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京论坛｜时隔三年线下重启：中日尽管存在分歧，仍需增进对话交流
“大家能冷静、坦率地讨论一些争议问题了。”在10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第19届北京-东京论坛上，中日双方多名专家说出了这样的感受。两国关系近期经历了一些波澜，临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纪念日之际，面对面交流显得尤为珍贵。
2023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第19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外交部网站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视频致辞时指出，受中美关系氛围的影响，中日国民感情近年来持续在低位徘徊，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同时共同来加以扭转。他强调，两国关系越不尽如人意，我们越要发扬“以民促官”的传统。
根据中国国际传播集团和日本言论NPO近期在中日两国开展的联合舆论调查，日本超九成受访者对中国印象不佳，较去年比例有所上升。中国约六成受访者对日印象不好，与去年相比变化不大。与此同时，根据这项调查，中日两国分别有60.1%和65.1%的受访者认可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国民感情不佳，一方面因为过去几年疫情限制了人员往来和交流，另一方面两国间新发的以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对民意造成了影响，包括福岛核污水排海、中日海洋事务摩擦、日本防卫政策变化……两国专家学者也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观点交锋，双方之间的一个共识是坚持和平友好。但可以观察到，双方在部分问题上仍然存在误解、误判，和难以调和的意见分歧。
问及“中日双方如何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推进深入交流，而非各说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杨伯江在论坛记者会上回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决定中日关系的是一个三维的要素构成，分别是时间纵向、现实横向、观念理念层面的要素。因此除了实力对比以外，还有战略意图或者说相互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之间对话非常重要。在交流当中应该注意，除了把我们的立场观点讲述清楚之外，最好还要表明最基本的事实。让对方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杨伯江就论坛上的讨论的内容举了一个例子，日方代表提到的关键是“中国对于核心利益的界定，还有中日之间承诺不鼓励以非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这里面的事实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是无限的，是有限制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方面的立场并不违背中日之间的相互约定，两国间的承诺是不以非和平武力或武力威胁手段解决国际纷争，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国际问题。
就上述问题，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补充回应，他认为要用对方能够理解的逻辑和语言来说明，否则对方就难以理解。双方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推进交流和理解。
对话交流是中日双方都强调的重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存在较大误解和分歧的问题，比如在此次论坛上谈论最多的“安全”问题，具体而言既有传统意义上地缘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也有对核污水排海的安全担忧。
安全领域分歧较大，重在增进交流
日本自去年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以来，大幅强化防卫力，推进拥有反击能力以及增加防卫费，“专守防卫”方针出现重大转变。2023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额高达6.82万亿日元，是2022财年的1.26倍。修改后的《国家防卫战略》首次引入“反击能力”的提法，而且美日防长于今年10月初达成一致，同意日本较原计划提前一年于2025年引进美制“战斧”导弹，“战斧”将搭载在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上。
原防卫事务次官西正典对澎湃新闻表示，面对当今的局势，日本不得不增加防卫预算，并不是为了迎合美方的要求，而是谋求自身的发展。“对于日美同盟的强化，中方感到不满，但是日美同盟是日本安保和外交的主轴，而同盟本来就意味着利害共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美同盟以及美日韩三边近来在台湾、涉海等问题上对中方进行抹黑攻击，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还在今年8月窜台妄言，对此中方都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予以强烈谴责。
在此次北京-东京论坛上，中方专家对最近日美同盟把台湾海峡局势作为日美同盟军事合作重要内容，以及日本防卫政策的发展方向变化表达了关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归泳涛表示，令人担忧的是，双方在安全领域存在很大误解，倾向于把对方的防御性行为视为进攻性的行为，从而有陷入安全困境的危险，甚至可能导致两国不自觉地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
归泳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进一步分析称，目前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分歧比较大，有部分安全分歧被过度炒作。就台湾问题来说，美国、日本等个别国家出现了一些破坏迄今达成的原则共识的行动。比如日本一些政治家利用台湾问题作秀，加剧了紧张局势，而日本政府和执政党采取了放任态度，放任这样的行为，其结果加深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损害了风险管控的效果。
“中日尽管有分歧，仍然要促进对话交流，这有助于减少误解和误判，避免被个别国家的对抗思维、零和思维误导。”归泳涛说，在国家领导人层面、部一级层面，具体事务级层面的交流都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从不同方面恢复和加强对话交流和风险管控机制，长远来说也是为了探讨各方都能接受的地区安全框架和行为规则。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政治及法治研究室主任增田雅之也向澎湃新闻表明了增进交流的重要性，他说，中日两国的战略目标不同，现阶段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合作的讨论几乎没有。所以，现在必须就双方的共同目标进行讨论，只有确立了共同目标才能推进合作。现阶段防卫领域要增进相互了解，在有分歧的情况下，要基于规则进行沟通，而这种规则也需要通过国防教育工作去补齐，不仅限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还应该扩大到防务人员。
实际上，中日双方在防务领域上的对话正在逐渐恢复的进程之中。今年2月，中日举行第十七次安全对话，就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4月，两国代表在东京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双方就东海等海洋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更重要的进展是，历经16年磋商，中日之间旨在防止海空突发事件的防务部门“直通热线”于5月16日正式启用。
在不断推进交流的背景下，中日在安全领域也有合作的空间。归泳涛表示，在一些新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安全等，在未来不仅是中日，全球都可能面临来自这些领域的新挑战，或许现在讨论合作无法立即得出结果，但是可以先交换各自的看法，推进这方面的理解和合作。
认真应对核污水引发的公众担忧
针对“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中日两国开展的联合舆论调查显示，日方36.7%的受访者认为主要问题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而在中国，只有5.8%的受访者认为这是阻碍两国发展的因素。
显然，两国民众对核污水排海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两国官方立场和媒体报道不无关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已经有两个月，国际社会要求尽快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并且确保日本的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的切实参与。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8月24日起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求中方撤回禁令，此外日本政府还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书面文件，称中方的禁令“完全不可接受”。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9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中方依据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世贸组织相关规定采取紧急贸易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必要。日方应立即纠正错误行径，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在此次北京-东京论坛的核安全分论上，日本方面与会人士强调排海的水经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测，被证明是“安全的”。中国方面代表指出，海水检测样本是由日本方面提供的，而且是经过稀释后的样本，中方认为应该检测的是稀释之前的样本，要重点检测除了氚之外的其他核素。
东京电力公司声称，核污染水通过多核素处理设备（ALPS）等设备进行净化，可将水中除氚之外的62种放射性物质净化至达到日本国家环境排放标准，这样的水被日方称为“ALPS处理水”。其中，核污水中的氚难以通过设备净化，将采取海水稀释的方式，使之浓度低于1500贝克勒尔/升，相当于日本国家标准的1/40，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饮用水质量标准的约1/7。
然而，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能否真正地降低到安全标准，持续的低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排放对海洋有怎样的影响，预计持续三十年的排海计划将出现怎样的突发情况和深远影响，这些都是未知的。
另一方面，中日媒体对于福岛核污水排海的报道也出现了不同的趋向。据观察，现阶段日媒的许多报道聚焦于排海后的取样检测结果符合国际标准，唯独强调所谓“安全性”。但是，目前日方的检测明显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和利益攸关方面的参与。在论坛上，中方媒体人建议双方达成一个动议，组织中国资深媒体人士到福岛实地考察，双方媒体共同监督并进行深入报道，这远比日方人士的单方面解释更令人信服。
针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件，19届北京-东京论坛的中日代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意采取措施认真应对公众担忧，并以此事件为契机，开展有关安全发展及和平利用核能的定期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