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出现的意义
杨立元（左二）与“三驾马车”在青山关
今年8月23日，是我提出“三驾马车”称谓28周年的日子。那是1996年8月23日，《小说选刊》编辑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河北三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作品讨论会”。当天的《文艺报》发表了拙作《贴近现实反映人生——谈河北的“三驾马车”》的评论。这是全国第一篇全面评论“三驾马车”的文章。也正是由于这篇评论的发表才使得各家媒体普遍采用了“三驾马车”的称谓，从此使得“三驾马车”不胫而走，因此也将三位作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评论“三驾马车”的会议，没有《文艺报》当天推出这篇评论，没有众多媒体的宣传，“三驾马车”可能当时叫不响，甚至不可能有今天的影响。可以说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三驾马车”名声大振，享誉全国的。
“三驾马车”的出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流派竞争亮相，文学手法翻新弄奇，却大都远离时代、逃避现实，或在历史的积尘污垢中寻奇猎艳，或在艺术的形式和手法上玩玄弄虚。这使得整个文坛既喧嚣热闹，却又激不起读者的一点激情。文学远离了时代，文学脱离了生活，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却仍在书斋里进行着文学的试验，全然不觉人民对他们的冷漠和无情。这样就使得一些文学作品成为无聊无奈的个体抒泄的工具，成为堆砌文字符号的条码。面对纷纭变幻的生活和人民大众强烈的审美需求，一些富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不约而同地调整自己的审美视角，稳定自己的创作心态，经过冷静的思考和省察之后，独辟蹊径，开拓出一条既对文坛怪现象拨乱反正又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这些作家们都生活在基层，对底层人民的生态和心态洞察透彻，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焦点了如指掌，对百姓的疾苦磨难感同身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要求促使他们用文学这种形式宣泄情感、吐露心声。于是“三驾马车”便应运而生。应该说，他们的出现完全是不自觉、不经意的，是时代的需要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区域，但在创作意向和审美追求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没有“炒作”，没有喧闹，只是默默无闻地发表了一篇篇警醒人心的作品，就像一颗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中，在已经冷漠了文学的读者心海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作品与那些着重描写琐碎、晦涩、落后的生活现象和渲染消极、低迷、无奈的颓废情绪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直面人生、直视时弊，为人民大众代言，用小说的形式与人民大众接轨，迅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引起了其他作家的呼应。于是，现实主义文学经过一段沉寂之后，终于重新崛起，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三驾马车”的创作是在1995年前后逐渐起势的。我们知道，“三驾马车”的出现，起初并不是政府行为和文艺部门有意打造，而是读者捧起来的。那时他们三个人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数量和影响也大。这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以‘贴近老百姓、关注新时代、揭示新矛盾、展现新生活’为其创作主旨，将笔触根植于广大乡村和工厂的丰厚沃土中，真实形象地再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我国广大农民和国有企业干部、职工拼搏进取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悲欢离合的命运故事。”当时他们三个人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数量和影响也大，尤其是何申的《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谈歌的《年底》《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逐渐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当时，人们把以他们为主的文学现象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对此，何申当时曾向我说，中央已经关注这种现象了。但这种现象的兴起最初却是读者捧起来的，而不是官方。《文艺报》主编郑伯农先生曾这样谈到谈歌《大厂》发表后的反响。他说：“《大厂》在《人民文学》刚一发表，读者的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这种情况是好几年没有过的。写信的多为文学圈子以外的人，是忙碌在各种战线的普通干部群众。他们绝不是为了把某部作品炒热，只是读了作品之后，深受感染，激动不已，于是按捺不住而提笔写信，一吐为快。一部作品产生了那么大的感染力，靠的是什么？没有艺术性，能有那么大的感染力么！”不仅谈歌的作品是这样，何申、关仁山的作品亦如此。
从当时全国文学发展的态势来看，“三驾马车”的崛起确实有着“拨乱反正”的意义。众所周知，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始终沿着现实主义的脉线前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曾引起过极大的轰动效应，那时的文学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多么的神圣，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文学与人民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贴近契合。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文学便在人民中间失去了位置。一些作家硬搬照抄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生吞活剥，食洋不化。一些作家“先锋意识”膨胀，脱离生活，疏远人民。一时间，文坛失序，作家心态失衡。固然，一些有益的探索、试验是必不可少的，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该是主流。“三驾马车”的出现迎合了人民的审美需要，填补了文学的审美空缺，这对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无疑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2006年9月26日，在“三驾马车”提出十周年之际，为了总结“三驾马车”的创作经验，推动河北文学创作，河北省作家协会在石家庄召开了“‘三驾马车’创作十年座谈会”。铁凝、翟泰丰、蒋子龙等中国作协领导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这十年间，“三驾马车”负载着时代和人民的重托，携带着对社会人生沉重思考的忧患意识和为人民代言的神圣使命奋力前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辙印。我作为“三驾马车”的主要研究者在大会上第一个发了言。我在概括“三驾马车”十年的创作经验时说：“十年来，‘三驾马车’一直奔跑在现实主义的大道上，他们的创作宗旨就是‘写人民和为人民而写’。他们以时代的主流话语倾吐着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意识融入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建构了质朴而又厚重、平淡而又丰富、平实而又深邃的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美学世界，为河北文学和中国文学做出了贡献。”
“三驾马车”如今已经提出28年，“三驾马车”也被写进了文学史，他们的创作依然强劲。关仁山去年出版的三卷本的《白洋淀上》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第一部，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现在他的《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已经写完，并计划在2026年创作完成二卷本反映唐山震后50年巨变的《回唐山》。谈歌也笔耕不辍，佳作不断。
总之，“三驾马车”的作品与时俱进，适时地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需求，用艺术的形式探究、追寻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担承和完成着时代和人民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