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我们与心理咨询的距离更近了吗
从弗洛伊德的时代算起,心理咨询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个诞生在欧美社会的舶来品,在中国社会留下的印记既新鲜,又有些许潦草。据估计,中国全部活跃的心理咨询师加起来大约只有20万——平均每7000人拥有一个——假设他们真的想拥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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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许诺 编辑 王进雨
虚拟咨询室里,罗辛看到了自己已经离开十多年的原生家庭,投下长长的影子。不再假装视而不见,重新塑造与父母的关系,成为他决心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尝试一下心理咨询。”饭桌上,罗辛谈起半年前开始接受心理咨询。
话音未落,罗辛突然注意到,对面的林嫣眼眶泛红,眼泪似乎已止不住。罗辛有点慌了神,不知道还要不要说下去,也没有去问,匆匆将话题引向了别处。
林嫣也有隐秘的角落——医院精神科的量表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并没有心理疾病。但是,当失眠、早醒、呕吐这样的生理反应接踵而至,林嫣还是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很不对,这是身体在发出信号。
她亦想起心理咨询,但没有选择线下咨询室,害怕大费周章。坐在家里,打开手机,线上平台随手可得的快捷和“99元三次”的体验价,让林嫣暗自感慨,哪怕不太合适,是不是也无所谓?
从弗洛伊德的时代算起,心理咨询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个诞生在欧美社会的舶来品,在中国社会留下的印记既新鲜,又有些许潦草。据估计,中国全部活跃的心理咨询师加起来大约只有20万——平均每7000人拥有一个——假设他们真的想拥有的话。
过去几年,互联网颠覆了很多行业,但也有些异类,在浪潮冲刷中顽固得像一块礁石。在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行业,很多变化已经发生,但更多的改变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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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内心的小孩
曾像很多人一样,罗辛以为心理咨询是“心里病得很重”的人才需要,他显然并非如此。
很久以后,面对罗辛询问,林嫣回想起来自己当时为何反应如此之大。“我感到你好像放下了很多事情,一些压在你心头的石头被慢慢挪开了,有一种活得轻盈的感觉。”林嫣告诉罗辛,“这个感觉真的很好啊。我就在想,如果有可能,我是不是也可以拥有这种感觉?”
林嫣想缓解工作压力,更想知道为什么会在工作中近乎“虐待”地苛求自己,为何常常疲惫得像一颗耗光了电量的电池。
“你是不是从小就会有一种信念,就是说,你必须要非常优秀,才有可能生存下来?”在视频的另一头,线上心理咨询师的提问,让林嫣回想起小时候是如何感受到父母的期待,自己又如何“像一件商品一样”被父母向旁人炫耀。这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自己只有足够优秀,才值得被爱。
林嫣看见了内心的那个小孩,在面对“内心父母”时,是多么的无力。好在,一旦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林嫣感到自己的痛苦就有了丝毫减轻。当她再次在工作中把自己推到极限时,内心的父母和孩子中间似乎多了一个声音,轻轻地说,你可以不必永远听从,你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无力的小孩了。
本是陌生人,又隔着屏幕,打开心扉难言简单。
结束第一次咨询尝试后,云扬再也没有打开手机上的那个心理咨询APP。“我只是发泄了一下,哭了一场,但是并没有很好受,反而觉得害怕。”
云扬是在朋友推荐下开始线上体验。此前,她的选择是与亲人、朋友倾吐。尽管有时候回应她的是不耐烦甚至一场争吵,但在许多次决裂和复合之后,这种“甩都甩不掉”的亲密和信任感让她觉得安心。而心理咨询,在她的印象中,是“只有精神方面有疾病,已经不能正常生活的人”才应该去做。
“他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很精准,都会问到我的痛点上,会让我说出一大堆话,到后面我就哭了。”云扬回忆起那次咨询过程,“哭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觉得自己被看透了。”
更让她失望的是,在自己讲述了那么多之后,对方并没有抚慰自己,也没有多少回应,始终是“冷冰冰”的状态。这让她觉得没有被尊重,更是想起了无助时刻不回自己微信的朋友。
没有建立起信任的感觉,这次咨询已经是一个注定的失败。“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应该也要给我一点?”云扬讲述时,愤怒的感觉回来了。“这不是‘咨询’吗?我想让他告诉我该怎么做,而不是跟他一起成长。”云扬知道,这样的成长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能还需要多至十次二十次,这超出了她忍耐的极限。
引导来访者自己去探索,这可能是心理咨询无论流派共同的方法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咨询师习惯与来访者并肩前行,而有些则更愿意化作一个路标,仅仅在必要的时候给予提醒——这是一个风格问题。知道这一点后,云扬的怨念少了一些。即便如此,她也不愿再尝试别的咨询师。
“试错成本还是太高了。”虽然在这个手机APP里,所有咨询师的自我介绍、用户评价都一目了然,点进去就可以预约时间,但云扬还是看到了互联网并没有打破的壁垒:简介里那些看不懂的名词,遇到一个不匹配的咨询师之后如坐针毡的50分钟,以及面对陌生人暴露自己隐私的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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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围墙”
成为一个心理博主,严艺家多少带着一些“赌气”的成分。短视频APP里,一众所谓的“心理学”账号,靠着“如何击退小三”“如何留住男人的心”赚足了流量。
从事心理咨询的同行们看到了“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看不惯一样东西,别总想着捂住别人的嘴巴。”严艺家决定行动起来,“我想的是,怎样去发出自己更大的声音,让更多人可以听见。”
算法机器无声的轰鸣中,掌握“流量密码”的玩家才能胜出。在这方面,十几年的咨询经验帮不到她太多。在经历了并不顺利的开局之后,严艺家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风格——理性,有温度——这是一个咨询师所熟悉的状态。
做博主的过程,也带来了对自己更多的了解。严艺家最初选定儿童青少年心理领域,这也是她本职中最熟悉的话题。但在用户的潮水中游着,游着,她发现自己抵达的海域其实是“女性成长”。“你是什么,别人会被你的哪方面吸引,确实是容不得伪装的。”在输出的时候,严艺家才发现,自己对女性成长话题,原来有那么多思考。
在博主与粉丝之间,永远是一个互相吸引的过程。常常有粉丝向她表示感谢,告诉她某条内容对自己帮助很大。严艺家会告诉对方:“如果你觉得我帮到了你,其实你也要谢谢你自己,因为一定是某一个部分的你和我产生了共鸣。”她也相信,这种共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聚越多。
在与粉丝互动中,她越发感受到弗洛伊德惊人的概括力。“爱与工作是人性的基石”,这是他的名言。职场和亲密关系,也是人们永恒不变的话题。年龄小一点的,还会关心学习。严艺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咨询与传播的边界——用内容为他们解惑,但从不提供咨询。
独立执业三年后,张勋关掉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
大三那年,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开始招收实习咨询师。作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张勋所在班级十几位同学加入。然而到了大四,就剩下他一个人。
写毕业论文时,也只有他一个人以心理咨询为主题。毕业几年,张勋发现,“只有一两个同学还在做咨询”。
“我的入行,比绝大多数同行都要顺利太多了。”身为“90”后的他,一毕业就开始了独立执业,地点选在自己的家乡四川绵阳。而据他所知,“这一行绝大多数都是先从兼职干起,再慢慢转为全职。”
心理咨询机构不像饭馆到处都有,它们的分布极不均匀。一线城市最多,省会这样的大城市也有一些,到了地级市就特别少,而县城里面,则基本是一片空白。在张勋的咨询室里,曾经有一个来访者来自绵阳下辖的县城,要开车三个小时过来,做完咨询再耗时三个小时返回。
学校学习时,线上做咨询是老师们未曾考虑过的教学场景。张勋和同学们的课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是怎么布置咨询室。不同于生活中的面对面而坐,咨询室里,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会有一个90度的夹角。沙发的选择也有讲究,选布面还是皮面的,这些都会向来访者传达出非语言的信息。一切都细心准备好,等待来访者在这里敞开心扉。
但与帮助来访者这个目标相比,这些考究随时会变成细枝末节。一个基层公务员通过网络找到张勋。他来自一个边远地区,边远到连手机信号都不太稳定。线下咨询是不可能了,连视频也不现实。两个人只能借着2G信号,打电话做咨询。
一颗来自遥远无名之地的心灵,因为不绝如缕的网络,得到了些许来自21世纪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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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块,包教包会
决定从互联网大厂辞职、转行心理咨询之后,唐蔓焦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同学朋友们在里面晒的升职、加薪、旅游、美食,终于都看不到了。
临走时,部门领导和她谈了心。七位数——这是熬到总监这个层级可以拿到的年薪。唐蔓承认,在眼前闪过这么多个“0”时,自己有过一瞬间动心。
但是,她去意已决。
在这里,她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感,更不喜欢大公司常有的矫饰氛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夸张、包装、美化,都是争抢稀缺资源的必备生存工具。而她发现,自己十分在意“跟别人真诚地相处交流”。
对于唐蔓来说,心理咨询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有价值、可以长期做”的事情。不过,离职转行,也没敢跟家里说。她也知道,这不仅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而且对于像她这样非科班出身的人,甚至并没有一条明确的路。
2017年,人社部取消了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国家主导的行业准入门槛成为历史。然而,五年多过去了,市场并没有优胜劣汰出一套新的标准。
大众点评上,北京评价比较高的线下咨询机构,全都被她问了一遍。但他们需要的是成熟的心理咨询师,经验、证书,或者学位,至少需要一样。聊着聊着,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机构有培训项目,缴纳数万元学费,完成学习就可以得到一些实习的机会。也有机构要求新人要从前台接待员做起,再慢慢转为顾问,最后才有做咨询的机会。这一天遥遥无期,而在此之前,也只能拿到极为微薄的薪水。
不过,互联网行业所稀缺的真诚,在这里似乎格外充沛。“你真的确定吗?”在一次面谈之前,对方在电话里反复跟她确认,“前期你需要很多投入,未来也不怎么赚钱。”在门店里,这位中年女性咨询师大方地告诉唐蔓,自己原本是一个房地产销售,这两年行情不好,老板只好利用手头的客户资源做起了心理咨询。
她给出的培训报价是7万块,三个月,包教包会。大约半个小时后,唐蔓礼貌地辞别了。她不敢相信自己能在这里学到真正的心理咨询。
辞职后,唐蔓和丈夫的收入少了一半。但搬到北京边上的一座小镇上,生活成本却也低了许多,两个人甚至有了一些积蓄。在几个公益心理援助平台积累了一定经验,她得以入职一家初创咨询机构,成为一名线上倾听师。
相比于系统的咨询,倾听更多的是提供一个情绪出口。即便简单如此,唐蔓发现,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真的找不到哪怕一个人,能够听自己倾吐半个小时,还能够不轻易厌烦、打断,也不随意做出道德评判。
生活在这个小镇上,摩天大楼、商场和网红咖啡厅都远去了,心理咨询培训成了她最大的花销项目。互联网的边际效益开始显示出魅力,她可以用比线下低得多的费用,听到徐凯文、林旻沛的课程。这些名字让她感到放心,也越发确信自己学的是真正的心理咨询。
了解得越多,唐蔓就越感慨,这个赚不来什么钱的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却又是那么多。不能给亲人、朋友做咨询——这叫“双重关系”;也不能跟来访者发展成为朋友,更不要说恋人——这是大忌;要经常接受更有经验的咨询师督导——复盘咨询过程的细节,获取建议,判断自己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状态是否需要调整;如果当前咨询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或者判断对方可能有精神方面疾病需要接受治疗,就要及时“转介”。
在听到“督导”这个概念时,不只一个朋友脱口而出:这不就是“传销”吗?上线赚下线的钱,资深咨询师赚新手咨询师的钱。但唐蔓知道,心理咨询的本质,是一门以咨询师自己为工具的“手艺”。即便上了许多课,接受了不少培训,但在面对另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没有教科书提供标准答案,也没有公式可以拿来计算,站在身后的督导,是她面对许多棘手问题时,可以寻求帮助的那个人。
这一次,站在她身后的督导,是张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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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空间,一把双刃剑
快到预定的咨询时间了,唐蔓突然开始纠结起视频背景。坐在日常办公桌前,电脑的摄像头会拍到背后墙上一排毛绒玩偶,那是她从旅途中带回家的纪念品。
“一个好的咨询师应该像一面干净的镜子。”这要求唐蔓尽量避免过度暴露自己的生活。但是之前几次咨询,一直都是这个背景,如果换成一面白墙,来访者或许也会感到奇怪。
唐蔓的第一次咨询,来得让她有些猝不及防。对方是一个年轻留学生。在经过几次倾诉之后,他提出希望唐蔓能够给自己做咨询。
被肯定的欣喜,很快被新手的惶恐感淹没。张勋给她打气:首先,国家证书取消后,这并不违法;其次,对方信任你,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拒绝他,反而是没有把来访者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最后,即便你真的做得很失败,那也可以转介给其他咨询师。
结果比她预期的还要好。随着咨询开展,对方获得了肉眼可见的成长。他还介绍了自己的好友前来做咨询——唐蔓现在是有了两个固定来访的新手咨询师了。
张勋关掉自己的心理咨询室,发生在两年前。起因是独自执业带来的枯竭感。在绵阳这样一个地级市,心理咨询师是“稀有物种”。没有同行,没有协会,也没有聚餐或者交流,他每天一个人工作和生活。每次咨询一结束,一种萎靡的感觉就开始蔓延。
但张勋没有离开这个行业。他先是来到成都,加入一个更大的机构。虽然从“个体户”变成“打工人”,但在这个有同事、有群体的地方,他至少不孤独了。除了咨询,已经足够资深的他还做起了督导——唐蔓正是他远程督导的新手咨询师之一。
不久前,张勋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团队,在一个沿海省份承接地方政府推动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原有的咨询和督导仍在继续着,网络给了他更大的自由。
互联网让新手咨询师更容易入行吗?在张勋看来,互联网扩展了咨询师能够触达的范围,新手咨询师也更容易获得足够数量的个案,从而成长为成熟咨询师。坏消息是,在抽离了现实的虚拟空间里,一份高质量的咨访关系,也更难建立了。在业内,人们的共识是,这是比咨询技术更能起作用的地方,因为它是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去推动改变发生,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而当咨询师与来访者不再共处一室,来访者的投入难免降低,在细节处呈现的信息也更难被咨询师捕捉,这会导致咨询质量下降。当来访者选择一个咨询师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时,来访者结束一段咨访关系的难度,也下降到一个沉默的对话框,或者一个关闭了的APP。
这对新手咨询师无疑是巨大打击。“一个愿意从事心理咨询的人,本身其实是带着很强的利他心的。你想要帮助他人,但是当你真正去这么做了,却发现你似乎没能帮得了别人。这种挫败感,会让很多新手咨询师选择离开。”这是每位咨询师必经的一道考验。张勋清楚地记得,曾经的自己,在看到来访者没有因为咨询而成长时,“我也觉得很沮丧,我就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
孤独感也会是袭扰新手咨询师的常客。越来越多的新人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和执业。但是,在张勋看来,作为一个行业,同行之间在现实中的连接,那种属于一个行业、一个群体的归属感,依然无可取代。在无数个时刻,它能够帮助咨询师对抗自己内心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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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也难催熟,“他们都逃跑了”
“献给吃尽苦头依然不逃跑的人。”从大学开始算起,黄伟强40岁的人生里,一半都与心理学有关。他是心理服务平台“壹心理”的创始人。在一次行业分享中,他把这句话放在了演讲PPT的第一页。
黄伟强更喜欢被人叫“老黄”。从2011年创立壹心理到现在,他可能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如果把心理咨询当一门生意,那它的投资回报率不算好。“但是世界不只一个逻辑,除了商业回报,还要看自我价值的实现。”老黄说道,“我们得有一个更大的逻辑,才能做得更久一点。”
创新创业火热的那几年,有很多互联网人涌进,但是一两年后,他们都逃跑了。这是一个资本都无法催熟的行业。
“什么才是中国人喜欢的心理服务方式?心理咨询是吗?”黄伟强问自己。“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推广起来那么难?”
没有答案。这种困惑的感觉,在老黄还是小黄的时候便有了。中学时期的他是个文学青年,酷爱阅读,在作家们文字的缝隙里瞥见了人性的幽微,乃至酷烈。“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这些事情?”在高考志愿里,他全部填报了心理学,这个学科似乎能够引导他找到答案。
很难说,在这条路上,老黄是得到了更多的答案,还是遇到了更多的问题。这个曾经的文学青年,现在是要为360多个全职员工、2000多个咨询师负责的CEO。这个规模与互联网大厂相比可谓不足挂齿,但已经是心理咨询行业能够孕育出的大型头部平台。
“你内心肯定有着某种火焰,能把你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在那次分享的最后一页,老黄引用了南非当代小说家、诺贝尔奖得主库切的这句话。老黄和他的同事们不会不明白,人们需要解决问题,而且要更快,更低成本,更简单。这是人性,也是所有行业都要面对的问题。
心理咨询尤为格格不入的地方是,它不提供多巴胺,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咨访关系是整个咨询工作的核心。”李可说道,咨询里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咨询师和来访者是否匹配。而咨询师所传播的内容,可以让来访者提前理解自己,大致了解能不能从他这里获得帮助。如果来访者已经非常认可一个咨询师的分享,认可他曾经做过的事情,那就非常容易建立起牢固的咨访关系。
在心理行业摸索了快20年的李可,除了壹心理合伙人之外,还有一个身份——行业媒体“心榜”的主理人。他想让咨询师们被看见,也想让他们互相看到彼此。“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受伤,很多时候会不被理解,就像一座孤岛。他们需要被看见。心理咨询师要做的,就是这个。”李可说道。“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职业本身也需要被社会看见,被更多人了解。”
李可读大学时,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还是书报杂志。书店里,心理学的书籍并不好找,它们大都隐身在“心灵”“成功学”的书架上。微博的出现,让心理学在人群中的热度显著提高。“最开始是对心理现象的好奇,接着是工具性的心理知识的普及。”李可盘点着心理学在互联网上走过的足迹,“再到后来,心理学开始真正地进入人们的情感和体验。”
李可还记得几年前知识付费大火的日子。曾经,人们坚信,只要我们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就可以解决焦虑,消除生活的不确定性。而现在,人们对于外在知识的痴迷开始褪去,内心的体验正在得到更多重视。
疫情带来了更多焦虑,但在李可看来,这也让人们重新关注起自己。“前些年,我们都在关注物质,关注外在,关注发展有多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回归。”
只是,当内在需要产生的时候,有多少合格的咨询师能够接住人们的焦虑,还是一个问题。“心理咨询的入行成本太高了。”李可说,督导、培训、体验等许多过程都不是在学校里进行,只能自掏腰包。这让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四周,仿佛围着一片沙漠。
李可看到,一批又一批带着梦想试图走进来的新人,一两年后就走丢了一半。到了第三年,八成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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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龙屋与大海
2022年,严艺家带着两个孩子飞到伦敦,开始了攻读心理治疗博士的四年旅程。在课业和生活挤压下,严艺家在网上更新内容的频率低了许多。曾经有一些时刻,她产生过一个念头,要把做博主这件事停一停,专心投入学习,但是不可以。她并不讳言,做博主也是在为自己赚学费。而靠心理咨询,短期内挣不到这些钱。这是她与这个商业社会之间,做出的一个小小的妥协。
十多年前,严艺家第一次成为妈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她观摩着老师演示与婴儿进行心理干预的个案。突然有那么一个瞬间,她有了一种被击中的感觉,仿佛看到了自己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十多年过去了,严艺家仍期待着,到了自己七八十岁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还记得自己做过心理博主,但会记得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黄伟强坦陈,心理咨询业务的收入,在养活壹心理360名员工上其实出力不多。来访者支付的咨询费用主要给了咨询师,公司抽成比例很低。壹心理能够活下来,面向咨询师的心理咨询课程、培训服务其实贡献了大头。在这两者之外,公司也为咨询师的督导、转介等需要开发了APP。
这些同样不怎么赚钱的业务,老黄形容是“挖下水道”的活儿——人们看不见它,但它又是一座城市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他还记得,在推出这些APP之前,咨询师的个案转介基本靠在朋友圈、微信群这样的地方“吼”。但是也正是看到了更远更大的价值,自己才要去做这些难而正确的事情。
身为一个客家人,老黄感到,自己的性格中似乎有一座围龙屋。这是一种可以在战乱中当作堡垒使用的建筑。在守护安全的同时,它也塑造了客家人保守和“小富即安”的性格。创业是一件要突破自己的事情,老黄发现,是心理学让自己的生命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在爬上一座山之后,还会继续爬更高的山,朝着更加开阔的地方探索。“它让我的生命中不只有围龙屋,还有了一片大海。”
罗辛“阳”了,在2022年12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给小县城里的父母打去电话,嘱咐赶紧买点药,以备不时之需。十分钟之后,父亲在药店给他发来微信:太好了,药还买得到。
在语音里听到父亲高兴的声音,罗辛心中除了欣喜,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我没想到他会那么听我的话,我一说他就真的去了。”几天之后,面对屏幕另一边的心理咨询师,他分享了这个故事。小时候那个在家里说一不二的男人,已经不再强势。
从咨询师那里,罗辛知道了当父辈逐渐老去,儿女渐渐长大时,一个家庭里的亲子关系就需要被重塑。从上大学开始便一直拼命逃离父母控制的他,不再厌烦给家里打电话,也不再粗暴地挡回他们的絮叨。
相比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林嫣开始把照顾好自己放在排序更高的位置上。这是她在接受心理咨询之后,发生的变化。她开始留意到周围有些人身上,那种“很自信、很笃定”的能量。
她说起一位女同事,即便不是标准的美女,却浑身散发出超模般的自信,那是一种“毫不犹豫地做自己”的状态。在这之前,林嫣记得,自己似乎更愿意向那些吃得苦中苦、走上人生巅峰的“强者”靠拢。
“这也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她是多么开心啊。”林嫣不无羡慕地脱口而出,“她的能量多到溢出来,和这样的人相处一整天回来,整个人都是快乐的。”而她自己,也并非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
不过,时间过去得越久,云扬就越不认为自己还有做咨询的必要。在第一次尝试的那段时间,她面临着职业选择的困惑,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自己“最近挺快乐的”。遇到讲心理知识的视频,她也会顺手点进去。在这些地方,她学到了自己是“高敏感型人格”。
云扬还是更爱塔罗牌这样的“玄学”。即便在理智上,云扬清楚地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傻”,但依然迷恋这种五分钟就能出结果的“短暂快乐”:2023年你的事业运会很好,你的桃花运会很旺,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在这样的时刻,变动不居的生活仿佛有了一个稳定的支点,空虚感散去,人生被希望温柔地环抱着。
张勋继续做着唐蔓的督导。“哪怕失败了,对于我们来说也很有意义,我们至少知道了什么是没有效果的。你的身后也还有督导会帮你去解决问题,你也可以选择转介。”张勋坦言,这句话他在督导中可能已经说过无数遍,“不要怕,去做就好。”
入行的新鲜感渐渐淡去,唐蔓也会感慨,有些时候一个人接受一次心理咨询,受到的触动,可能还不如看一部电影。一个并不总是有效的东西,意义何在?
想得多了,她有了些自己的理解。就好像有的电影可以触动你,有的则索然无味,但还是会一部部地看下去。“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接受,有些事物并不一定会越来越好,它会停滞,甚至会倒退。”对于咨询师来说,能不能接纳自己,很大程度也会影响到来访者: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慢一点,可以做更多的尝试,即便没有那么多信心,也可以更有耐心。
“你还是可以选择之前的生活方式,但是会带着自己的理解,去选择怎样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让你喘不过气。”唐蔓仍在摸索。
在关闭朋友圈一年多后,唐蔓选择“解封”。花花世界扑面而来,但她已经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文中除黄伟强、张勋、严艺家、李可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