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记在账本上
转自：农民日报
正在记账的沈怀德和老伴。
①沈怀德记录的账本。
②家里养的鸭。
③菜园里的收获。
沈怀德正在耕地。
42年春种秋收，42年记录不辍，一位农民，一锄头一锄头刨出一部中国小农奋斗史，一笔一笔勾画出一副山乡巨变图。
“勤而不俭，譬如漏卮，虽满积而亦无所存。俭而不勤，譬如石田，虽谨守而亦无所获。能勤能俭，创家者也。不勤不俭，败家者也。”这是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铜钟乡清水村村民沈怀德的家训《格言楷则》里的一段话。
1981年8月17这天，29岁的沈怀德从父亲那里分得10.6元现金、8亩田、一摞家谱和一本家训，便从此独立门户，创家立业。
勤和俭是亿万中国农民身上最深的底色，也像两根始终同时紧紧绷着的弦，让沈怀德一家在生产生活中不敢有任何懈怠，既不能让日子过得像漏酒的杯子，也不能像石头一样的田地。为精打细算，明白传家，从分家那天起，沈怀德便将收支一笔一笔记下来。
这一记，就是42年。
白天锄头耕地，晚上笔耕账本。42年春种秋收，42年记录不辍，他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出一部普通农民的奋斗史，一笔一笔地勾画出一副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图景。
翻开散发着时间气味的账本，沈怀德家从入不敷出到渐有盈余，如若将每年的收支做一个折线图，能够清晰地看到沈家的日子深深地嵌入在社会变迁之中，也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抱着账本和年终盘点的表格，沈怀德说：“有收获的年，就是丰收年。丰收是什么嘞？就是喜悦。”
“小”历史和“大”历史
在大幕山、大湖山、大药姑山等层峦叠嶂的包围下，穿过掩映的竹林，路过稻花香气四溢的田地，曲径通幽处，便是沈怀德的家。
家里有很多宝贝，除了两排大平房、一片菜地、2头猪、10只北京鸭、40只鸡、200只鸽子、4000斤刚收获的玉米和6亩等待开镰的水稻，还有两铁皮柜子的家谱家训和账本。
1969年，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沈怀德中断学业，到生产队当了会计。在队里，他把账记得明明白白，一丝不苟。分家以后，小家庭太穷了，养育了好几个孩子，一毛钱要掰成两半花。
“记账就是为了精打细算，不浪费，不乱用。”
他延续了在生产队记账时的方式，严格记录农业、务工、农机、惠民、人情等方面的收入，农业、人情、服装、医疗、水费、电费、学杂费等各方面的支出。大到几百上千的农机家电，小到1分钱的针头线脑，他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密密麻麻的数字虽然静静地躺在账本上，但不断变大、花样百出的它们又分明像是一部历史书在张嘴说话。无奈的是，这个话是和普通话差别极大的方言，所以导致第一天的采访并不顺利。为了沟通方便，我们希望沈怀德能记下几个他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的关键词，以便能讲出几个故事。
等再见他时，我们意识到这个要求对一位认真又朴实的农民来说有多“伟大”，伟大到甚至有些过分。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凌晨四点就爬起来写，用文言写出了他的家族史、农耕史和养殖史——
“清代世居崇阳县天城乡仁上理河小保，今古市川垅口西岸沈家，世代耕读传家……予之父亲，一生勤劳俭朴，耕读为生。……1952年生我，为我取名怀德，寄托我要胸怀道德，仗义疏财。1981年8月17日与父分家，立志要明白传家，记账昭示后人……”
“1980年下半年分得旱地2.5亩，1981年7月26号队里分得水田6亩，耕作为生，入不敷出，卖米养猪聚点钱。”
“分家后每年买猪仔饲养……2022年冬，至案山买小猪两头，精心饲养，冬保温，夏降温，饮水干净充足，长势良好。”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大包干”一时石破天惊。1980年，湖北省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因此，在分家时，沈怀德的最大“家产”就是土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曾说道：“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的一切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
土地为沈怀德家这个人口较多的家庭的初期维持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除了生活，还有教育这个最大头的支出。
“2毛钱一斤米，小孩子读书就靠卖米。”沈怀德回忆。
正因为土地如此重要，沈怀德对土地的数量和在土地上的收支记录得一清二楚。2016年，崇阳县要进行土地确权登记。村干部们到沈怀德家时，他发现土地亩数被弄错了。口说无凭，沈怀德便找出账本，翻出当年的记录。村干部们心服口服，也对这么漫长而精细的记账史感到震惊。
对以地谋生的农民来说，那些年的农业税在整个家庭支出上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崇阳当地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舅舅的年拜了，国家的粮交了，就没别的任务了。”在沈怀德的账本里，夹着以前征收农业税的收据。刚分家那年，上交农业税6元，1982年上交20.5元，2000年涨到2037元……2004年当地开始减免农业税，直至2006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
沈怀德用了两个成语回忆当时的心情：奔走相告，欢天喜地。
物质匮乏的年代，种地的收入很难给生活带来很大改善。1995年的一个夜晚，沈怀德叼着烟，彻夜难眠，“太穷了，怎么办呢？得找点事情搞搞。”舍不得撂下土地不管，索性就在地上想办法。当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很多村里人随着高潮迭起的“打工潮”从田间地头涌向沿海城市，所以村里的地需要人来种。于是第二天，沈怀德便卖了一头牛，东拼西凑，买了一台耕种机。
就是这台农机，开启了沈怀德的“农机史”。
崇阳盛产红薯，村民们要是磨红薯粉就要去加工厂，不仅不方便，还要吃加工厂偷偷留红薯粉在机器里不放出来的哑巴亏。所以在1997年，沈怀德买了一台磨红薯粉的机器，并抱着机器上门服务。同年，他还购置了一台膨化机。一年后，村民们吃水不方便，他又借了800块钱买了一台抽水泵。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沈怀德就是这个政策的获益者，也让他有信心续写自己的“农机史”。
“现在政策就是好，不找农民要一分钱，还倒贴给农民。”
可以说，沈怀德看到村民种地需要什么，他就去提供什么。到2014年，他又买了一台半自动的磨粉机，第二年因为这台机器收入近万元。
从沈怀德的人生历程来看，他的个人史是和国家的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的“小”历史，也是一部“大”历史。
能勤能俭，才有盼头
一粒稻种，经过播种、插秧、分蘖、抽穗、成熟，中间需要农民精心地呵护和辛勤劳作。在这期间，农民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他们却一直满怀秋收的期盼。这个从无到有、从播种到成熟的过程，就是农民的盼头。有盼头，农民才会年复一年地辛勤耕耘。
在采访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些古老的话在脑子里滚滚而出，已然烂熟的语言在沈怀德一笔一画的记录中成了一段段鲜活的记忆和画面。
1995年购置耕种机后，沈怀德就天天在地里蹬机器。那时候，那台耕种机是村里唯一的农机，所以沈怀德很受欢迎，耕一亩能挣50元。
“不分白天晚上一直干，人累了，累得受不了了，就倒在田里，或者趴在机器上睡个十几分钟，别人把我喊醒接着搞。”
沈怀德说着当时的画面，老伴在边上补充：“别人家的苗苗都长高了，我们家的地还没顾上。得搞啊，不搞菜里都没油水。”
沈怀德的勤，不只是体勤，还表现在为了农业而不断学习和钻研的努力上。其实，在几千年的人多地少、以地为生的小农生活中，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催生出许多生产智慧，这是“高手在民间”的来源，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伟大和传承。
110多年前，在西方工业文明和坚船利炮的压迫下，当中华民族被迫师夷长技之时，美国土壤专家富兰克林·H·金却反向中国求知：“这套农耕体系经过长达4000年的演化，在这块土地上仍然能够产出充足的食物，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我们渴望了解这是如何做到的。”
沈怀德或许并不是农耕文明的最典型代表，但他身上却有深深的底色。
1976年那年，生产队里的庄稼招了很多钻心虫，沈怀德认为得打农药，但队长认为不用打。沈怀德说不过队长，就决定搞个对比试验，把田分成两半，一半打农药一半不打。
“打了药的，要是好了，那就是你的功劳。如果没好，那就是你的责任！”当时队长很不服气，还故意不给他算工分。
结果果然是打了农药的没有减产，也因此，沈怀德被送到县里农机站去学做技术员。可以说，这是他后来“农机史”的序章。
他不仅是村里的农技员和农机大户，还因为养殖而成了村里的“兽医”。养猪以后，沈怀德就买关于养殖的书自己钻研。村里一户人家的母猪生了一窝小猪，站不起来，兽医给打了青霉素也不管用，甚至陆续死去。沈怀德一看，就知道这些小猪是低血糖。
“我给一针打下去，保管能站起来！”沈怀德信心满满。
“吹牛皮喽。”村民们都不信。
小猪太小，找不到血管输液。沈怀德照着书上的手法，混合了注射用的葡萄糖和盐水，把猪的后腿提起来，让猪的肠子往下走，找到猪的第二个乳头部位，一针扎到腹腔里。一共救过来七八只小猪，最后一只还没挨针，前面的已经站起来了。
因为会养，所以沈怀德又发展出了他丰富的“养殖史”。除了养猪，他还养过牛蛙，养过牛。采访时，鸽房里发出咕咕的声音，鸡鸭和猪的叫声伴随蝉鸣狗吠，此起彼伏。让人感到虽身处深山，却一点也不孤独。
像很多农民一样，深知勤的辛苦，便自然有了俭的习性。于他们而言，勤俭不是一种需要去夸赞和追求的美德，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当年，收了稻谷之后，如若交了粮，只要有结余，沈怀德就挑着米到几十里以外的县城里去卖。“有时卖不出去，我还得守到天黑再挑回来。挑去再挑回来，肩膀被磨出一个个大血泡。”
这条到县城的路，后来他的大儿子沈增怡又用光着的脚丈量过无数次。那时增怡到县城上学，揣着一个星期所需的35块钱伙食费，不舍得坐车，没有自行车，又怕浪费鞋，索性就赤脚走。
再后来，才16岁的大女儿沈梦霞，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就被打工的大潮裹挟着从清水村到了县城，又去了浙江。她和几个一起出去的女孩子，舍不得任何享受，只为了轮流着凑够整数的钱往家里寄。
这些往事，是沈怀德和老伴共同回忆出来的。沈怀德说，老伴就在边上附和，或者纠正，大多数时候她都跟着笑。他们感谢孩子们的付出，梦霞看到父亲的账本，也是满含热泪。一家人紧紧相拥地过日子，酸甜苦辣，共同度过。
再艰难，再节俭，他们一家人也不会节俭掉节日中的仪式感。刚记账时，离中秋节已经很近了，一直省吃俭用的沈家的第一笔支出就是为了过节。那年农历八月十三，沈怀德花了1.45元钱买了饼和酱油。第二天，他又花了0.9元买了宝塔糖和白糖。
“家里有小孩儿，过节得买点糖。”
日常生活里，沈怀德的账本里也有很多让孩子们享受的温情：“买麦乳精一桶”“增奇吃冰糖，0.1元”“剁肉给六儿吃”……
他们的生活，有苦也有甜。
这摞账本，还在“长高”
2016年，村干部看到沈怀德的账本大为震惊，后来经过媒体报道，这些账本被湖北省档案馆收藏到特藏馆内。沈怀德手里的，是这些账本的影印本。档案馆对沈怀德账本的评价是“家庭小账目，时代大变化”。
如若将时间拉得更长一点，时代的变迁更有翻天覆地之感。
在湖北，除了沈怀德记录的农民账本，还有一本极为特殊的农民账本，现被珍藏在武汉革命博物馆里，那就是毛泽东写于1926年《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也是他第一篇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账本中，毛泽东详细记录了一个普通佃农张连初从食粮、猪油、盐等11项支出，田收、喂猪、冬季砍柴或挑脚、工食省余4项的收益。一项项算下来，在假定每年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精明会计算，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全年勤劳无休这六个极端严苛的条件下，收支相抵后，张连初还有19.6455元（大洋）的亏空。
对此，毛泽东得出当时中国佃农“比牛还苦”的结论：“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跨越百年，从张连初到沈怀德，对读两个农民的账本，我们发现原来数字会说话，在说农村生活的沧海桑田，在说农民生活的天翻地覆。
“1995年家里年收入首次超过万元，2007年首次超过5万元，2018年首次超过10万元……我心里头有底，因为我们有后盾。”沈怀德感慨道。
沈怀德除了从每年亏空到收支摇摆再到盈余渐多的变化，他有了更多的收入来源和逐渐减少的支出项目。在他的年终总表格中，有一项很有代表性，就是从2004年开始，他的“惠民收入”一栏开始出现了数字，并且数额在逐渐变大：从2004年的1195元，2016年8260元，再到去年的16887元。
中国农民在勤和俭的紧绷中过日子，有时左支右绌，若有大的意外，更是风雨飘摇。围绕着土地，沈怀德种植、养殖还摆弄机器，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日子一天天变好。但是，人有旦夕祸福。2006年，六儿子突发精神疾病，一直依靠药物治疗。2010年腊月里的一天，二儿子脑中因为长了一个瘤子而突然晕厥，一进医院安排手术，便花了8万元。这些意外，让沈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几年后，沈怀德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医保以及扶贫补助等政策，还有签约家庭医生服务。从账目上看，2020年，沈家支出医疗费14609元，年底仍有盈余39615元。
采访的第二天，我们看到沈怀德已经将前一天的收支记上了。他买了一箱酒，一包面条和四包烟。做记录的手，已从年轻时做农技员时的纤细灵巧，变得关节粗大而沧桑。
“我会一直记下去，记下乡村振兴的新变化。”沈怀德说。
一摞记录了42年的账本，记录着一个农民的奋斗史，一个农村家庭的酸甜苦辣，见证农村的山乡巨变，也见证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这摞账本，还在“长高”。账本里盈余的数字，正在“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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