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换来的大餐
□马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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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开始至90年代末，我在家乡的一所小学任校长。1987年的中秋节是10月7日，当时国家还没有设立中秋假期，教师正常上班。
早上，学生在操场上做完那套老式广播体操后，原地解散。老师们回到办公室，有课的准备上课，没有课的开始备课、批改作业。突然，李老师笑着对我说：“马校长，今天是中秋节，晚上组织我们一起聚个餐吧！”“这……学校没有经费，怎么聚呢？”我摊开双手为难地说。“你与大队老张书记关系好，去他那里争取争取嘛！”老师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迫于全体教师的“压力”，我只得抱着一试的心理去大队找老张书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老师们在前天就在办公室里偷偷形成“决议”了，第二天早上由李老师做代表，向我提此建议。
2
我上完了五年级的数学课后，立即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其他哪都响的“长征”牌重型自行车，往大队部去。老张书记却不在，副书记老陈正给一个干瘦的社员做思想工作，让他同意边上的邻居造房时往他家移过半米，说他家弄堂反正还宽阔着呢。老陈书记见我来，说：“马校长，是不是学校屋面又漏雨了，请两个泥水匠去捡漏？”我灵机一动，说：“这次不是屋面漏雨了，是一个教室里的一根梁弯下来了，往后天下大雪，整个屋面砸下来可要出大事的。”老陈书记听了，很为我着急，说：“张书记说虽然农田都分到户上了，但他还要去各个队里看看水稻的长势，吃了午饭他要来办公室的，你下午再跑一趟吧。”我说：“好的，反正我自行车骑来只要五六分钟。”
下午一点多钟，我又去了趟大队部，老张书记还是不在。那时没有手机，老陈书记带着歉意说：“马校长，让你白跑一趟了。我估计现在书记在下圩那里的生产队。这样吧，你骑了自行车直接往那里去，肯定能找到。”我敬了老陈书记一支青岛产的短前门香烟，说：“没事，没事，或者我明天上午再来找他吧。”我跨上自行车，又径直往下圩那里骑去。我巴不得一分钟就能找到老张书记啊。
在下圩那里的渠道上兜了约二十分钟，我终于找到了老张书记。只见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老人汗衫，裤管挽得高高的，正在一条水渠里拉水草，拉满一捧，就用力把水草扔到渠道的路面上。我与老张书记打了招呼后，疑惑地问：“书记，你这是在干啥？”
“这条渠道里水草太盛了，影响流水，我清理一下。”老张书记直起腰，用带水的右手抹一抹脸上的汗水，问我，“马校长找我有啥要紧的事？”
我平素就与老张书记关系很好，立刻一五一十地把老师们的要求说给他听。只见老张书记笑眯眯地说：“老师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大队里现在经济也很紧张，这样吧，你去镇上最西一家百货店给每个老师拿一份月饼吧，到明年中秋再让老师们聚餐。”
“好的，谢谢书记啦！”我边感谢老张书记，边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镇上最西一家百货店的负责人是我班上一个学生的家长，我不拿月饼，让他记账，给我现金，反正这笔账最后是由大队会计去结算，这样，我就可以拿现金去买菜了。我为自己的主意而感到兴奋，自行车在大渠道上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
3
一切都按我预想的实现了。我从百货店负责人手里接过一百元钱——学校共二十个老师，每人一卷苏式月饼五元钱，一迭声说“谢谢，谢谢”。
回到学校已是下午两点半了，老师们一听中秋聚餐成功了，一片欢腾。我马上安排两个空课的男老师去镇上采购荤菜，再让就住在学校边上的一个女老师去家里捉只大公鸡来，另外两个女老师则去家里弄些蔬菜，公鸡、蔬菜都按当时的市场价算给她们钱。
到学生放晚学时，荤菜、蔬菜全部到位。主要荤菜是咸肉五斤，共十八元——那时没有冰箱，镇上唯一一家鲜肉店到上午十点左右鲜肉就卖光了；在镇西面饲料加工厂小河边扳鱼的老邱那里买鲢鱼、鲫鱼等杂鱼五斤，共十元，河虾两斤，共五元；此外，一只大公鸡算十五元，咸猪舌、开洋等十元，加上冬瓜、毛豆、茭白、辣椒、豇豆、韭菜、调料等，已近一百元了。当时一百元差不多是一个老师两个月的工资了。最后我想，酒钱在哪里出呢？这时，我看到办公室墙角里堆着一摞旧报、旧的参考教案等，就派学校“劳动模范”陈老师把这些东西用细草绳捆扎了，挂在自行车上去镇上的收购站卖掉，正好打得散装的五斤米酒、五斤黄酒。
晚上五点半，在学校办公室里，我们用办公桌拼出了两张大桌子，每桌上各放着两位巧手女老师整出的十多个菜，老师们便喜气洋洋地过起中秋节来。
大家举起茶盏轮流向我敬酒，说着类似“今天中秋聚餐全是马校长的功劳”的话。我平时不太喝酒，但被老师们“夸奖”，慢慢也激动起来，到后来更是头脑晕乎乎的，回敬老师们时身体都有点摇摇欲坠了。
转眼已是数十年过去，随着教师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后来我们过的比较有“规格”的中秋节越来越多，但记忆却已是一片模糊，唯独这个1987年的我与老师们一起过的中秋节，其情其景总是恍如昨日，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