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预期混乱、信心匮乏的背景下政府应反思如何管理预期、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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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府提出5.5%的增长目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还能提出5.5%的目标，确实短期内对市场的信心是有所提振的。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政府提到的事情肯定是做到了，如果有困难的话，就会出台相应的政策，最终也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但今年的情况是不是有所不同？而且在早期，当1-2月数据公布出来的时候，我认为市场上还是有一些投资者，确实相信政府最后是有能力实现5.5%，有一部分人是比较坚定地确信5.5%是能够实现的。但是3月份新情况出现以后，相信这部分人越来越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从5.5%的目标说起是想谈政府的预期管理问题。因为现在有三重压力的问题，最主要的是预期转差。在宏观经济学中，预期管理也是整个宏观经济学最主要的部分，我个人觉得也是需要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一个分支。所以，在这个时点上，我认为政府有必要反思，怎样来管理预期，能够凝聚共识，这是当前最主要的一个建议。

一是今年即使出台非常强有力的短期的经济政策，就目前情况看，要全年实现5.5%的增长是有很大难度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二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样实现预期管理，化不利为有利。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段子，如果一家人坐在一起谈疫情问题时，会有两三个人走掉了，因为对疫情到底是清零还是共存有不同观点，谈不下去就走了。但如果接着谈俄乌战争，可能一家人里的两兄弟就会打起来。这反映了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其实大家的看法和认识是存在非常大的混乱的，特别是自媒体时期。这次上海疫情可能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必须正视大家的不同看法，并且要思考怎样在这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凝聚共识，提振大家的信心。当年温总理说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个问题，现在又到了特别紧迫的地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转到实事求是的角度上谈。凝聚共识，最主要的是认识到眼前的困难和现实是什么。以这个为出发点，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发中国的增长动能。自去年下半年房地产危机出现以来，加上今年疫情反弹，预期的混乱、信心的匮乏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因此，当局或者政策决策者需要反思，通过什么样更有利的方式能够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有一套真正有效的管理预期的政策组合出来，这是当务之急。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2020年开始，在很多政策上提前发力，出台了很多行业相关政策，一个共识就是要控制资本的野蛮生长。经过两年的努力，很多行业都得到了很大的调整，有些行业，像教培行业可以说是整个行业要有一个重组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政府到了一个时间点，要给一个清单，哪些东西是资本可为的，哪些东西是资本不可为的。或者说给一个负面清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做，在其他情况下是有依法保证的，创业创新最后都会受到社会认可和法律保护。

第二，全社会信心的振兴和房地产还是有很大的关系。日本前央行行长白川方明三年前说过日本地产危机之后，日本的整个民族就进入到一个不同的精神状态，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会看到后面日本的生育率等等都是急速下降，现在我们的房地产问题，房住不炒这些都是不同背景下的一些政策，总体上要给年轻人、低收入阶层、整个社会予希望。整个房地产行业就目前这个走势来讲，所有人都会感觉没有希望，有房的人会觉得房价会下降，没房的人认为房价再怎么下降，我也不可能买得起房。所以，这不仅仅是行业的问题，虽然从数据看从卖地收入到整体房地产的销售都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大的前提是要把房地产行业当做一个老百姓民生需要解决信心的问题。有很多技术性的政策都可以出台，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要意识到目前的房地产政策虽然短期内控制了风险，但是不是在长期内会使整个民族的预期产生一定的问题。所以，这是有关当局要反思的事情。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来修正给老百姓的一些预期，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

第三，和地缘政治有关，也和美联储未来加息周期有关。俄乌冲突，总使我想起来三国时候的情况。三国一定是三角才能稳定，如果一旦有一角缺失，最终三国鼎立的局面就会崩塌，这就是我们所谓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含义。在俄乌冲突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除了内需不足造成的经济下降问题之外，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高油价带来的全球通胀可能不是一个短期能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美联储货币多发造成的，也是由于供应链的失衡所导致的，现在欧洲TTF天然气主力合约达到了最高的时候接近200欧元兆瓦时的水平，对应的油价是超过300美元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短期内欧洲的经济会承受怎样的滞胀压力，尤其在疫情下，如果美联储加息就欧洲会出现什么局面，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实际上是受益者。因为2008年时，美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还有60%，但到了今天美国是全球最大的LNG出口国了，所以俄罗斯倒下唯一受益的就是美国，美国这支大棒打下去以后，欧洲基本上动弹不得了。未来，在这样一个全球大变局下，美国面临着加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选择，如果美国一旦加息，去年我们经济最主要的引擎是出口增长，出口有增长才能带动一季度制造业的投资有起色，如果美国一旦起动加息，加上全球滞胀的风险，可以想到我们增长的引擎会是什么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是短期的降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降息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大招，在两年整顿不同行业的情况下，一定要重启改革这一大旗，除了重新启动市场化的改革，激发内在增长潜力之外，应该说没有更多的政策可以对付未来很可能发生的全球的大的滞胀。俄乌战争之后，会看到美国股市不能说每天都在涨，但基本还在一个上升行情。俄罗斯自己推出了反金融制裁的措施之后，它的货币、市场也没有差到不能看的地步。但是我国的港股受到重创，创业板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这些都说明了不是我们简单的某一个政策出现了问题，而是一个政策组合都要重新再构造的问题。

我们设了5.5%的目标，所有人还是要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我们又设了一个并不是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因为我们财政预算需要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一批准以后就不太可能自己再修改，如果今年为了保持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增长，我们建议政府当局适当地考虑修改财政预算，尽早经过相关的立法程序批准，这反过来说也是给市场一个更大的信心，至少是一个表态和支持。相反，货币政策目前的谨慎，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目前的CPI还是处在比较低的位置，总体来讲未来的货币政策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货币政策一定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需要财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的配合才能够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