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巴勒斯坦人，怎样看巴以冲突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跨越愤怒与仇恨，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呢？在愈演愈烈的冲突与暴力之中，我们还能否保持明澈的目光，去发现和平的期许呢？
《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的作者、巴勒斯坦和平运动先驱萨里·努赛贝做到了。他没有在仇恨的驱使下走向暴力，而是不断试图厘清这种仇恨与冲突，并从中寻取解决之道，开辟反思与对话的空间。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萨里讲述自己与家族的爱憎沉浮，巴以冲突的源起与演变，以及巴勒斯坦人于其中的艰难求存；他的人生也是巴勒斯坦历史的缩影。从一心治学到游走于巴以政权之间促成和谈，他曾被巴勒斯坦人斥为“叛徒”，又被以色列当局抓入监狱，但他始终坚持和平与共情，在夹缝中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善与恶，白与黑，对与错，‘我们’与‘他们’，我们的‘权益’和他们的‘掠夺’，将这片圣地撕裂。只有当我们静下来聆听传统的智慧，承认耶路撒冷不能被征服或被暴力维系的时候，才能看到唯一的希望。这座城市属于三种信仰，向全世界敞开。”
今天，我们就从萨里·努赛贝的个人故事出发，看见战争与冲突中具体的、人性的时刻。
母亲的怜悯心
母亲对养育孩子这门艺术的敏悟也许源自她父亲所信奉的苏非派。不管从何而来，她灌输到我们心中的伊斯兰教信仰，奇迹的成分很少——我能想起来的寥寥几个中，就有穆罕默德飞马夜行的故事——却充满了坚如磐石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她认为，伊斯兰教的教义是尊严、诚实、自尊、朴素、善良，当然还有爱，无尽的爱。而且这宗教也非常灵活，能够自我调整来适应时代。斋月结束，在开斋节的第一天，她会允许父亲与叔伯们开啤酒和威士忌庆祝。在她的观点中，各种宗教信仰并不存在竞争。我的母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却也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们，苦路（ViaDolorosa）是基督受难之路，也会在圣诞老人和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圣诞树旁边庆祝圣诞节。
我少年时期有些极为甜蜜温暖的回忆，就是在寒冷的斋月之夜，我的姑姑姨妈，还有姑婆姨婆们，从大马士革、安曼或黎巴嫩来做客。开斋后，我们会坐在火炉边烤栗子，兴高采烈地听她们讲那些让人着迷的寓言和传说。
因此，伊斯兰教之于我们这样的耶路撒冷家庭，与天主教或圣公会之于我们的基督教朋友也没什么不同。我后来也了解到，不到一百米开外，就在无人区那边，犹太教之于阿摩司·奥兹也是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仪式和盛宴；宗教为生活加入了一点色彩，但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了，自然也从来没有阻碍过我们受教育。那时候，要找今天那种以伊斯兰教代言人自居，眼中充满激进极端之光的狂热分子，只能去听那些早已陈旧落伍的老故事，或者去圣乔治图书馆翻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恐怖小说。
关于母亲，有件事值得一提，她对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洗衣女、司机、厨师和小贩们有着近乎宗教一般的尊重。在一个阶层意识很强的社会，我们处在金字塔顶端；有地位、有权力的人通常喜欢骑在无权无势的人头上作威作福；然而，我从没见过母亲对待乞丐和对待自己阶层的人有什么不同，有时候甚至对前者更为尊重。
回望我的童年，我可以说，母亲只对一种人不太包容大度，但往远了说，这种情绪也是暂时的。她会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不喜欢犹太人。母亲口中的“犹太人”，不是纽约、阿根廷这些地方的犹太人，甚至也不是1947年之前西耶路撒冷的那些裁缝、菜贩或爱迪生影院的经理——她很喜欢他们。
她说的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用阴谋占领她的国家，夺去了她丈夫的一条腿；她的父亲早逝，自己失去沿海平原那古老的根，被剥夺了在家乡居住的权利，她的母亲被放逐，她认为这些都要归咎于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今，就连她亲爱的父亲的坟墓，也坐落在无法企及的敌国领土，而且据她所知，已经被渴望土地的集体农场成员犁平了。
我说她这种厌恶是暂时的，是因为她的怜悯之心足以战胜厌恶。一天，我13岁的姐姐萨伊达突然不受控制地以泪洗面。她从学校带了一本《安妮日记》（TheDiaryofAnneFrank）回家。她哭啊哭啊，这个藏在密室中，时刻害怕被屠杀她民族的恶魔找到的犹太孩子，让她感同身受，无比同情。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感情，毕竟，这位女儿的妈妈，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手里也有那么悲惨的遭遇。但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温柔地擦掉萨伊达的眼泪，也偷偷抹去自己的。
父亲的责任感
归国第一年，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要深切地尊重自己民族的感受和传统，毕竟，我在海外多年，对这个民族所知寥寥。
我很快和一些学生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和友谊。他们就像我的一扇窗口，得以窥见耶路撒冷狭小城邦之外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在咖啡馆与餐吧中进行学术探讨，有时候他们会邀请我和露西去自家村舍中吃饭，无论何时何地的谈话，都会让我感觉到他们质朴清新的善良、传统与智慧。他们热情好客、正直体面，满含着无限的尊重与友善，和城里那些资产阶层、政客、商人，以及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学者形成鲜明对比。后来，正是那些从农家村舍、穷乡僻壤走出来的男男女女，挺身而出去对抗坦克与枪炮，最后流血牺牲，入狱受刑。教学相长，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巴勒斯坦农人教会我的最重要一课，也让我十分羞愧。一天早上，我正驱车前往比尔泽特，和往常一样，有点赶时间，头发乱蓬蓬地来不及梳。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一身简朴的当地农民打扮，突然跳到车前，要去赶刚刚停在路对面的公交车。我开得不快，但没来得及踩刹车，撞到了她。她倒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下车看她的情况，很幸运的是，她站起来了。我想问她伤得如何，需不需要去医院。“我没事。”她一直说着这句话，不让我碰她。她还想赶公交车，开始迅速冲往路对面。我赶在她跑没影之前，把名片塞给了她。
她没有音信，我也很快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三个月后，父亲出国公干归来。他打电话来说要见我。见了面，他劈头盖脸的第一句就是：“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我支支吾吾地敷衍了几句，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老太太是怎么回事？”他是想知道这件事——老太太的某个家人联系了他。
我终于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于是解释说那场车祸不是我的错，老太太也没受伤，我也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留给了她。父亲听我说着，不时点点头，好像理解我的样子，最后说了句：“这回你真的搞砸了。”
我默默无语地站在那儿。一直以来，我最恐惧的就是让父亲失望。
“最该做的事情你没做，”他继续道，“你没有道歉，既轻视了她们家，也有损咱们家的名誉。”
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声名显赫的耶路撒冷贵族法赫里·纳沙希比（FakhrialNashashibi）在巴格达惨遭谋杀。一个阿拉伯的消息来源指控父亲的远房亲戚艾哈迈德·努赛贝（AhmadNusseibeh）为杀人犯。报道说，努赛贝是“穆夫提的走狗”，而他所属的家族“长期以来犯罪成瘾”。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巴格达警察立即逮捕了那位亲戚，将他投入地牢。
没人相信那家报纸的报道，而且努赛贝家族和纳沙希比家族其实有姻亲关系，两家人关系特别好。尽管如此，父亲依然和哈桑伯伯及亲戚阿里一起，在法赫里下葬后的那天傍晚造访纳沙希比家。远亲艾哈迈德是否有罪，这和他们的行为无关：他们必须要尊重受害者的家庭。
当时的父亲和我一样，年轻又摩登，看到那些招呼他们进屋的纳沙希比家的人，他得咬住嘴唇使劲憋笑。因为这些人都跟他一样，同属于20世纪中期的年轻人，却被各种按理说早该消失的陈规陋俗所累。他努力憋住了笑，向这家人表示尊重和慰问，于是没人找他寻仇。
父亲讲这个故事，是想让我明白“和解”（Sulha）的严肃意义所在，那是我们的部族正义体系。按照巴勒斯坦传统，个体并不是真正的个体。如果你偷了东西，甚至只是被指控偷窃，你和你的整个部落或家族都是有责任的。他们要对你负责。受害的家族或部落有权利向你这个家族或部落的任何一个人复仇。阻止复仇或流血事件的办法，就是解决矛盾。双方会订立“和解协议”。三天之内，调解人会去受害方的家中，安排双方见个面。
要是有人被车撞死了，开车的人（或者他的代表）不管是否有错，都必须和家人一起来到受害者家中看望，道歉并进行补偿。受害者的父亲可能会说：“我们想要5000万美元，虽然我儿子的生命是无价的。”只要司机的家人接受了这个条件，受害者的父亲就会开始降价。“看在安拉的分上，我减去1000万”，“看在穆罕默德的分上，我再减去1000万”。如此这般，直到降到合理的赔偿金额，甚至不要求一分钱的补偿。“和解”更看重的是尊重和荣誉，钱倒没那么重要。
为了解决我的事情，家族里浩浩荡荡出动了100人，来到老太太的村里。整个村庄的人都来参加恕和仪式。
我们十分严肃地道了歉，并提出赔偿。正如父亲所预料的，对方接受了我们的歉意和尊重，挥手拒绝了赔偿。我们尽到了职责，而他们也用拒绝任何实体赔偿的方式，对我们表示了尊重。
多年以后，我在一群以色列人面前又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告诉他们，不管你们的初衷是不是要造成巴勒斯坦的难民悲剧，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即便只是你们的行动造成的间接后果。按照我们的传统，你们必须承认这个错误。你们必须来道歉。只有这样，巴勒斯坦人才会觉得被尊重，才能够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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