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纪录片②｜以科学家的精神做科学纪录片，永远是初心
1998年6月1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档大型科普栏目《走近科学》开播。每期节目由一个或几个故事构成，通过主持人在演播室的讲解与演示，节目被串联成一个激发好奇、启迪智慧的科普主题纪录片。
谁也没想到，《走近科学》一播就播了21年，在最顶峰时，它的收视率高达全台第六，至今仍保持着科教频道最高的收视纪录。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后期节目画风逐渐潦草，一步步推演的结论却令人啼笑皆非。
一个村子里天天雷声滚滚，最后探查下来，是一家人打呼噜打得很响；
成都警方曾接到走私大熊猫的报警，发现这只熊猫长得很像狗，专家称这可能是熊猫与狗交配后的基因突变，最后发现，这是一只被染过色的松狮；
《78岁老太怀孕了？》曾创下收视纪录，讲的是一位湖南老妇离奇怀孕，老太和家人坚信这个孩子是菩萨托梦送来的礼物，她每天烧三次香，祈祷这是个男孩。最后CT报告显示，老太的肚子变大是脂肪堆积，感受到的胎动是肠胀气。
“后期日播栏目选题量太大，有些导演为了收视率，出现的选题没有那么多悬念的时候，讲故事就开始不匹配了，但你还是会觉得，叙述语态一旦突破，好处是大的，不同的题材源源不断，只是当时环境所迫，在题材的选择上没有那么谨慎了。”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经理、北京发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一级导演池建新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说。
这档老牌科普节目虽毁誉参半，仍抹不去它曾带给年轻人好奇心的激发和对未知的探索。
如今传播渠道多元化，平台早已不满足独家定制的单一扁平化，优酷版权总监王欣认为，平台应该合作广泛、合作方式多元才能满足更多用户的不同需求。
“我们不仅与央视、各省级卫视、各地方文博机构、海内外顶级制作机构合作，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行业内容动向，还把我们后背勇敢交给信任的伙伴。我们正在跟具有创新能力的团队更加深度地开发更多新项目，让‘历史剧场’再度创新，让AI技术和虚拟制作走进影视创作，在剧本、画面、制作、宣发层面全面升级。未来还会开放更多衍生产品开发合作空间。”
王欣介绍说，优酷纪录片每年至少排播上线五十多部各类历史考古、文化博物类作品。其中不乏像《大唐帝陵》《何以中国》《中国通史》《星空瞰华夏》《又见三星堆》这样的历史文博类内容，也有像《王阳明》《李白》《苏东坡》《玄奘之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蒋介石和他的高官们》等立足于不同时代，身份多元的历史人物类内容，他们对应着不同人生故事和时代动向。在长尾效应的加持下，每年新热和片库内容能带来数千万小时的播放时长增长。
她表示，2024年年初上线的全新《中国考古：王族陵墓大揭秘》通过发掘和分析这些遗迹和文物，解读古代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地理等多方面的历史故事。节目目前累计获得百万级有效观看，播出以来最高跻身全频道历史榜Top1、热播榜Top3，是2024年开年Q1最吸引人的历史考古类系列节目，让观众“梦回古墓派”。网友评论、弹幕反馈积极，“气氛拉满，躲被窝里看”等等。《中国考古》系列第二季，紧密策划中，为进一步强化用户心智打好基础。
故事化不能只依靠文本，一定是有视觉表达的
在池建新多年的经验总结下，考古有三种死东西“看不懂”。
一是大规模的文献资料、包括专家的研究资料，看不懂；
二是器物看不懂；
三就是光秃秃的土堆也看不懂；
怎么让人看懂？
他认为，通用的方法就是用大家看得懂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把这些看不懂的文物、研究材料，当作技术细节，抽丝剥茧，层层剥笋，一步步讲给受众。
谈到近年来考古文博类纪录片的突破，池建新认为，《何以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海昏侯》三部比较具有代表性。
他认为，《何以中国》的突破在于，将大历史观和考古及实证的故事化结合得非常好。
科技被不断用在考古研究中，科技赋予考古的能量越来越大。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前沿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的研究和阐释中来，发挥着日益显著的支撑推动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也在《何以中国》中反映出来。
池建新觉得，“《何以中国》非常值得去研究。我们都知道，考古的表象一是墓、二是器物，干超导演非常敬业和聪明，他吸收了很多前人的经验，没有就事论事，我们做考古的片子其实挺怕就事论事，能够把这些具象的内容故事化表达，然后上升提炼出一个观点和主题，这的确是非常难的，我们也能看到他的用心和无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曾感慨道，“我也是第一次在反山墓地现场，在摄像机的灯光下画反山20号墓。那天是晚上拍摄，很黑，很安静。那天看着墓主人的，除了我还有导演和摄制组成员，还有我的同事，可能还有5000年前的良渚人。非常感谢《何以中国》剧组，能够为大家提供如此生动、如此可以跨越时空的另一种对话场景。”
如方向明口中的“对话场景”，考古类纪录片有一个大的历史空间建构，怎么能把一个个内容糅在一个故事里边去？池建新认为这就是最难的部分。
“史前文明的服化道我们到现在不敢动，一拍就错，所以说他（干超）下的功夫是厉害的，全部都有考证，这样的大立意的片子不能简单的一个大撰稿，就把历史演绎完了，因为我们理解的故事化不能只依靠文本，故事化一定是有视觉表达的。第二部就是《海昏侯》，也是突破在史观上。类型化做多了后，难免会有匠气，《如果国宝会说话》突破了人称叙述，把文物拟人化，而且短小精悍。”他说。
“像年轻人比较推崇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在叙述语态上是否有突破？”记者问。
“我认为这类片子都是具备考古元素的社会现实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本体是社会现实纪录片，成功在于人物叙述上，把人的本真讲出来了，当时也正好暗合90后的初期文化自信觉醒。”池建新回答说。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豆瓣评分达9.4分。
在被问及为何国内科学纪录片出镜专家主持人稀缺，池建新认为，国外知识类纪录片是工业化的。比如看英国BBC的地平线，专家主持人是固定的一个工种。因为从片子角度来说，人格化传播是最好的传播，这位专家首先是要求可以出镜，其次是周期可控，同时还必须权威，观众认可。专家们会经过专业的主持人培训。
“我们本身科学纪录片并没有完整实现工业化，我们找不到这个人，或者说我们找到这个人，他也不一定会接受培训，因为大部分专家不涉及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工作。其实，在战术层面上，科学类纪录片是最可能工业化的，但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完整的实现工业化。”
纪录片导演要有做先知的勇气，有清醒的预判
“除了科普类纪录片，硬科学纪录片相对较少的原因是？”记者问。
池建新说：“人的天性使然，谁爱整天学习知识？你说爱学习的人多，还是喜欢美食旅游的人多？放在全球范围内，美食类旅行类永远有人看，这几年确实科学类也有人看，有些数据也很亮眼，但它的受众还是较少。”
池建新认为在短视频的冲击下，受众要求作品的冲突悬念感和节目内在节奏更高。
“20年前的考古纪录片，一集25分钟，大概4-6个兴奋点，现在就要求兴奋点要更密集，观众受到短视频的节奏影响，他们甚至会要求你5分钟内有2-3个兴奋点，这就考验导演铺陈信息和展示细节的能力，考古纪录片也是一样，传递的信息量行不行，够不够，这方面其实是考验你的提炼能力，其次你绝对不能混淆真实与虚构，三就是你的表达手法能不能切入主题深刻度。”
打开网络平台，考古现场、文物历史的纪录片众多，拍摄中国博物馆本体的纪录片较为稀有。相比之下，国外关于博物馆的纪录片不胜枚举；BBC鸿篇巨制《博物馆的秘密》摄制组前往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寻找展品背后的故事；由NHK和BBC合作制作的纪录片《大英博物馆》、小众纪录片《奇趣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带观众深入伦敦国家美术馆、NHK系列纪录片《世界美术馆纪行》等等。
“国外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博物馆奇妙夜、博物馆剧场什么的，我们当时拍《手术两百年》的时候，专门在网上找那种稀奇古怪的博物馆，比如说老手术博物馆，如果能把这些小众博物馆以一种纪录片的方式做100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络的发达，民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对新鲜感的要求就与日俱增，他们需要的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东西。
“和我们在大学听课一样，会讲课的老师肯定教室人山人海。我们有一部片子叫《门捷列夫很忙》，门捷列夫是个万能科学家，他不光是发明了元素周期表，还有一大堆发明，你看完觉得这个人还挺有意思，这就是科学和人文，不枯燥，这也是做科学纪录片的一个初心。”
在信息碎片化节奏飞速运转的时代，池建新依然认为，想要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首先得学会坐冷板凳，准备好10-15年的蛰伏期，多读书会读书，对视觉表达要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应用，要积累扎实的审美功底，坚定自己的影像风格。
他最后说，“在这样的科技年代，我们要尊重收视数据分析，也要从内心的感应出发，纪录片导演要有做先知的勇气，有清醒的预判，大家或许都喜欢美食和旅游，但内心里一定有一块是与众不同的，你因做了一部片子唤醒了他，于我们行业而言，就是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