弗拉基米尔一世通过新的宗教凝聚人心；军事举措上，弗拉基米尔一世通过把他的12个儿子们分派到各地出任总督来维持各地均势。
作为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第三子，雅罗斯拉夫通过与兄弟之间的争斗掌握了政权。他在成为罗斯唯一的大公后，仿效其父亲的做法，也把儿子们派往各地，并要求儿子们无条件服从他。在雅罗斯拉夫在位期间，整顿军备、扩建都城；尊崇教会、鼓励文化。雅罗斯拉夫大公在罗斯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还颁布了罗斯历史上流传至今且年代最早的《罗斯法典》。在外交方面，雅罗斯拉夫延续了前代的对外政策，扩大了势力范围，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提升了国际地位。方方面面的改革和举措，使罗斯逐渐成为东欧地区的一个强国。同前代相比，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行各业在持续进步，新的城市随之发展起来。
1055年，雅罗斯拉夫的次子伊兹雅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继承了基辅大公的王位，史称“伊兹雅斯拉夫一世”。他不仅要面对来自草原的游牧族群的新敌人，波洛茨克的叛乱，还要面对多神教的骚乱和社会的抗议。而在1054～1072年，基辅政权实际上是由雅罗斯拉夫的三个儿子共同把持，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巨头时代”。表面上的岁月静好，掩盖不了内部的冲突。此时，面对“智者”雅罗斯拉夫所立下的“兄弟之间不得相互攻伐”的遗训，子孙们为争夺基辅王位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残酷而血腥的斗争。此后的统治者，例如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不仅暂时延缓了罗斯走向解体的自然历史进程，也明显提高了罗斯的国际地位。
12世纪中后期，罗斯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当杰出的领导者相继去世，解体的趋势也愈演愈烈。
肖瑜教授在这部著作的尾声中写道：“在后人看来，罗斯的解体是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是罗斯社会的重大倒退……但从较长的时间线来看，罗斯的政治解体只是未来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重新崛起过程中的一个自然历史阶段。”
综观肖瑜教授的《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以民族起源为引，细致梳理了罗斯诸民族的史前时代，东欧平原上的早期人类遗址，将东南欧的历史上溯到了旧石器时代。通过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确定了其民族的共同祖先；以历史定论为锚，作出了“罗斯”这一概念在狭义和广度上的区分。这些详尽的宏大叙事为后文中基辅罗斯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背景铺陈。而在基辅罗斯的表面盛衰之下，肖教授也深入地探究了基辅罗斯渊源绵长的文化影响和宗教牵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罗斯周边的强敌全都是一神教国家，继续维持多神教信仰则意味着与整个欧洲社会隔绝。而基督教这种一神教完全符合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并且，基督教规范了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入了新的道德标准。同时，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开始进入罗斯视野，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习俗都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因此，基督教不仅渗透进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促进了国家的团结和稳固，强调了基辅罗斯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关系，赋予其更为坚固的意识形态基础。
而在王朝更替的线索之外，肖教授也深刻分析了基辅罗斯的“年长者继承制”这一继承规则的弊端。显然，肖教授的此部著作既能站到一个高屋建瓴的位置去审视，也能跳出历史的因袭，站在更广阔的、更空旷的视角去观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肖教授把这种制度的弊病（内在因素）和制度之外的世界局势的更替和演变（外在因素）放置在同一视阈内去考察，进一步指出了基辅罗斯衰落的背景之复杂缘由，也让我们读者感受到基辅罗斯的衰落绝不是单一属性的问题，而是内部结构性和外部驱动力的共同结果。
尽管基辅罗斯早已成为历史余晖中的一抹孤影，但它留存于世的历史遗产、文化瑰宝、制度架构与族群格局，将深深楔入人类的普世基因，鉴照并警醒着后世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