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超过300家”，以色列设立的这家办公室发挥大作用

转自：上观新闻

自1987年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成立以来，各地孵化器建设不断加速，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中心一环，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

「平等互利多赢」

孵化器是以全球一流孵化人才为核心牵引，具备硬科技创新策源、颠覆性科技成果转化、高成长科技企业孵化和全要素资源整合能力的高水平创新创业服务机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其运行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体多元化发展模式。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开始由直接资助孵化器向主要提供信息和网络支持转变。同时，基于优惠政策和立法支持等，积极鼓励其他主体对孵化器投资，逐渐形成一个以政府部门、研究教育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经营模式。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由帮助企业创立升级为保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企业化运作机制。

美国企业孵化器基本上以一个新创企业的身份运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同入驻企业共同遵守市场规范。孵化器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体系，所有权、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得以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再次，严格的项目筛选机制。

一般由资深企业家或相关领域科学家担任经营者，评估孵化项目的技术先进性、可行性和市场前景，通过评估后才能入驻；进驻以后，定期审查和跟踪入驻企业的成长情况，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一步孵化。

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一度超过300家，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位居第三。以色列主要通过工贸部下属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管理，对孵化器和孵化器内的单个项目提供资助。基于合同，政府与孵化器明确彼此的责任，董事会监督孵化器管理决策，政府参与孵化器管理人员任命，孵化器拥有完全的财务独立权。

项目入驻孵化器后，要经过最长两年的孵化期。在孵化期内，它们需要消除技术风险、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熟悉产品市场、申请专利、创立高素质管理团队、保护商业机密，并提升学习及管理能力。在孵化完成之前，还要做好募集资金或找到战略合作伙伴等任务。

进一步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有以下几条成功经验：

第一，政府职能定位明晰。

政府不直接参与孵化器的营运，而更多发挥引导、保障、支持等间接作用，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如税收政策、投资基金奖励政策等），鼓励、支持民间投资设立发展孵化器。

第二，营运机制合理。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营运成功之处，在于企业化运作机制和严格的项目筛选机制，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专业团队能力突出。

孵化器不仅为企业创造价值，也很注重孵化器本身员工的发展。它通过行之有效的培训机制、荣誉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不断打造专业化的服务团队，并基于增值服务、价值链孵化和创新基金运营来产生更大回报。

对于技术型公司来说，人才更是成败的关键。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导师团队会以团队研究或一对一指导的形式给予创业者协助，有时甚至暂时加入创业项目。

第四，注重资源整合。

孵化的过程，说到底是资源配置的过程。注重孵化项目的资源整合，是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取得成功的关键。

科技企业孵化项目的资源包含自然、科技、人力、政策、信息和产业等。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政府引导、产学研合作、毕业企业反哺等条件下，为创业者搭建平台来进行孵化项目资源的有效整合，并在资源组织者的推动下，以平等、互利、多赢为基础，实现社会化的创业战略联盟，进而建立起良好的资源生态圈。

「生产生活生态」

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为一个互动平台，广泛联系社会各界，聚集相关机构的多种有效资源，使得政府、孵化器、创业者等之间可以充分交流，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同时，积极整合国内外资源，链接上下游企业联动协同，通过资本、人才、产业链运作和市场化操作等加速科技企业成长，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人员就业等注入新的活力。

它如同土壤中的活力素，让企业成长的土壤更加肥沃。通过加快培育一批产业领域聚焦、专业能力凸显、示范效应明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可以带动从基础服务向精准服务、从集聚企业向孕育产业、从孵化链条向厚植生态的转变，引领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对照目标，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各地的发展和产出能力还有较大差距。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孵化器产业起步较晚、历史较短、发展较慢、经验不足，导致无论是事业类型的孵化器还是公司型的孵化器都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专业人才缺乏。

一些孵化器缺乏激励机制，无法吸引到具备优秀能力的高技术人才。同时，不少孵化器都以专业作为聚集前提，如有的专门针对科技医疗领域、有的专门针对计算机领域，在挑选从业人员时更愿意选择熟悉医疗、计算机的相关人士。实际上，孵化器是一个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比较庞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挖掘机制有待加强与完善。

又如，服务不到位。

中国孵化器的硬件设施比较完善，能够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但软件方面还有不足。比如，一些孵化园仅仅提供一般性的服务，无法满足入驻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再如，运营机制不合理。

一些硬件设施有的没有经过专业考证、调查，“重量不重质”；有的孵化器提供了过多的错配硬件资源，导致整体利用率低，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孵化器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分享网络，资源无法共享，没有形成协同效应。

同时，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孵化器是政府领导下的事业单位，导致竞争力不强、风险意识弱、效率低下、投资成本高等现象。有时候，孵化器在后续发展中会脱离市场，导致资源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有些孵化器在运营过程中缺少风险控制机制，对入驻企业进行风投时没有科学计算收益和风险，导致进一步亏损。

下一步，要坚持专业引领，支持一流孵化人才、科技领军企业、知名高校（大学科技园）、科研院所、顶尖投资机构等各类主体建设高质量孵化器，提升专业人才（团队）、技术服务平台、早期投资、资源对接等专业化服务能级。

要坚持多链协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融合发展，在功能定位、战略布局、建设路径和扶持方式等方面先行先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互动。

要坚持国际协作，以全球视野、国际一流理念引导高质量孵化器融汇国际高端资源，构建符合国际规则和中国特色的跨境协同孵化服务体系，实现“走出去”“引进来”双向融通。

对上海而言，可聚焦张江科学城、西岸滨江等重点区域，以高质量孵化器建设为核心，集聚科技领军企业、高校院所和科技金融、成果转化等服务机构，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良性互动，打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新空间。

同时，开展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和开放合作，打造长三角协同孵化网络。支持高质量孵化器参与长三角科创示范基地建设，推动技术和成果跨区域转移转化，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双聘教授夏明月上海道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之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