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沈洁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与议题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深度交缠在一起，是为“眼前推倒三千年”。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向何处去，非常自然地成为近代思想文化的最基本议题，由此催生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先秦之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刻”。如何理解19世纪以降的思想冲突，探求现代中国发生、发展的逻辑和线索，是百年来学人思考的重要话题。
2023年11月24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沈洁研究员做客山东大学，围绕“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与议题”展开分享交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家峰教授主持活动。
瞿骏以中国革命的情感史为例，阐发对该主题的理解。他指出，情感史是目前中国史学界较为新颖时髦的论题，但它并非源于欧美学界的提倡和实践，而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体是人。这使得情感史有可能成为主干性的“基本议题”，帮助我们深化历史认知。
瞿骏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首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表述问题。他分析了既有研究在展示、传递情感上的滞碍及其原因，提醒研究者可以遵循诗性逻辑，呈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特点。诗性逻辑在利用原始资料、与历史中人实现“对话”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海量新材料，未必需要一昧寄望于新的处理工具和处理方法，反而需要补充一些更返璞归真的思路。对此，重新考索原料的形成过程可以作为一种补救，但更多的填补和了解需要同历史中人实现“对话”，通往历史中人的内心。这必要经由文字、图像、录音等媒介来神游过去，移情古人，培植历史感和发展基于历史感的想象力。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无需喋喋不休，读者亦能深度感受和认知历史。研究者要呈现历史复杂性，需要远离条条框框，避免几何定理式的论证，从而激发大历史的内在力量。
其次，“革命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的浮现。一个个具体的革命者，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部分，但要让他们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真正浮现却并不容易。这在于革命者情感表达的复杂状况。并且，革命者为具体的一场革命做出了贡献，但就其一生，他又不是专属于那一场革命。这种因长程“大革命”而出现的长程问题，如何在具体分段的思想文化史中把握和呈现，显然也有相当难度。
在把握革命者的情感方面，瞿骏认为并不能将一般人的常情与革命者的常情简单等同，他们既有不可割裂的交融汇合之处，亦有彼此冲突、充满张力之处。这种紧张，一方面是造就“职业革命者”的起点，但另一方面，想要将这种精神世界和心理品质在当下的“日常政治”中重现，就需要从基本人伦关系重新理解革命，尤其是中共革命的一些特性。
之后，瞿骏将视线转回现有的情感史研究，指出理解革命者、理解革命，正是情感史可以大展身手之处。目前，情感、心态等“无形因素”的重要性在目前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仍未受到足够关注。因此，将情感史研究置于真正的中国史研究的脉络之中尤为重要，进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沈洁着重介绍了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路径与心得。她首先指出，从甲午战争到北伐战争三十余年的时段，是政治上乱局丛生，文化上众生喧哗的时代。正因如此特殊，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回看现代中国在诸多可能性中是如何发展、确立的，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和理解中国的现代性。
沈洁分享的第一个主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常识和整体感。她分析道，“近代”的概念并非从天而降，而是连续生发的。但目前学界的许多研究和论述，仍然是笼罩在西方学界影响下的解释框架，不仅是东方主义的，更是自我东方主义的，即放在被侵略、被殖民的视角下阐述近现代中国。这种路径，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无法将丰富的思想资源完全纳入其中。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她给出的答案是“要在中国发现历史”。但这一路径并不是柯文式的取向，而是真正把中国当做研究主题，去回溯历史现场，打通中国与近代，构建有常识的、整体感的研究。
沈洁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怎样建构自己的问题意识。她指出，需要通过不断地追问为什么、怎么样，来回归大的历史脉络，剖析问题意识的思考价值。她以晚清有关“富强”和“商战”概念的应用、争议与流传，分析这些观念的由来与脉络演进，认为通过不断追问，能够对耳熟能详的议题进行质疑，往往就呈现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就史料状况而言，沈洁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即便面临着海量史料，目前也仍然需要大量的细节将历史脉络支撑和呈现出来。史学不止肩负知识论的使命，还要去勾勒一个时代的风貌，传递人事和人情价值。这就需要研究者去贴近历史现场，加深对时代的理解，勾勒思想的路径源流，去发掘何种因素养成、塑造和影响了思想的走向，观念究竟处在怎样的变动之中，从而还原整体的现场感，展现具有整体感的历史。
沈洁还结合自身的学思经历，指出既往学术研究强调“如何破除宏大叙事”，而今往往探讨“如何破除碎片化”的问题。但无论何种取向，史学的魅力都在于它的具体而微，是带着问题思考进入一个议题并提供答案的。史学研究具体而微、充满变化的特点，使它具有反理论、反结构的特点，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按照海登·怀特的提法，“史学家是赋予故事以情节的人”。史学家的写作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安排情节的过程，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故事和片段的史料中建立自己的提问机制。
在交流互动环节，瞿骏和沈洁回答了听众提问。关于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史料辨析问题。瞿骏认为，要回溯史料的形成过程，如找到材料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版本，有助于在史料的形成和变动中找到新意。沈洁指出，要思考史料是如何扩展的，其中提到的人、事、物，发生的关系与故事都要条分缕析，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地扩展与思考。关于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对“富强”概念的吸收。沈洁认为，近代人物在推崇变革时多援引王安石等古代改革家的变法，因此要追问古人的思想资源是如何在不同时期被援引、被改造的。瞿骏分析道，既要关注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援引，也要关注当时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参考，特别要注意其中的限度问题。同时，以王安石变法的“正风俗”为例，涉及家与国、平民与士大夫等诸多层面，这就需要研究者特别考虑中国传统的复杂性。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开军，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孔勇、助理研究员宋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裘陈江等学者，围绕两位教授的最新思考和治学特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史料分析、问题意识等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刘家峰教授总结指出，此次瞿骏教授、沈洁研究员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与议题”为主题，分别从中国革命的情感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常识和整体感等角度切入，回顾了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指出了未来可开拓的方向，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义和指导性价值。大数据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凭借的档案史料已是足够丰富，如何处理好“泛览”和“精读”、“宏观”和“微观”的关系，不断开掘具有创新性的论题，仍然是学人必须面对且努力解决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