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32年前观察的3微米芯片如今提升50倍！企业撑杆跳秘诀找到了……

摘要：中国坚定主动地开放，人家就能坚决迫切地进来。

一张摄于1992年2月10日的照片被历史定格——漕河泾开发区上海贝岭的芯片分析室内，伟人邓小平通过高倍显微镜，观察一颗3微米集成电路芯片如垒高楼般的微观世界，发出了“芯片要小、小、更小，技术要高、高、更高”的感慨。

32年后，仍是漕河泾开发区，贝岭大厦内，公司骄傲地拿出一颗“BL108XSARADC”国产高性能芯片。该芯片用于我国自主大型水轮机组发变组保护装置的研制与应用，芯片制程已是纳米级，工艺先进性较32年前那颗提升了至少50倍。

一切都源于1988年。这年，上海贝岭成为我国集成电路行业首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坚定主动地开放，人家就能坚决迫切地进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打开国门不久，猛然面对通信落后之困——国外早在20年前就用上了计算机程序控制电话交换机系统，而我国60%的电话交换机系统仍是发明于1870年的步进制系统。1983年7月，我国邮电部与比利时贝尔电话制造公司签约，合资创办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由比利时方面向上海贝尔转让程控交换机、数字通信及大规模集成电路三项技术。中方则开放国内市场，由此构建命运共同体。

这种“捆绑式”引进，不再只是简单“拿来”整机，而是带进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对比利时方面而言，中国广袤市场是其坚定决心的最大动力。1988年9月，上海贝尔又与上海市仪表局合资成立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贝岭拿出部分产能，接受上海贝尔的来样加工，生产S1240程控电话交换机配套专用集成电路。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奕武，在上海贝岭任职约15年，曾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每年为贝岭新员工上入职第一课时，他必会讲述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贝岭的故事。当年，小平同志在贝岭全封闭的硅片制造车间内，看着一台从美国进口的大束流离子注入机，首次发出了进口设备姓“资”姓“社”之问，后又意味深长地说：“它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可见，对外开放，引入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与资金，只要为我所用，“资”就可转化为“社”。

关键在于，海外为我所用的尖端技术，在中国市场哺喂之下，方能持续迭代、保持尖端，这是相互成就的关系——1991年，仅用9个月，贝岭的卡拉OK混响器集成电路块就销售了1200万元；1992年，有着300名职工的贝岭，人均月销售额跃居全国第一；成立五年间，上海贝岭实现从3微米到2.4微米再到1.2微米集成电路设备与技术的连续进阶；1995年，已经国产化的贝岭1240系列数字程控交换机用集成电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98年8月，贝岭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行业首家上市公司，改名为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上海贝岭通过“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由此为起点，从制造逐步转型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为汽车电子、工控、光伏、储能、能效监测、电力设备、光通讯、家电、高端及便携式医疗设备市场和手机摄像头模组等客户提供模拟和数模混合集成电路及系统解决方案，集中于电源管理、信号链产品和功率器件三大产品领域。如今的上海贝岭，已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产品供应商之一。

从海外引进消化吸收，最终将核心自主可控的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国内无数集成电路企业所达成的“撑杆跳”，无不拜开放所赐。

郭奕武坚信，开放是无比正确的选择，正因为开放，中国引入了海外技术和华人、留学生等人才。如尹志尧博士60岁时回国创办中微半导体，现中微半导体已是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而曾经入职贝岭的张永熙，后赴美读博，于2017年从德州仪器辞职，聚焦宽禁带半导体赛道，在上海临港创办瞻芯电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集成电路上市公司中，30%以上由海归创办。

近期由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编制的《2024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上海是全国集成电路的绝对高地，产业比重占全国22.4%。2023年，全球集成电路产业低迷，市场规模下降8.2%，但同期上海集成电路尤显韧性，增长6.4%，今年上半年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