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对引进海外智力的思考与实践
转自：上观新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深化部署，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体系贯通、职能整合和流程再造，这与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一脉相承，与党的二十大作出的系列战略部署紧密衔接，为健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体系和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明标定向。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同志为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实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其中针对我国科技教育落后现状提出了“引进海外智力”的设想并付诸实践。四十多年来，通过引进海外智力与自主培养相结合，我国的科教事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对引进海外智力的思考与实践对新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教育强国，仍具有宝贵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引进海外智力的背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最终取决于人才的质量与数量。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明相继涌现，人类社会正迎来一次重大的生产变革，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他在1977年复出后主动向中央提出主管科学和教育部门，就是基于对教育和科技重要作用的认识。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且“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努力在党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在明确了科教事业的重要地位后，邓小平同志便通过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等方式确定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具体方针。通过调查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和教育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整整落后了二十年”；在科研人员的数量上，“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在国内科技人才极度匮乏的同时，海外却分布着数十万的华侨华人科技专家、教授、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才。这些海外华裔人才既有丰富和专业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情感上又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宝贵资源。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方毅、刘西尧谈到教育问题时指出：“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8月4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派人出国留学”和邀请“国外著名学者讲学”都是发展教育和科技的具体措施。此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开始拟定引进海外智力资源的具体方案并着手实施。
引进海外智力的措施
为有效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推动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邓小平同志就引进海外智力资源提出了一系列大胆设想并加以实施。这些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
1.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引进来是指针对性引进海外智力资源。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1983年他再次强调：“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后改称“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担任组长。在该小组的努力下，以李政道、杨振宁为代表的著名华裔科学家通过讲学、访问等多种方式回国贡献才智，以陈省身为代表的华裔科学家则选择直接回国工作以助力中国的科教事业。前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回信。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回国任教二十年来，将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在清华大学潜心耕耘、默默奉献，教书育人、科研创新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向你表示诚挚问候。姚期智回国任教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引智的成功案例之一。
走出去是指派遣留学生和加强中外科研交流。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随后，教育部经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将1978年的出国留学名额增至3000人。李政道积极协调中美双方，反复游走中美多所大学，促成了留学渠道重新开启。除选派留学生外，中外科技交流也日益频繁。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丁肇中的牵线下于1978年开始每年选派10名学者到德国开展科研交流；1978年9月，复旦大学数学系谷超豪、忻元龙应杨振宁邀请赴美开展讲学和科研工作。在相关政策和项目推动下，我国于1978年—1982年间共派遣了9179名公费留学人员，派遣人数较改革开放前大幅增长；仅1977年-1979年3年间，我国便先后派遣了50多人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开展科研工作，中外科研交流较1977年前增长了三倍多。
2.建立高水平科研平台。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海外人才希望回国发展却苦于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得知这一情况后，向有关部门建议在国内建立试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并针对性解决相关科研人员的实际问题。邓小平同志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指出：“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此次会谈后，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在我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试点方案并于1985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实行。此后，国家又陆续拨款8000万元设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以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至1992年，我国已在156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27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共吸引952名博士进站工作，其中许多是海外归国人员。
3.抓住关键科技领域重点突破。矛盾论强调“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结合。在科技领域就是既要协同推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又要抓住主要矛盾重点发展优势科技领域。对此，邓小平同志认为“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不是什么都赶超，是在部分领域或一些方面赶超。要先学，学得好，才能赶超”。针对丁肇中提议加快发展尖端技术的建议，他回应说：“科研设施的建设要从最先进的着手，高能加速器就是个重点。”此后，在杨振宁、丁肇中等华人科学家的倡议下，经过有关部门的充分论证，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并推动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建设。该实验室于1988年10月首次对撞成功，著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认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被全世界公认为是这个能量区里最先进的，这一装置的落成为中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提供了基本研究实验手段和条件。时至今日，经过改造升级后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仍然在我国开展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建立健全海外引智机制。改革开放之初，为推动海外引智工作制度化体系化，国务院于1978年批准恢复了外国专家局建制；1988年，外国专家局与1983年成立的“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合并为新的国家外国专家局，专门负责管理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中国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赴海外的交流培训工作。除设立专门机构外，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来华定居工作专家工作安排及待遇等问题规定的通知》等政策法规，引进海外智力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设立和各项引进海外智力政策法规的颁布，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引智工作提供了完善的机制保障。现在，经过2018年、2023年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外国专家局整体并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继续履行其智力引进的机构职能。
引进海外智力的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快速发展、正努力建设成为世界教育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战略抉择，把人才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大局的关键位置，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正走出一条从人才强到科技强、教育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之路。回首过去，邓小平同志对引进海外智力的思考与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深刻的启示。
一是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开展引智工作。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从引进华裔科学家、派遣留学生到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重点发展华裔科学家所在优势学科，党的海外引智工作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展开。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既要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更需要开拓视野、打开格局，以系统性思维进一步解决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治理的关键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拓展政策供给链条一体化改革新空间。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今天，海外引智工作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聚焦重大现实问题，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精准引进人才资源。
二是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也赢得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广泛尊敬。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正是通过重点发展海外华裔科学家所在优势学科，充分挖掘海外华侨华人这一人才资源“宝库”从而实现了高能物理领域等的突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瞄准科研人员的现实关切，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人才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引进人才仍然需要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要努力破除让人才望而却步的陈规陋习，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工作生活和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为人才评价及技术人才移民进一步“破四唯”“立新标”，为解决高校院所与产业企业隔离问题打通“旋转门”，为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提供增量制度供给。特别注重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既要积极引进海外华裔人才回国发展，特别是我国留学生受限学科的华裔人才，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又要鼓励其与住在国各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华侨华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是要坚持海外引智与自主培养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全面恢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基本秩序的同时，我国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显然，单纯依靠海外引智自然无法满足我国对人才的庞大需求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都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引进海外智力资源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中国庞大的人才需求、推动中国自身的科技进步，最终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支撑。因此，要坚持海外引智与自主培养相结合，在坚持依靠自己培养人才的基础上重点引进国家急需的海外人才，多措并举推动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能力，产生人才培养的井喷效应，成为国际学生的向往地，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开放环境，进而推动形成我国主导的国际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高地，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