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哪里留着,就好好留着
【编者按】
意大利90后青年亚利(ale)2016年来到中国留学,用很短时间学会了汉语,并用中文写就了自己在这片土地生活六年的经历。在这六年期间,他学过电影,做过群演,拍过广告。2020年,以ale为名开始用中文写作并在豆瓣发表,2022年起陆续在不同中文媒体发表作品。本文摘自《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意]亚历(AlessandroCeschi)著,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年7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对于在中国的意大利人,语言机构像麦当劳: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于工作的内容,每天都一样。几乎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干这个活儿——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说了,“几乎”。连我见过的态度最专业、经验最丰富、最受学生欢迎的意大利语外教都会在课间休息时感慨:“再做两三年,我就不干了。”这样的工作成就感极低,几乎没有发展前景,想硬着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机构的外教休息室坐满了不想在那边待着的人,气氛压抑。午饭的时候,我会跟着老马和岛民走向大厦的电梯,及时逃离机构的世界。
机构楼下的兰州拉面让我们成为朋友。楼下的饭店选项比较有限:卖驴鞭的驴肉火烧,卫生条件可疑的贵州米粉,卖早上没卖完的包子的包子铺。兰州拉面馆地方大,通风,有面有饭有菜。我们基本天天去。
以面食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当作某种意餐的替代品。老马会点一两个烤馕,摆在饭桌中间,装作是饭前面包。岛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里多了一个煮蛋的时候。可是他拿着托盘,到窗口排队等餐的时候,兰州拉面的收银员注意到了错误,跟上了岛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个煮蛋还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发现西红柿鸡蛋盖饭涨到了二十一元要招募两个学生才买得起。
和他们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饭桌上的话题离不开足球、意大利政治、课堂上的搞笑场面。聊得不痛不痒,不过我觉得刚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让你清凉一些。我会感觉自我无缝地融合到了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聊中。那是一种不需要证明自己很特别的社交,因此很放松。坐在兰州拉面馆里,我以前的那些个人经历都显得多余。我们像一部情景喜剧的编剧团队,只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场景来形成共同语言:机构的走廊和休息室、玛尔塔的愤怒、校长的道德改革、茶师的选举操控。这个世界无疑简单,有时狭窄又无聊,却熟悉到令人欣慰。在两千多万人的城市里挖掘出一种小镇般的错觉,还挺奇妙。
某些事件被记载进历史。有学生去了罗马,说他对斗兽场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师,意大利怎么样?”有次一个学生问岛民,眼里闪着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来中国?”岛民回答道,顺便摧毁了学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萨,发现了一家卖榴梿口味的,菜单中的名称还是“像妈妈做的那样”。他没忍住,对店员发了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没有这样的比萨!”“先生,咱们只是应对市场的需求。”“你们不尊重他人文化!你们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那不勒斯,比萨的圣地!”
几个月后,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国,我们替北京所有的比萨店松了一口气。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样非主流的比萨口味,他依然会拍照,发到我们几个人的群里。要是有机会,基于面对那不勒斯同事的爆发所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岛民希望将比萨店店员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在老外的都市传说中,在中国待满五年标志着一个关头:要么走了散了,要么就一直留下来,把这里当家。待了五年,你是老老外。你积累了比较完整的生活样本,体会到了不同社会的酸甜苦辣,有足够的证据去做判断。试用期结束了,得决定要不要买个会员。
这个选择既关键又复杂: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和相处,感受会五味杂陈,只喜欢或只讨厌一个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同时,常识告诉你,世上没有任何国度是完美的。比起幻想不切实际的人间桃源,你会对比选项,衡量优缺点,尽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职业发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子、喜爱的菜系、自然环境。不管如何决定,你总会牺牲点什么。或多或少,这是每天困扰全球所有移民的难题。
如果选错了,有点麻烦。一点也没有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却依然坚持留着不走,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选择那样做的人,可能是看重一些短期的好处,像保住手里的工作和生活的稳定。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心里憋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那不勒斯同事就是没有及时走,因此变得苦涩怨恨。
机构同事迭戈也是,不过他还在。我们约在三里屯吃顿比萨。曾经有人说,当你问意大利人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问题在于他们真的会回答。我知道有这样的危险,并了解迭戈怨天尤人的性格,所以尽量不进入那样的对话,只是翻着菜单。
“我想问你一个关于AIRE的问题。”迭戈说。那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登记长期在国外居住的意大利人。注册后,你可以获得一些针对境外意大利国民的服务,像远程投票之类的。“怎么了?”我说,简单的提问藏着对后面的内容的恐惧。“我一定要注册吗?”迭戈说。
我很疑惑。这是我没考虑过的角度:自己住在国外,要如实交代吗?身份证上的名字,要写自己的吗?这样的事实,还有主观解读的空间吗?
“随便,”我说,心里希望可以顺利糊弄到其他不怎么需要我动脑筋的话题,“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些服务,看你想不想要。”
“那假如我换工作换城市,要跟他们说我的新地址吗?”“如果你想继续收到投票单,那得跟他们说下。”“如果明年回意大利呢?我就要从AIRE退出吗?”“对。发个邮件,说你回意大利了。”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要跟他们说我的信息。”
比萨还没有上,但是我已经想走了。边走边说:“不用了!没有人在乎你住哪!你不说,使馆的人也会安心入睡!”但是我还在。加油。再坚持听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仿佛生活在无法沟通的平行世界,迭戈也很疑惑,甚至无奈。他放弃了AIRE的话题。
“我需要买一些西药,”迭戈平稳地转移到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哪里能买?”这种问题我喜欢。它有一个很直接、不太可反驳的客观答案。
“和睦家医院吧。”我利落回答。
思考了几下,迭戈宣布:“我是不会去医院的。”
我要崩溃了。我没办法向迭戈提供帮助,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帮助,而是继续抱怨的机会。乔治·布什去过和睦家医院看病,但迭戈是不会去的。很快,迭戈又失望地开始说别的。他想买双意大利品牌健乐士的鞋。那是件似乎没有挑战的事情,但迭戈认为根本无法实现。
“在佛罗伦萨买一双只要三四十欧。在中国肯定很贵吧。”“你可以看看网上,最近有双十一双十二,会便宜一些。”“我不在网上买东西。”
“鞋都是一样的,有官方店。”“我还是去店里吧。”
没办法。天真的我提出的这些建设性方案对迭戈全都无效。他那天晚上抱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最荒谬的是说他在中国找不到爱情,因为大家都讲中文。我刚听到时还以为那是什么隐晦的比喻,像“我们讲爱情的不同版本”,结果发现他是字面意思。我意识到,迭戈的态度,正是我需要避免的未来。生活在别处,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战。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发现做不到,就回家。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一个地方留着,就好好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