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绿色转型是双碳目标下经济新质增长的关键
（本文作者段宏波，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22年2月国家首次发布了《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方案在食品绿色消费、小区节能环保改造以及公共机构绿色消费转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且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绿色消费方式成为公众自觉选择，绿色低碳产品成为市场主流，重点领域消费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基本形成，绿色消费制度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基本健全的目标。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这进一步明确了消费绿色转型的方向。
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在经济发展中长期扮演了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角色，如果说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得益于大规模投资的拉动，那么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将越来越依赖消费，特别是绿色消费转型。在传统经济模式中，消费与收入捆绑，绿色在消费特征中被隐现，而双碳目标，特别是碳中和长期目标的提出，将驱动消费的绿色化、低碳化，这又将对企业生产的绿色化提供内驱力，包括带动一大批新型产业的出现、引导传统产业的绿色生产转型，继而推动整个经济的新质增长。
必须指出的是，消费侧绿色化内驱力的形成要比企业生产端难得多，这是因为生产企业具有团体和组织属性，易于通过碳税、碳交易等市场机制或行政命令来进行规制，而消费涉及衣、食、住、行等多个细致的方面，直接对等到个体居民，其分散程度更高，个体异质性更大，且消费者偏好的调整依赖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意识培养等多个拟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并不是简单的政策引导或激励便可实现的，甚至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培育。
以食品为例。食物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占到全球总排放的1/3左右，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则达到37%。由此可见，食物消费绿色转型对经济和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影响有多大！但要推动食物消费的绿色化，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首先政策未动研究先行，即大力推动覆盖多维消费的针对性研究，包括消费品绿色含量、消费者偏好、价格动力学、受影响因素等等。对食物消费而言，尽管已有不少研究从生产端或供应链环节对食材原料进行碳足迹分析，包括种植和培育等多个农业部门（如牛羊猪肉、禽肉、鱼虾和蔬菜等消费的碳排放）、食品生产、包装、运输、供应链等多环节的排放核算，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微观消费端（餐桌端）进行食物排放的研究。而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情况下食材并不是食物消费的最终形式，其估算的排放因而也不能作为消费端的结果。因此，对食物转型的推动需要结合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去搞清楚哪些菜品是营养的，什么菜品是低碳的，以及如何去平衡营养和低碳。
其次才是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不同角色的扮演。比如，政府可加强对碳标签等市场机制的研究投入，充分利用市场和非市场化手段（引入产品认证、碳标签政策、引导植食肉的科技研发补贴等）激励餐饮企业控制菜品碳排放、促进技术创新；充分考虑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制定差异化的低碳和营养均衡饮食标准等，同时通过教育和宣传普及低碳菜品和菜系知识，提高公众低碳可持续的饮食消费意识。事实上，意识很难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比如通过建立碳普惠体系，引导消费者入驻平台，同时借鉴股市交易的经验，将碳普惠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形成闭环的个体碳交易机制，这将给个体参与碳减排提供强大的外部驱动力，也是绿色意识快速形成的有效途径。但政策的挑战需要下决心去应对。
此外，餐饮企业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头部餐饮平台或企业在饮食低碳化进程中应作出更实质性贡献，事实上，当前无论是餐厅还是大型餐饮电商平台在绿色消费转型和应对双碳目标方面几乎没有可观的行动，既未发布行业目标，搭建研究平台，也未建立绿色消费标准。如餐厅可以建立食物消费的GHG排放数字监测体系，尝试利用碳标签等机制加强食品低碳化管理，对于高碳的菜品推出小份菜，减少高碳菜品的消费和浪费，并动态地调整菜品的价格来减少高碳菜品的消费。对拥有中国最多餐厅和消费者资源的电子商务平台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其应该强化数字技术在平台低碳饮食转型方面的应用，比如鼓励商家为菜品标注碳标签，建立碳标签机制的餐厅试点，并在平台上推出“低碳榜餐厅”等；督促餐厅加强菜系和菜品的低碳化管理，在政策支持下协同促进餐厅食材研发和烹饪技术的创新，从食物绿色消费助力国家碳中和和经济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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