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珍电台估值修复的根本是与华尔街的政策博弈
来源：董宝珍
中国银行股的情况
人类金融史上有统计数据表明，如果一个资产存在错误定价，通常会在五年左右发生估值修复。多数投资大师认为，三年内不发生估值修复是正常的，但根据大数据和投资大师的论述，五年内应该会发生估值修复。如果五年内没有发生估值修复，要么是机会巨大，要么就是判断错误。
事实上，银行股已经超过五年未发生估值修复，实际时间甚至超过十年。
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耗费了六年。
在这个过程中，我反复质疑自己对基本面的判断是否正确。因为一旦判断错误，就不可能获利。
任何投资者，即使判断正确也未必获利，因为正确时如果别人也正确，就无法从中赚取超额收益。只有在别人错误时，自己正确才能赚钱。如果自己错了，别人正确，就一定会亏钱。
经过三四年的反思，我最终得出结论：我的判断没有错。
如果错了，中国的银行业将全面破产。因此，我认为自己对基本面的判断是正确的。
体制博弈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估值修复拖了这么久呢？这是因为涉及到体制博弈。
以华尔街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体制是另类的，被认为是注定失败的。
在华尔街的观点盛行下，中国的支撑性资产，特别是银行业，被认为应该按破产价估值。
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中国的体制与西方不同，那它就注定失败。
然而，实际上，中国的体制是由政府构建地基，市场力量在上层运作，政府和市场共同驱动经济，这应是人类最优的体制和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超越西方科技文明和绝对市场化文明的更高级模式，只是这种模式尚未得到广泛认可。
即使它本来最有效率、最好，也被华尔街主导的观点所低估。华尔街认为中国的体制注定失败，就像前苏联一样，虽然强大了70年，但一夜之间崩溃。
这种体制博弈不仅仅是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更是中美两国体制的博弈。关于中国银行股的估值修复，不是事实层面的争议，而是抽象逻辑的对抗。
华尔街认为中国的体制必然崩溃，只是时间未到。而我们认为，中国的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体制，只是它刚刚崛起，尚未被普遍接受。
中国银行股的博弈实际上是中美博弈的一个局部战场。
这并不是我们主观臆断的结果。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抗
中美关系的僵化实质上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博弈。美国推崇个人至上，而中国强调群体至上。中国的经济体制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其核心在于人民性。
人民性意味着，即使一个人能力较低，智商一般，他仍然应该拥有与大老板大致相当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这些人即使贫困、落后、未受教育，也应当拥有尊严地生活，而在美国，这类人则可能会被忽视，甚至被饿死。
中国的集体主义体制注重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相比之下，美国的个人主义则更倾向于让每个人为自己的生存负责。
金融领域中的体制博弈
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体现在金融领域中，中国银行业执行的是集体主义原则，而美国银行业则基于个人主义运作。中国银行在经济困难时期会进行让利，这本质上体现的是集体主义。
中国的集体主义体制源自于四千年的文化传统，比如大禹治水时牺牲个人利益，保护公共利益。银行也是贯彻集体主义原则，而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则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华尔街的理论认为，以集体主义构建的中国银行系统必然会崩溃。然而，中国银行的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而美国主要依靠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中国银行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美国，当企业出现困难时，银行会提高利息，导致企业破产。而中国银行不能这么做，因为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是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集体主义反而更加适合银行系统，因为银行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和庞大的客户基础。
因此，中国的集体主义体制在金融领域可能比个人主义更具优势。然而，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缺乏话语权。例如，最近关于修改教科书的提议中有一条是修改金融教科书，以减少对个人利益的强调。
以京东和拼多多为例，京东有几十万员工，而拼多多只有两万员工。尽管拼多多的盈利是京东的两到三倍，但京东解决了更多的就业问题。从社会整体价值来看，京东的贡献是否更大？即使京东的净利润比拼多多低50%以上，但其社会价值可能更大。这个例子说明，从整体社会价值和效率的角度来看，集体主义体制可能比个人主义体制更具优势。
拼多多的市值是京东的三倍，这体现了中美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的巨大差异。尽管拼多多压低了价格，但在华尔街，拼多多的市值远超京东。这种现象揭示了中特估与西特估之间的差异。在刘俏教授向国务院总理团队讲解时提到，这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估值尤其偏低，许多企业如工行在市场上处境艰难。
拼多多和工行的估值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金融体系：中国的中国特色股和华尔街的特色股。中国作为战略大国，其决策层必须研究并改变这种情况。改变的核心在于基金经理的行为和底层思维模式的干预。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对比
在中国，不孝敬父母是社会无法接受的，而在美国，律师可以证明孩子没有义务照顾父母，因为没有签订相关合同。这种文化差异反映在金融市场中，例如，京东拥有40万员工，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由于每股收益较低，其估值较低。
关于人类价值观的确立原则，可以从鲁迅和胡适的婚姻中得到一些启示。两人都经历了不幸福的包办婚姻。鲁迅终生与原配朱安几乎没有交流，仅维持着婚姻关系。
鲁迅的学生曾问他为何不离婚，既然与妻子没有感情。鲁迅解释说，如果离婚，朱安将无法在娘家生存，生活会变得悲惨。他不愿让妻子因自己的决定受苦。这种责任感在传统中国社会被视为美德，但在西方社会则可能被看作侵犯人权。
这种文化差异反映在中美之间的矛盾上。中国传统道德观强调家庭和集体利益，而美国文化则更强调个人幸福和自由。鲁迅的选择体现了这种传统价值观，而在追求个人幸福的美国文化中，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现代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例如，金融业中一些国有企业不执行中央政策，易方达是国有央企的下属子公司，易方达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执行中央的政策，然后收割民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也变成国家安全问题。
文化差异与金融体系
政治问题需要政治家来解决，而国家安全问题则需要国家安全机构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估值修复最终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史上很少有修复超过五年的情况，这次政府的介入就是为了消除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因为这种介入符合价值规律，在合理性上是更合理的。
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国内银行面临的经营困难远远超过去年破产的第一共和银行和硅谷银行。这实际上证明了体制的优势。实事求是是价值投资的核心，即使遇到大困难，也能化解。国内银行在标的方面本身具有客观优势，但在资金和观念上存在扭曲，需要政府的强制介入。
政府的介入力度非常强大，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政治工具，除了刑法。动用刑法可能会引发市场恐慌，但政府会逐步处理问题，从主战场上移到边缘地带，再进行处理。如果顶流基金如兰兰坤坤等没有被严惩，对社会风气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社会价值观与金融市场
从纠正社会风气、以儆效尤和塑造未来的角度来看，内部支撑是必需的。铁腕政治的代价可能很大，但它是必要的。当前，通过铁腕制裁的方式，政府已经大局已定，所有不确定性都被消除了。这一过程虽然曲折，但制造了一个关键的爆点，就像悬崖上的水压一旦断裂，能量会迅速释放。在这个时刻，倾尽全力占据机会。
十年前，我在北京曾听一位教授提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房地产市场和中国股市在过去三五年间，尤其是过去两年，一直在与政府对抗。无论是政治局、证监会还是总理的多次发言，都未能有效改变这种对抗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不尊重价值规律，实际上价值规律早在五年前就已具备。
在当前形势下，基金经理们的观念难以扭转。尽管他们有维护体制的义务，但却未能履行。因此，政府正式出手，要求今年改教材，不再接受华尔街的影响。
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无论是外国还是国内，购买船只不如造船，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观点。在金融领域，到底是集体主义金融更好还是个人主义金融更好，这确实是需要客观对待的学术问题。中国在这一方面采取了纯学术的态度，并不拒绝已经成型的东西。
我们正在享受时代的红利。例如，在北京买房的人，过去20年的年化收益率都超过20%，稳定超过了巴菲特的水平。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只是得益于时代的红利。同样，当前银行业也处在这样的红利期。
正如我刚才所说，即使炒作泡沫或投资其他领域，银行的市盈率依然比那些高市盈率的消费品要好。然而，基金经理们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一点。既然他们不行，那就由政府出手解决问题，果断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