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与郭象的“著作权案”
▌洪宇
《人生如逆旅：魏晋名士的风度与精神》萧华荣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据说最早将老、庄并提的人，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又读庄、老，重增其放”。在历史上，把老庄并提这还是头一遭，嵇康把老、庄的处事态度横向比较，是重老还是重庄？这个问题也难住了当时的思想大家们。对于《庄子》的研究，除他以外，阮籍写了《达庄论》，向秀更是注释了《庄子》，使得庄子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稳妥接轨。
向秀注《庄子》的时间现在难以考证，但是向秀注《庄子》也是时代与环境共同推动的。三国时期，名家、私家注《庄子》的越来越多，在向秀之前通行的就有好几种注本，但注得都不好，也没有流传下来。喜欢读书性格浪漫的向秀，对于注释一本前无古人的《庄子》萌生了兴趣。他把这个想法和好友嵇康、吕安讲了，但两人都觉得《庄子》不用作注，这本书是需要用感觉用心去体会的，作注释只会败了《庄子》的思想，注得不好还不如不注。
向秀没有听嵇康和吕安的，而是在家悄悄注释了起来。等待注完再拿给二人看，他们俩读完大吃一惊，没想到《庄子》还可以这样理解。向秀的这本注释，在当时的士人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都想知道能让嵇康惊为天人的这本注释，究竟有何奥妙在里面。
向秀的注本让人们了解《庄子》中那些奇趣的故事，接近玄妙但又非常生活的寓言哲理，推进了魏晋时期玄学精妙的风气。但向秀的这版注释没能流传下来，现在只剩下二百多条佚文，分散在各种古书里，零星且不成系统。在向秀的这版注释流传多年以后，人们推算应该是在向秀死后，有一位叫做郭象的后生，也开始注释《庄子》，这也引出了一桩有关注释《庄子》的公案。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萧华荣的著作《人生如逆旅：魏晋名士的风度与精神》中，萧先生仿照东晋时期袁宏所写的《名士传》，以其中“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的分法，以名士群体为时间阶段，解释从三国一直到东晋时期的名士们。这也让人们在这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去体会这些名士创造的精神历史。串起事件的先后，让英雄与名士的沉浮往事，代替残酷政治带来的杀戮。我们也得以在书中完整串联起来，因为注释《庄子》而引起的历史公案。
郭象生活在西晋时期，与竹林七贤那时的动荡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竹林名士注重个人的精神自由，引发了对世俗礼教的冲击。自由逍遥的精神在乱世可作为逃避世事的途径，但当秩序回归该要重回轨道时，名教与自然，约束与自由，必然互相冲突。这也形成了一种矛盾尖锐的思潮冲击，而郭象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年代。
郭象喜欢与人谈论老、庄，名士王衍就曾评价他：“郭象清谈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说他谈起来就好像瀑布一样，不带停的，可见郭象的口才非常之好。且言之有物，不是漫天说胡话，与他辩论、清谈的人，都能被他说得服服帖帖的。这样的人要是去注释《庄子》，肯定是通俗易懂、老少咸宜。
当初，向秀注释《庄子》引起了士人圈极大的反响，但他没有注完就去世了，还剩下《秋水》《至乐》两篇没注。他的后人年龄尚小无法续注，也没能力将向秀的作品整理抄录出来，这版注释最后还是逐渐遗落了。但是好在世上还有另外一个抄本存在，而这个抄本就在郭象的手上。
书中提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郭象很不厚道，他见向秀的注本失传了，向秀本人也去世了，就把向秀的研究成果洗了遍稿据为己有。他补注了《秋水》和《至乐》两篇，又更换了《马蹄》的注文，其他三十篇，洗洗稿改改句子，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很多人的心中郭象就是一个剽窃者，剽窃了向秀的成果。
另一种说法认为郭象虽然吸收了向秀很多内容，但他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是有自己个人想法的。唐代的陆德明就对向秀与郭象的注释进行对比，在《经典释文》中，他分别著录了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并说明“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卷”，“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二卷”。并且给予郭象很高的评价：“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人们对完好保存下来的郭象版《庄子》和仅剩二百多条的向秀版《庄子》做过对比。在现存的条目中，向、郭完全相同的有二十八条，可见郭象抄袭是没跑了。词义相近的有三十七条，可见郭象洗稿也没跑了。向秀有注但郭象没注的有四十八条，郭象对向秀的注释也是有所取舍的。而剩下的条目两者完全不同，可以说虽然有抄袭和洗稿的行为，但郭象版的注释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郭象的《庄子》注释，是在向秀注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向秀启迪了郭象，也可以说郭象的《庄子》是向秀与郭象二人合力完成的。郭象的《庄子》有着很明显的时代特色，他这部庄子着眼点放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在这部被自由者视为经典的著作中，完成自然与世俗的融合。
这种融合并非硬融，而是郭象真的找到了两者不对立可以共存的部分，突出那些可以重合的部分。比如《庄子·秋水》写道：“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意思是，牛马四条腿，是牛马天生的，是牛马“自然”的。为了便于驾驭，给马套上了笼头，给牛穿了鼻子，这就是人为的了。如此看，儒家的礼法就是对人性的“人为”。但是郭象的注释将这句话引入了另外的思想中，大致意思是，人生总要用牛马的，用牛马就得套笼头穿鼻环，这就是牛马的天命，既然天命如此那就是自然的了。诸如此类的注释还有很多。
书中得出结论，郭象的注释目的是为了调和矛盾，其实也是在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这种维护不是以强硬对立的形象出现，而是表象虽然不同，但在解释中让人发现其内里是大致相同的，用求同存异的方式，消融老庄学说带来的分离焦虑。当我们把整个故事完整贯穿下来，才会发现，郭象虽然使用向秀的底本，但基于这样的目标也不可能完全抄袭向秀的思想，他必须在下一个时代中，解决上一个时代遗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