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宣颖:为北京存史

2022-07-22 15:59:08 - 北京晚报

▌侯磊

瞿宣颖:为北京存史

民国学者瞿宣颖是有“善化相国”之称的晚清重臣瞿鸿禨(1850—1918)幼子,在他八十年的岁月中,除了长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在北京,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精通英文,并学习德文、法文;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再毕业后北上谋职。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1946年归沪独居,直至1973年死于提篮桥狱中,此间的传奇,足够做一篇《瞿宣颖的京沪双城记》。

他早年居沪时用文言写作,署名瞿宣颖;壮年居北平时,使用瞿宣颖、瞿兑之、铢庵、瞿益锴等若干笔名,从文言、半文言写到白话;后半生回到上海,写作时署名瞿蜕园。至今人们尚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

而最终成就瞿宣颖史学家、掌故学家地位的地方,是北京。

瞿宣颖:为北京存史

瞿宣颖(1894—1973)

北平史官

说瞿宣颖是“史官”,是因为他在北洋政府曾担任以下三个职位:政事堂(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省通志馆馆长。担任过这三处的长官,能堪比古代的史官了。具体而言,瞿宣颖从史料的采集、编辑、教学,到校订、出版,都亲自干过,都管理过。

民国时热爱北平的文人大有人在,而瞿宣颖的热爱远不止写几篇旧京梦华录,而是把职业前途都用在热爱上。鉴于北平历代方志都不够完备,他想给北京做地方志。他在《国史与地方史》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固然要一部极好的国史,尤其先要有几部极好的地方史。”地方史不仅作为乡土教材培养人们热爱家乡的感情,更是国史的一部分,爱乡便是爱国。其具体工作,是先后两次通过不同的学术机构,以及他在机构中担任的职位来实行的。

1929年9月,国民党元老李煜瀛(李石曾)倡议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这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北平研究院下分若干研究会,也有院士制度,叫作“会员”,一共有九十位。瞿宣颖是史学研究会会员之一。史学研究会地点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有众多学术项目,首先是编纂《北平志》,为此还创办了《北平》杂志。

也许是学术带来的兴奋,瞿宣颖率先拿出了《北平志编纂通例》《北平志编纂要点》,列出《北平志》要分为六略:一、《疆理略》;二、《营建略》;三、《经政略》;四、《民物志》;五、《风俗略》;六《文献志》,算是定了个体例的初稿。后来又干脆自己编了本《北平史表长编》,都发表在《北平》杂志上。但这部《长编》限于写作条件,他并不满意,也曾受到过其他学者的议论,晚年时还对弟子俞汝捷谈起过,很遗憾没有再版修订的机会了。后来因为抗战,《北平志》的编纂工作被迫停止了,《北平》杂志只出版了两期。

另一次是到了上世纪40年代,由民国时清史馆总纂吴廷燮主持编纂《北京市志稿》。这部大书共有400万字,直至1998年才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一次瞿宣颖担任分纂,亲自编纂《北京市志稿》的《前事志》,“采用编年体,为上古至民国二十七年的北京大事记”。《前事志》原八卷,可惜如今仅存《清上》一卷了。

此时北洋政府的各大机构,官员工资并不低,公务相对清闲。而此时的北平有古典的遗韵尚无现代化的破坏,有南方的秀丽且有北方的壮美,有皇城府邸的尊贵又有市井小民的窃喜,瞿宣颖的生活理应十分滋润,然而,这位“史官”的居京生活是朴实的。父亲瞿鸿禨不大爱吃肉,多以素食为主,瞿宣颖也受此影响,并不是位老饕。他懂美食和生活品质,作有《北平历史上之酒楼广和居》《北京味儿》等文,不论是写涮羊肉还是谭家菜的鱼翅,皆得其中三昧(当然现在不该吃鱼翅了),但他并没有过分追求,只是从小生活水平较高。他笔下的北平,是“面食与蔬菜随处可买,几个铜子的烧饼、小米稀饭、一小碟酱萝卜,既适口又卫生……蓝布大褂上街,是绝不至于遭白眼的”。至于梨园鼓吹、斗鸡走狗、声色犬马,他则没什么兴趣。诚然,平民娱乐也绝非低人一等,能如王世襄写架鹰、唐鲁孙写美食、张次溪写梨园、连阔如写江湖买卖道儿上“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的人更为金贵,而瞿宣颖并非不懂这些,也偶尔会谈及一点,但学术兴趣并不在此。

因此,瞿宣颖的掌故不集中在吃喝玩乐、风土人情上,而是将历史事件、历代典章信手拈来,本质上是在写政治制度和风俗制度;更本质上,则是他史学研究和编方志的副产品。今人的“豆腐块”味道不如前人,是因为只有副产品,而缺少治学的主干。

故都之爱

瞿宣颖在北京住过很多地方,如他住过北池子、住过东四前拐棒胡同17号,1924年其时寓所已迁黄瓦门织染局6号,在京郊住过香山碧云寺,而他住得最久的地方始终是位于弓弦胡同内的牛排子胡同1号的半亩园东路,前后共四进院落,现在属黄米胡同。

这所不小的宅院原先是《鸿雪因缘图记》的作者、江南河道总督完颜麟庆(1791—1846)的故居,东部为住宅,西部为花园,瞿家只占东部,是瞿鸿禨时代置办下的。瞿宣颖读书求学并生儿育女,直至儿子在这里结婚,孙子在这里出生,直到最终与妻子离婚,并单人于1946年赴上海(家人在1948年去上海),后陆续将半亩园东路卖出。他写过《故园志》,请齐白石画《超览楼禊集图》。

他是《人间世》《宇宙风》杂志的作者,《旅行杂志》《申报月刊》《申报·每周增刊》也是他的发稿阵地,对于北平,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且把一切赞美之词留给了北平。他写道:“我是沉迷而笃恋故都的一人。”“舒适的天然环境,实是最值得留恋的。”“要找任何一类的朋友都可以找得着的。”“北平有的是房屋与地皮,所以住最不成问题……生活从容,神恬气静……”他认为北平如果以公元938年辽太宗定幽州为南京,到1938年已经是建都一千年了。作为千年故都,北平必应当隆重庆祝,大书特书,且需要整理的学术遗产太多了。

《宇宙风》在1936年第19、20、21期,出过三期《北平特辑》,每辑都是名篇辈出。第19期前四篇文章为:周作人的《北平的好坏》(署名知堂)、老舍的《想北平》、废名的《北平通信》、瞿宣颖的《北游录话》(署名:铢庵)。《北游录话》采用铢庵(作者自己)、春痕(挚友刘麟生)二人对话体的形式,分成十章连载十期,写铢庵带着春痕游览并谈论北京。而第十章《北平的命运》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表达出瞿宣颖对抗战前北平命运的担忧。在他心中,北平不只是文化古城,更是近代学术的中心,自古以来有着士大夫自由讲学的传统。

瞿宣颖喜欢实地考察和旅行,他热爱地方风物,每到一处都要走访文物古迹,恨不得立刻研究当地风土。他为张次溪《双肇楼丛书》作序称,张次溪研究北京能“亲历闾巷,访求旧闻”,他自己也是如此。他写有《燕都览古诗话》,每一处景观作一首旧体诗,并引用旧京古籍讲解论述。京城的中山公园、什刹海是他与友人游览、品茶的地方。故宫、皇城还是各皇家建筑,他都曾亲赴考察,并感慨大量清宫中没有算作文物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已残破丢失(这在当时人眼中不算文物)。他赞同朱启钤修改北京的前门楼子,认为这是成功的、现代化的修缮。而到1924年前后,市政公所几乎拆光了北京原有13公里的皇城城墙,他对此大为遗憾。皇城城墙今天只剩下1900米了。京郊各个旅行胜地,昌平的汤山镇、延庆八达岭、房山的上方山、京西的三山五园,直至潭柘寺……也都留下他的足迹,写有旧体诗或游记文章。

任何一个地方,要接续上它的历史,就要掌握此地历代先贤的著作。瞿宣颖极为熟悉旧京古籍和历代名家日记,如《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故宫遗录》等,辑录、整理、出版了不少。他根据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等,辑录出《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撰写了《北京建置谈荟》《从北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等长文,编辑出版了《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一辑。这套书他请史学家陈垣作序,并由梁启超来题签。他在致陈垣的书信中说:“《北京建置谈荟》,则颖所自撰也,书虽不足观,以供普通人浏览,稍稍传播爱护史迹之观念,未为不可用也。”该书由广业书社出过石印、线装铅印两版。广业书社就是瞿宣颖自己办的出版社。

瞿宣颖研究旧京有自己的体系,想要建立现代化的掌故学,他写了大量的旧京掌故文章,结集为《故都闻见录》《北梦录》等。掌故既是文章的内容,又是一种近似于古代笔记的半文半白文体。在新中国成立后,掌故文章也日趋白话化了。晚年的瞿宣颖在上海以“瞿蜕园”为笔名,给《新民晚报》《文汇报》《大公报》等写了不少旧京掌故的白话文,能读出他是用文言思考,再落笔为白话的。那些豆腐块他往往一蹴而就,一刻钟写完,至今读来妙趣横生。

存史之心

到了民国,瞿宣颖作掌故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想,可能是为了“存史”。

瞿宣颖生于清末,成就于民国。他所面对的改朝换代,结束的不只是有清一代,而是两千年来所有的帝王时代,是整个古代的生活细节。中国从此没皇上了,那么有皇上时的一切都没用了。没用之物,首选是抛进垃圾堆,而不是送进博物馆。民国人不把晚清的东西当文物,越是当时的学者,越认为不值得进博物馆。改朝换代便是旧臣败家,新执政者闪亮登场,京城八旗阶层败落,众多王公生活无以为继,哪顾得着存旧物?这便意味着历史中断,更何况瞿宣颖笔下那些“杂史”——历史的边角料呢?

而瞿宣颖自幼家中来往,无不是逊清重臣;他所求学、交往的无不是宿儒;家中翻检出前人的旧纸,无不是郭嵩焘、康有为、岑春煊等一辈名士之间的通信手札。他的掌故学有一半是天生而来的:自家和亲友即为半部近代史,任何旧事旧识都是写掌故的素材。他有意识甚至是下意识地保存家族、亲友和个人的史料,好像是一位每天都为孩子拍照的父亲,也像任何东西都要搜集的收藏者。

纵观他一生工作的“标准流程”,始终是:成立学术组织——搜集整理史料——研究并讲学著述——编校前人著述——序而刊之。就像旧时文人造园,请人将园林画成长卷,雅集时每人于长卷后题词作诗,自己再作总序,把诗文绘画,付之桑梓。众人吹拉弹唱,尽欢而散。多年后江山易主,园林荒废,老友凋零,此时展卷重读,借着夕阳念旧时春光。

因为时局的变化,他不得不于1946年离开北京寓居上海,并独居卖文为生。在“文革”中,瞿家世代的收藏连同他大量的文稿散失殆尽。然而,他毕竟留下了大多数的著作,留下了瞿氏家史、北京史志及自身带来的掌故。即便在不能出版时,他仍整理好了平生的《补书堂诗录》《补书堂文录》,并影印、油印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他一个人几乎干了三个人,甚至十个人的活儿。如今瞿宣颖仍有大量未刊手稿、书信藏于各大图书馆或民间藏家手中,时常出现在拍卖会上。更有大量秘辛从未写过或讲过,被他带走了。

瞿宣颖的一生,是想把遗失的历史打捞起来,把破碎的历史拼接起来,把驳杂的历史梳理出来,把深邃的历史注解出来,把讹误的历史订正过来。为了北京这座城,把自己的青春、诗文、职位、学术和藏书都给了它。

2017年,瞿宣颖的两本册子《学诗浅说》《文言浅说》(署名:瞿蜕园、周紫宜)畅销且得好评。这次整理、注解《北京味儿》,是瞿氏的半文半白、白话的文章中,就北京掌故和研究的一次集中体现,也是瞿宣颖重归大众视野的一次尝试。

(节选自瞿宣颖《北京味儿》代后记,作者系该书整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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