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雅嘎下了个蛋｜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芭芭雅嘎是女巫，但不属于女巫的团体；她既可以是善人，也可以是恶人；是母亲，也是杀死女儿的凶手；是女人，但没有、也从未有过丈夫；她伸出援手，也策划阴谋；被人类社会驱逐，也与人类沟通；是战士，但也操持家务；是“死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她会飞，但同时也被束缚在地面上；她只是个“偶然出现的人物”，却也是主人公通往幸福之旅的关键一站：“礼貌的”和“粗鲁的”主人公在她的小屋前驻足，他们吃饱喝足，舒服地洗个澡，听取她的建议，带走她送的魔法礼物，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翻译成更现代的语言，她是异见者、流放者、失败者、隐居者、老处女、丑八怪。她的形象依赖于口述传统，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也是一面集体的镜子。她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好的时代，那时她还是金色芭芭、大地之母。后来，她成了被驱逐的稻草人，但依然用诡计统治着人们。如今，她缩在小屋中煎熬时日，像子宫中的胚胎，或棺材里的尸身。
没有一个人带着花和巧克力，再次敲响她的门。
在杜布拉夫卡的笔下，芭芭雅嘎是斯拉夫故事中被刻板化、压抑和丑化的女性角色，她分析芭芭雅嘎们的设定和命运，解构她们身上的文化附着物，并进一步将其引申为每一位活生生的女性。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节选了《芭芭雅嘎下了个蛋》第一部分，分享给读者。
母亲的窗前绿荫如盖，树梢上挤满了鸟儿
夏天的新萨格勒布街区，空气中有鸟粪的味道，我母亲就住在这里。她公寓大楼前的树上，树叶间挤满了成千上万只鸟儿。是椋鸟，人们说。湿热的午后，雨水将至，这些鸟尤其喧闹。不时有位邻居会拿出气枪乱射一通，将它们赶走。密密麻麻的鸟儿成群结队地飞向高空，呈“之”字形上下翻飞，活像是在梳理天空的发丝。随后，伴着一阵歇斯底里的锐鸣，它们扎进茂密的绿叶间，如同一场夏天的雹暴。这里像雨林里一样吵，从早到晚都罩在一道声音做的帘幕里，仿佛外面有雨在一直敲。轻盈的羽毛乘着气流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妈妈拿出掸子，把羽毛扫起来，倒进垃圾桶，嘴上还念念有词。
“我的斑鸠不见了，”她叹了口气，“你还记得我的斑鸠吗？”
“记得。”我说。
我隐约记起她十分喜爱飞来她窗台的两只斑鸠。她讨厌鸽子。清晨，它们低沉的咕咕声令她非常恼火。
“那些讨厌得不能再讨厌的肥鸟！”她说，“你发现了吗，就连它们都不见了？”
“谁们？”
“鸽子！”
我没有发现，但的确，鸽子似乎都已经逃走了。
椋鸟让她心烦意乱，特别是夏天那股臭味，但她最后也习惯了。因为比起别人家，她的阳台至少是干净的。她指给我看阳台栏杆尽头的一小块污渍。
“在我的阳台上，只有这里会脏。看看柳比奇卡家的阳台吧！”
“看什么？”
“到处都结着鸟屎！”妈妈说，笑得像个小女孩。小孩子的秽语症，她显然是被屎这个字逗笑了。她十岁的孙子听到这个字也咧嘴笑了。
“像是在雨林里。”我说。
“确实像在雨林里。”她赞同。
“虽然现在到处都是雨林。”我说。
鸟群明显失控了，它们占领了整个城市，占据了公园、街道、灌木丛、长椅、露天餐厅、地铁站和火车站。似乎没有人发现这场入侵。喜鹊正在占领欧洲城市，据说是从俄罗斯飞来的，城市公园里的树枝都被它们压弯了。鸽子、海鸥和椋鸟飞掠过天空。笨重的黑乌鸦，喙张得像晾衣夹，一瘸一拐走在绿色的城市草坪上。绿色长尾鹦鹉逃出家庭鸟笼，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园里大量繁衍：成群的鹦鹉低低飞过，像碧色纸龙一般染绿了整片天空。阿姆斯特丹的河道则被大白鹅占领了，它们从埃及飞来，盘桓休息了一会儿，便留下了。麻雀已经胆大到直接从人们的手中夺走三明治，还要在露天咖啡馆的桌子上厚颜无耻地迈着大步走来走去。我家所在的柏林达勒姆区是柏林最美丽、最绿意盎然的街区之一，短租公寓的窗户已成为附近鸟儿最爱的粪便存放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放下百叶窗、拉上窗帘，就只能每天辛苦擦洗被溅花的窗户。
你还记得我的斑鸠吗？
她点点头，但好像完全没有在听。
该地区的椋鸟入侵大致始于三年前，妈妈刚病倒的时候。医生诊断书上的语句冗长、骇人，而且丑陋（那真是一份丑陋的诊断），所以她才会选择用病倒这个词（我病倒之后，一切都变了！）。比较勇敢的时候，她也会用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额头，说：
“都怪我这里的蜘蛛网。”
她说的蜘蛛网是脑转移瘤，发生在她的乳腺癌被及时发现并成功治愈的十七年后。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历经一系列放疗，终于渐渐康复。后来她定期去复查，其他方面多少都还算正常，自那以后并无大事发生。蜘蛛网潜伏在大脑中一个难以触及的阴暗角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后来，她与之和解了，习惯并接受了它，就像接受了一位不受欢迎的房客。
在过去的三年里，她的人生故事被压缩成一小沓出院单、医学报告、放射学图表，外加一堆脑部核磁共振和CT报告。扫描图像上能看到她轻微前倾的脊椎，上面连着可爱匀称的头骨，还有面部清晰的轮廓，熟睡一般低垂的眼睑，奇异的帽子般展覆的脑膜，以及浮在她唇边的一抹隐约的微笑。
“这张让人觉得我脑子里像是在下雪。”她指着CT影像说。
窗下的树，绿荫如盖，高大葱茏，一直长到与妈妈六楼的公寓齐平。成千上万的鸟儿在叶片间攒动。依偎在夏日炎热的黑暗里，我们，居民和鸟儿，呼出的气息在空中蒸发。不计其数的心脏，人类的和鸟类的，在黑夜中以不同的节律跳动。发白的羽毛乘着阵阵气流飘进敞开的窗户，像降落伞一样飘向地面。
我的词都散了
“把那个什么递给我……”
“什么？”
“那个涂在面包上的。”
“人造黄油？”
“不是。”
“黄油？”
“你明知道我好多年不吃黄油了！”
“那到底是什么？”
她皱起眉头，因自己的无能而越来越恼怒，因此她立刻狡猾地切换到攻击模式。
“什么样的女儿会不记得抹在面包上的东西叫什么！”
“抹？奶酪酱？”
“就是它，白色的那种。”她气呼呼地说，仿佛她已经下决心再也不说奶酪酱这个词了。
她所有的词语都脱落了。她很生气，她真想跺脚，用拳头捶桌子，大喊大叫。但她只是僵在那里，愤怒在她内心涌动，格外轻快鲜活。面对一堆词语，她只得停下来，就像面对着一幅拼不出来的拼图。
“把饼干给我，下体那种。”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种饼干。纤体饼干。她的大脑依然在运行：她用更熟悉的下体代替了不太熟悉的纤体，于是，一个惊人的组合从她嘴里吐了出来。这只是我的想象，也许语言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一条不一样的路径。
“把耳机给我，我要给雅沃尔卡打电话。”
“你是说手机吗？”
“对。”
“你真要打给雅沃尔卡吗？”
“不，怎么会呢，我干吗给她打电话？！”
雅沃尔卡是她多年前认识的人，谁知道她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名字。
“你想说的是卡娅，对吗？”
“对呀，我说我想给卡娅打电话，不是吗？”她哼了一声。
我能听懂她的话。大多数时候，我都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通常她忘记词语的时候，会这样描述它：把喝水的那什么拿给我……这个任务很简单：指的是她一直放在手边的塑料水杯。
之后，她似乎还是想到了办法来应对。她说话时开始加上小、小可爱、小可心、甜心之类以前从来不用的小词。就连人名，包括我的名字前面，也会加上这些尴尬的昵称。它们就像磁铁一样，果然，四散的词语又整整齐齐地聚合在一起了。她尤其喜欢用这些词来形容她最贴身的东西（我的甜心睡衣，我可爱的小毛巾，那个松软的小枕头，我的小瓶子，那双舒服的小拖鞋）。也许这些词句就像唾液，可以帮她融化硬糖一般的词语，也许她只是在为下一个词、下一个句子争取时间。
这只是我的想象，也许语言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一条不一样的路径。
或许这样一来，她就没那么寂寞了。她向周围的世界轻声低语，于是世界好像也变小了，没那么可怕了。除了这些小词，她的话里偶尔还会蹦出来一些大词，像弹簧一样：蛇变成了邪恶的大蛇，鸟变成了又老又肥的鸟。在她眼中，人往往比实际上更大（他是个大——块——头！）。其实，是她变小了，世界就显得更大了。
她用新的、更幽暗的音色慢慢地讲话。她似乎很享受这种音色。她的嗓音有些嘶哑，声调有些傲慢，是一种要求听众绝对尊重的语调。在频频失语的情况下，音色就是她仅剩的一切。
还有一个变化。她开始倚靠某些声音，仿佛声音就是她的拐杖。我听到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开冰箱，去浴室，按照某种规律的节奏，嗯嗯嗯，或者呜呼呼，呜呼呼。
“你在跟谁讲话？”我问。
“没有谁，就我自己。我在和自己讲话。”她回答。
谁知道呢，也许在某个时刻她突然被寂静吓到了，为了驱散恐惧，她学会了嗯和呜呼呼。
她害怕死亡，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她忘记了太多东西，却从来不忘提起她认识的人的死讯，无论亲疏远近，朋友的朋友的死，甚至她未曾谋面的人的死，还有她从电视中得知的公众人物的死。
“出事了。”
“怎么了？”
“我担心说了会吓到你。”
“说吧。”
“韦斯娜太太过世了。”
“哪个韦斯娜？”
“你认识的那个韦斯娜太太！住在二楼的？”
“不认识，我都没见过她。”
“失去儿子的那个，有印象吗？”
“没有。”
“电梯里碰见总是笑眯眯的那个？”
“真的一点印象都没了。”
“就是这几个月的事儿。”她说着，合上了脑海中韦斯娜太太的小档案。
她的邻居、密友和点头之交相继离世，以女人为主的社交圈日渐缩小。男人很早以前就死了，有些女人埋葬了两任丈夫，有些甚至埋葬了自己的孩子。提起那些对她无足轻重的人的死讯时，她波澜不惊。几则纪念性的小故事具有治疗作用，讲述这些故事能驱散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然而，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她却避而不谈。密友近期去世后，她一直缄默不语。
“她已经那么老了。”她只在后来简单提了一句，好像吐出一块苦涩的东西。这位朋友只比她大一岁。
她扔掉了衣柜里所有的黑衣服。以前她从来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现在她永远穿着红衬衫或者嫩草色T恤，这样的T恤她有两件。我们叫出租车时，如果车是黑色的她就拒绝上车（再叫一辆吧。我才不想上这辆呢！）。她把摆在架子上的她父母的、她姐姐的、我父亲的照片都收了起来，换成她孙辈的、我弟弟弟妹的和我的照片，还有她自己年轻时的漂亮照片。
“我不喜欢死人，”她告诉我，“我想跟活人待在一起。”
她对逝者的态度也变了。在此之前，每个人在她的记忆中各有其一席之地，一切都井井有条，如同在一本家庭相册里。现在相册散了架，照片散落一地。她不再提起过世的妹妹，反而突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她的父亲。父亲永远在读书，还经常带书回家，父亲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她曾亲手把父亲送上神坛，如今又亲手把他拉了下来，关于父亲的记忆被她体会过的最彻骨的心寒永久地玷污了，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也绝对不会原谅。
然而，她给出的理由与谈起这件事时的痛苦并不相称，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有一对夫妇是外公外婆的好友。外婆去世后，他们一直照应着外公，特别是那位妻子，也是外婆的朋友，对外公十分照顾。有一次，我妈妈偶然目睹了外公和这个女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一幕，外公在亲吻她的手。
“我觉得很恶心，妈妈当时一遍又一遍地说：‘照顾好我丈夫，照顾好我丈夫！’”
外婆不太可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她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照顾好我丈夫，照顾好我丈夫！这种可悲的恳求，是被妈妈塞进奄奄一息的外婆嘴里的。
与恶心的吻手画面粘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画面，妈妈无法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她上次回瓦尔纳时，外公请求妈妈带他一起走，但是她——被我父亲绵延的病情、临终的剧痛和最后的离世折磨得心力交瘁——惧怕责任的重担，拒绝了他。外公被遗弃在瓦尔纳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把我送他的小毛巾卷起来，夹在胳膊下面，转身进了门。”她这样向我描述他们的最后一面。
她害怕死亡，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
听上去，她是把一条毛巾夹带进了最后那一幕里。每年夏天，我们去看望妈妈的保加利亚亲戚时，总会带着一堆礼物。她不仅喜欢送礼物，还喜欢自己送礼物时的样子：她回到阔别已久的瓦尔纳，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就像一位善良的仙女。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与自己父亲告别的画面中加上一条小毛巾，仿佛她在用那条毛巾鞭打自己，仿佛夹在他胳膊下的毛巾是人类衰败时最恐怖的意象。衰败就发生在她眼前，她却袖手旁观，没想着要阻止，或者至少减缓一下它的颓势。她没有作出那真正的壮举，即经过漫长痛苦的官僚程序，还得不到确定的结果。相反，她塞给了外公——一条毛巾！
贬低死者是她最近才出现的需要。她的指责并不严重，全是零碎的细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很有可能是她当场编造出来吸引我注意力的，仿佛吐露了一个从未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也许逝者的形象现在由她掌握这一事实会让她感到满足。有时她回忆起故去的朋友，就像刚刚决定在学校记录上把他们的成绩降一档，她会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从来都不待见他；也从来没怎么喜欢过她；我对他们印象都不好；她一直是个小气鬼；不，他们都不是好人。
有一两次，她甚至想抹黑我父亲的形象，这位她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她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将他留在了他死后她为他建起的神坛上。
“你不是真的爱他爱到发狂吧？”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但我确实爱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安静。”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爸爸确实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我记忆中的外公也是位沉静的人。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仅都安静，还都是妈妈见过的最诚实的人。
也许通过对逝者偶尔的亵渎，她可以消除自己本该做某些事却没有做的负罪感。她用严苛的审判来掩饰自己对最亲近的人不够尽心尽力的愧疚。她似乎只是害怕多关心别人一点。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她就像畏惧死亡一样畏惧生活。所以她才会固守着自己的位置，固守着自己渺小而倔强的坐标，面对那些对她来说太过刺激的场面和情景，她选择闭上眼睛。
洋葱一定要炒熟。健康是第一要紧的。撒谎的人是最坏的。老年是可怕的灾难。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煮羽衣甘蓝一定要倒掉第一道水。
也许她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我没有在意。现在，一切都变小了。她的心脏萎缩了。她的血管变细了。她的步子变小了。她的词汇量缩小了。生活也越缩越窄。她以特别的分量说出这些老套的话。我想，这些老生常谈让她觉得一切都还好，世界各安其所，让她觉得她仍然掌控着一切，仍然有决定权。她挥舞着她那老一套，仿佛它们是无形的印章，她把它们盖得到处都是，急切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她的头脑仍在运转，双腿也还合用，她能走路，诚然，是在助步器的帮助下，但是她毕竟能够行走，她仍然知道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老年是可怕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