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且末当老师
转自:农民日报
④丁建新给学生上课。 受访者提供
⑤支教老师在沙漠合影。 受访者提供
编者按:
这是一个关于“标准”的问题,但我们无意也无法给出确定答案。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用意在于引起各方关注和思考。因为即便主体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人们给出的答案会大相径庭,但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样一个问题,总有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在发挥作用。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或关注一种现象,或关注一个群体,或关注一个事件,以期追问在这个快速变换的时代里有关教育的普遍性目的,呈现不同主体所面对的真实状况,以及某些特定环境下的特定选择。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就像台湾女作家张晓风在那篇名为《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的文章里所写: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所以这也必然是一系列关于时代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困难与希望并存。
今日刊发第一期《留在且末当老师》,敬请关注。
早上八点四十,校园里响起早读铃声。且末县第一中学的警卫室里,一名短发戴眼镜的女老师面色发白,神情严肃,在她身旁,站着一个几乎与她身高比肩的男生。在做了简单的记录后,女老师开始训斥,声音如铃声一般急促清脆,男孩子一声不吭地低下头,眼神死死盯着地板,仿佛整个人都矮了一截。
“又偷偷跑出去玩,被训了。”县委宣传部的苏鑫告诉记者,且末一中目前只有高中部,27个高中班,7个职业教育班,在校1000多名学生中,超过八成是少数民族。“我们这边的孩子都挺好管的,只是调皮一点,没什么坏心思。”
“90后”的苏鑫是山东人,高中毕业从淄博老家到乌鲁木齐当兵,退伍之后就留在了且末。一晃十多年,他习惯了这里干燥凛冽的气候,也习惯了漫漫黄沙吹在脸上的感觉。一切都在变得习惯,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来到宣传部以后,“对接媒体”占了他工作的一大部分。“都是来采访15名支教老师的,每年都能来好几拨。”
且末县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由首府库尔勒梨城机场出发,从北到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700多公里到达,有“天边小城”之称。2000年,15名从保定学院毕业的师范生来到这里支教,解了县里几所中学“缺老师”的燃眉之急。直到今天,他们一直留在这座县城,参与一线教学,被很多媒体称为“风沙刮不走的老师”。
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间,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通过高考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一代又一代东部支教老师又来到这里,校园里的面孔永远年轻,像是一种源源不竭的循环,把很多绚烂饱满的种子,深深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中。
县中的困境
6月25日,是新疆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记者来到且末一中,等到上午十点左右,教学楼一层的教师办公室里只有两三个人,大家坐着不说话,空气有些紧张。
“下午出成绩,这会儿可能正在忙,你先等会儿。”负责接待的数学老师舒先虎先招呼记者坐下,接着跟我们聊起来,“这几年好起来了,前年的本科上线率排到全巴州第四名了。”“且末这边的话,像初中班里比较拔尖的学生,中考之后很多都会去市里边上学。”历史教研组的老师孙彤彤补充说,“留下来的学生,中考满分650分,500分以上的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是考二三百分的,还有考一百多分的。”
虽然并不突出,但相比于二十多年前,这所县中如今的教学成绩已经算来之不易。
2000年春天,当时的且末二中还是六年制中学,由于那一年的小升初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加上刚刚流失一批老师,学校新一届初一7个班有6个没有班主任,且末县教育局和学校领导带人急忙来到东部省份“招聘老师”,准备至少带7到8名老师回去。3月本来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一行人却处处碰壁。当他们来到当时的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了。
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动员消息传开后,这所学校报名上来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当时且末县中的校长提出了两个条件:必须是农家子弟,不能是独生子女。
又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学校的15名毕业生在就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曲阳县的侯朝茹是其中之一,父母在晓林镇西赵厂村务农,是家里的二丫头。在出发告别的站台上,这位留着简洁短发的姑娘给来送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本来离别伤感的氛围里,她是唯一一个没有哭的女生。当时前来采访的记者记录下了她面对镜头笑容坚定的模样,这段影像还上了当年的《焦点访谈》。
时隔二十四年,留在且末的她怎么样了?
临近中午的课间,天空开始下沙子,泛起微微的土黄色,教学楼拥挤的空间里弥散着一种汗味与土味混合的气息。教室前面,老师们逐渐放大的音量强调着考试的重点,却叫不醒最后一排睡得最熟的几个人。在走廊最后一间空教室里,侯朝茹匆匆赶来,脸上还渗着细密的汗珠。记者立刻起身,想为她搬一把椅子过来,她马上把旁边的一把拉过来坐,“别客气,我自己来就行。”
快人快语,来去如风,气质和想象中差不多,但被日光磨砺过的皮肤,还是难掩二十多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谈及今年的高考,记者问,“下午公布成绩了,会有些紧张吗?”“不紧张,我们的学生考不了太好,也不会太差。”她说,“我们不会跟别的地方去比,没有可比性。”
“现在高考的选拔性越来越强,县域学校本身就是兜底教育,再加上我们80%都是少数民族学生,很多人语言关都没有过。你让他们面对历史学科里大量的文言材料,再去考查阅读理解、语言表达这些能力,对于他们是很难的。”她说,“就算在实验班里,我们的孩子达到一本线要求的不会超过3个。”侯朝茹语速快又清晰,那种老师惯有的声音,仿佛要把人穿透一般有力。
眼下,侯朝茹是历史教研组组长,也是孙彤彤的“老师”。2018年前后,新疆开始推行“课程改革”,侯朝茹带着她从第一课一页一页地往后捋,也尽量让其他的年轻老师更好地适应“课改”之后新的教学体系。孙彤彤感到,从内容上看,“课改”之后的教材更难了,新教材采用的“民汉混编”的形式,不管对于老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最好的教育
采访之前,苏鑫曾提醒记者,这15名老师里,侯老师算是被关注比较多的。“说得太多了,怕她就不愿意跟你讲了。”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每到毕业季,且末这座小县城里都会迎来各路媒体的造访,“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有十几家,老师们其实更希望低调一点。”
见到侯朝茹之后,这句话果然得到了验证。“我觉得是大家把这件事儿放大了。”收起了之前的滔滔不绝,她语速放慢了一点,“我们就是到这儿工作来了。大家选择了这个地方,在自己喜欢的工作里找到了一些价值感,工作又回馈给自己很多东西,这就是一种良性循环。”
侯朝茹说,自己喜欢这份工作,“被需要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假如说我去卖一样东西,顾客在我这消费完了,这段关系就结束了,但做老师不一样,教育是能渗透到人的一生的。你看其他哪个行业还能有这种力量呢?”
15名支教老师之一的苏普还记得,在保定师范刚入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新生看了一部电视剧《丹心》,片中二师学生贾良图在1931年冬天为贫苦孩子上课的情节让他记忆深刻,在后来给母校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如果说‘启钥民智’是当时先辈们的理想追求,那么服务西部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应有的担当。”
侯朝茹嘴上很少说这些“上价值的大概念”,但她懂这些西部孩子的难处,知道他们“考不了太好”,也知道这份成绩背后有着太多复杂的“现实原因”。带毕业班的时候,有的学生怎么也做不会题,气得把笔一扔不学了;还有的听老师讲了好几遍都没懂,急得直哭。她把这种现象称为“习得性无助”。“学生也不是不想学,但是底子太弱,学习习惯也不好,这是多方原因造成的。”她说,“比如家庭教育、语言环境,这些是学校老师替代不了的。”
从带毕业班开始,侯朝茹碰到的“习得性无助”学生数不过来。“我就说,你尽最大的努力,能学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其实不重要了。”她说,能让学生形成“一件事情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好”的人生态度,比考多少成绩更加重要。
“很多人都觉得,老师就是提高成绩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老师就是青少年工作者。”侯朝茹说,知识是永远也讲不完的,而最好的教育,就是“学过的知识都忘了,但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却留下来了,这些东西是你说不上来的。”
在她看来,高中三年对一个孩子为什么至关重要,并不只是因为“高考”这个结果,更关键的是“这个过程”,“你看着他们一次次地碰壁,经过老师的鼓励,跌倒了再爬起来,这种屡败屡战、屡受挫折但仍然不放弃的品质,才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她说,“分数的意义其实不那么大了,将来社会上的选择也是多元的。”
而对于更年轻一点的孙彤彤来说,教育的过程也是在和学生“斗智斗勇”:把上课犯困的提到教室后面“站一会儿”,喊没完成作业的站到走廊里“挨骂”;但只要他们稍有进步,她就会有意在家长面前表扬一番,让他在家里特别“有面子”。
在孙彤彤看来,高中阶段的学生很特殊,“界于孩子和成人之间,总爱听夸奖,偶尔会叛逆,懂事了又没完全懂,所以完全的包容或完全的严厉都不可取。”她说,“要拿捏好这个度,也要用点小技巧。”
她提起一个叫热阿提的男生,是当时班里最调皮贪玩的,犯错了就会冲她“嘿嘿傻笑”。“他不是那种坏学生,也很聪明,只要认真学就能背会的那种。”有一次上课睡觉,被孙彤彤叫到后边站着。“我就叫他的名字,热阿提,我问个问题,你答上来就回去坐着吧!然后我就问了一个他背过的问题,其实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从那以后,热阿提上课再没有睡过觉,在2022年毕业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
那一年的毕业生是孙彤彤完整带过的第一届学生,那年的毕业季也是她第一次感受令人伤感的“离别之情”。她记得离校那天,在典礼上哭过一次,回到办公室,有学生跟了进来找她聊天,几个人本来说说笑笑的,不知怎么的又哭了,“三年了,心里不舍得”。采访中间,孙彤彤的眼圈又开始泛红。
与风沙和解
孙彤彤是侯朝茹的“学妹”,2017年来且末支教的时候,她们的母校已经改名为“保定学院”。她还记得入校第一年,学校组织她们观看了学长学姐支教西部的纪录片,当时心里就有些“震撼”,工作以后,她更处处以这个学姐为标杆,每到逢年过节回不了家的时候,她必定要去侯朝茹家吃个饭,也和其他留在且末的老师们聚一聚。
“侯老师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喜欢琢磨吃的,我们每次过去都给我们做好多美食。”孙彤彤笑着说,“休假的时候,人家两口子就去附近村里边爬山、骑行,日子过得特别丰富,我们很多人都羡慕。”
“你没办法改变呢,只能自己去适应。”侯朝茹说,“自然环境是客观的,人只能去跟它和解。你不和解,就不适合在这里工作,很简单的道理。”
刚来且末不到一周的时候,孙彤彤就经历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沙尘暴。7月底的天气有些炎热,公租房里没来得及买电扇,晚上开着窗户睡觉,半梦半醒之间,她闻到一股“土味”,当时睡得沉没有在意,等醒来一看,自己已经“睡在了土里”:地面、家具、床铺、被子,所有东西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沙土,“能有2厘米左右”。“当时只开了一扇窗户,而且已经过了沙尘天气最严重的春天。”
刚来的时候,侯朝茹感觉上课嘴巴特别容易干,没几天嘴唇就裂开了口子,有天她正在上课,学生们突然喊了一句,“老师你流血了!”她低头一看,鼻血已经滴在了讲台的课本上。同行来支教的英语老师旬轶娜,站上讲台的第3个月嗓子就发不出声音了,医生诊断为“声带不闭合”,病因是天气干燥和用嗓过度,每天只能操着沙哑的嗓音讲课,下了课再含上药片。
二十几年过去,侯朝茹与同为支教老师的庞胜利组成家庭,也在漫长的生活中习惯了西北大漠的气候,“嗓子难受就多喝水,嘴唇干裂就涂点润滑油,你把这个事情看穿了,别去一根筋地较劲,放过自己,其实就是一种挺好的状态。”
“一开始也很不习惯的,毕竟环境相差很多。”说起家乡,侯朝茹的眼神立刻温柔了很多,她绘声绘色地回忆着华北平原四季分明的气候,夏季无休的蝉鸣和秋天金色的麦浪,“怎么会不想家呢?”
物理支教老师丁建新的家在河北易县的农村,是家里的小儿子。来支教的第一年,因为没抢到春节回家的车票,他在且末过了人生中最难受的一个年。“要先坐车到库尔勒或者乌鲁木齐,再到那里的火车站排队买票,那时候才知道有没有车票。”他回忆说,那些买到车票回去的人“回得也很艰难”,“基本都是无座票,站几十个小时。”春节是思乡之情的顶点,每当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回家的时候,几个老师就凑在一起,“有时候说着说着,几个大小伙子就会抱在一起哭。”
最近几年,因为父母年纪渐长,丁建新几乎每年假期都会回去看看。“我们六七月份放假,他们恨不得从4月份就开始问,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其实也不需要我为他们做啥,就是一种陪伴,他们也不爱麻烦人。”去年7月,丁建新刚从老家回到新疆不到一周,就听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突然离世的,八十多岁了。”
也是最近几年,侯朝茹开始害怕听到哪个老师的父母突然生病、去世的消息。“就这一年,我们这些老师就有三个家里出事的,听到了心里特别难受。”因为父亲关节不好,她在老家的县城里买了一套大房子,让父母在集体供暖的楼房里过冬,打算等自己退休之后,就多回去照顾他们一些,“其实就是一种弥补了。”她说。
人生是旷野
在支教前夕,拿到协议书签下名字的时候,15个人几乎都是瞒着父母的。
李桂枝是当时中文系的省级优秀毕业生,暑假才把消息告诉父母。为了这件事儿,母亲一个假期都没跟她说话,直到提着行李出门,母亲默默地跟出来说,“到了,写封信。”李桂枝“嗯”了一声没有回头,眼泪却夺眶而出;侯朝茹也是“先斩后奏”,父母两个人气得都不理她,最后拗不过女儿才无奈“妥协”。
“年轻的时候,谁不想逃离家乡,你说是吧。”侯朝茹笑着眨眨眼睛,表情里透出一种少年感。如果没去新疆,按照当年的分配政策,师范生就近也能找到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也许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会在家门口过一辈子。“年轻的时候要往外走,等外面生活久了,有一定的积累,又想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人都是这样。”
今年的毕业季,又有15名保定学院的毕业生在前往新疆的就业协议书上签字,预计8月中旬出发,沿着当年学长学姐的脚印,抵达那个陌生的沙漠深处。
美术师范生张强强从大一开始就有去新疆就业的打算,他的老家在甘肃陇南,小时候父母去昌吉打工带过他,“印象不深了,就记得夏天蚊子特别多。”大四的时候,碰到且末县二中的招聘活动,他果断报名,“家里人也很支持我,他们听到消息就挺开心的。”
然而,距离出发还有两个月,张强强开始有些担心。“到了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了,不管是生病还是发生什么意外,都得独自去面对,想想还是挺恐惧的。”他上网查了很多当地的资料,一遍又一遍给自己打气。“我感觉这件事儿是有意义的,我不想等老了以后自己后悔。”
“我其实挺佩服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对他们来说,现在的选择相对更多元,能来到这里就是一份勇气。”侯朝茹说,为了吸引人才,州县的人事部门和教育部门沟通以后,为今年来的毕业生安排了就业的“绿色通道”,入职以后无需考试就能得到编制。
河北邢台的张小威是地理专业的师范生,和张强强不一样,直到大四发布招聘消息的时候,他才下定决心走支教这条路。“现在就业太‘卷’了,不从学校里走出来是感受不到的。”他提到自己的一个舍友去邢台考公务员的经历,十几个人“抢”一个乡镇的岗位,考了150多分却遗憾落榜。
大二暑假的时候,张小威趁着没事做过几天“暑期工”,在天津的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在经历了每天12小时端盘子,一天上了六七十桌菜,微信步数两三万起步的煎熬后,他跟老板说了一声,辞掉了这份日薪100元的工作。“每天干完以后,躺在床上连刷手机的心情都没了。”他说,“离开学校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没有人再把你当孩子了。”
作为母校,保定学院的老师几乎每年都会去看望一次在外支教的校友,“看看他们生活得好不好,还有什么需要,给他们带去关心和慰问。”学校宣传部干事张雯洁说,自己曾经跟着去过一次,路上的景象到现在还记忆深刻。
“坐着车穿越沙漠,除了偶尔出现的红柳和胡杨树,就只有一望无际的黄色,好像永远也走不完似的。”她这样说着,仿佛当时的景象就在眼前,“可是当快到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有一抹绿色出现在天际,然后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最后变成脚下的一座绿洲,在沙漠里孤独又美丽。”
说到这里,我们走过学校中心的一片广场,有一群鸽子正拍打着翅膀腾空而起。“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不是轨迹,是旷野。”
她的语气昂扬起来,目光随着这些盘旋的影子,飘向北方蔚蓝色的天空里。
版权声明:本文系农民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致电010-84395223或回复微信公众号“农民日报ID:farmersdaily”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如有侵权,本报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