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中国“新三样”是否产能过剩？如何应对？
文丨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1995-2001年和2011-2016年经历了两轮产能过剩，第一轮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纺织等轻工业和中下游行业、第二轮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钢铁等重工业和中上游行业，当前中国在防范产能过剩的体制机制建设和宏观调控方面更加成熟。
对于新兴行业，有必要更加理性、从动态角度看待产能利用率，要着眼市场集中度代表的发展阶段、着眼全球需求、着眼未来需求，而不能静态地用时点指标来看并简单得出过剩的结论；同时，当经济问题被外部某些力量政治化和污名化，并上升到舆论战时，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当然，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宏观调控仍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仍是实现供需良性循环的关键。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重要象征。2023年“新三样”出口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增长29.9%，显著高于总体出口增速的0.6%；2023年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和12.9%，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9.4%和32.2%，均大幅高于规上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的4.6%和3%。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优势，引起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警惕和打压。4月以来，欧美频繁无端指责中国新能源产业因政府补贴而出现产能过剩。5月14日，美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18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从8月1日起，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产品加征关税，其中电动汽车的总税率将达到102.5%。
一、新能源汽车：产能没有过剩，但出现内卷式竞争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持产销两旺的发展势头，为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汽协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958.7万辆和949.5万辆，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占全部汽车销量的31.6%，较2022年提高5.9个百分点。
中国新能源汽车并不存在西方国家所指责的产能过剩，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80%左右，处于正常水平，部分车企的新能源产线甚至超负荷运转。根据申万行业分类，涉及汽车整车制造的上市企业共22家（剔除2家ST），其中17家企业在2023年财报中披露了产能利用率数据，平均值为71.9%，12家企业披露了新能源产线的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为81.5%。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利用率显著高于传统燃油车，不少车企的新能源汽车产线甚至延长运营时间、超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超过100%。例如，广汽集团下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的产能利用率达138.9%，而广汽本田工厂只有84.6%；赛力斯的新能源汽车工厂产能利用率达102.5%，而其他工厂为34.1%；新能源车企比亚迪的产能利用率更是高达160%。
第二，我国新能源汽车以自销为主，出口占比不高。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仅占总产量的12.5%，主要还是用于满足国内需求。相较之下，2023年日本汽车出口量约为442万辆，占本国汽车产量49.1%，近一半用于出口。
第三，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海外售价高于国内售价，与倾销无关。据界面新闻，我国主流出海的纯电车型，欧洲市场的售价普遍高于国内。例如比亚迪2022年发布的首款全球车型比亚迪Atto3（即元Plus），国内指导价约为13.98~16.78万人民币，欧洲地区售价3.77~3.97万欧元（折合29.66~31.23万人民币），海外的价格近乎翻番。
第四，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竞争优势来自于持续创新和强大的产品力。随着我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从2020年的6%升至2023年的34.6%，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国内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38.4%升至2023年的55.8%，2024年1-4月进一步升至60.7%。传统燃油车、外资和合资车企的市场占有率显著下行。
但需注意的是，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存在低价竞争、价格内卷的现象。据乘联会统计，2024年一季度共67款车型降价，其中55款为新能源车型。
客观来看，降价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导致的成本降低所带动。这也是为什么新能源汽车降价从特斯拉、比亚迪开始，前者通过一体化压铸技术压缩了大量成本，后者背靠完整的供应链，核心技术自产自销，手握刀片电池、超级混动DM-i技术等，成本控制精细，同时庞大的销量形成规模效应。
但市场竞争加剧、新能源车企通过价格战以谋取更多市场份额，也是降价的重要原因。随着新入局者越来越多，同时老牌合资车企加速转型，不断推出电动车产品，导致产品供给激增。当前国内汽车市场约有150个活跃品牌，品牌数量过多必将导致资源分散、竞争压力增大。中汽协数据显示，2023年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企业集团市占率为85.4%，较2022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说明汽车行业竞争格局有所加剧。
从影响看，降价短期内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盈利承压，加重市场观望情绪，但长期内会加速市场格局重塑，倒逼技术进步，使整个汽车行业更加健康发展。车企降价可能对销量的促进作用有限，反而价格不稳定会加剧消费者观望情绪，缺乏核心技术、产品力较弱、长期未能盈利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将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或被迫出局。只有技术不断进步，持续提供高性价比产品的车企才能活下来。对消费者而言，意味产品选择更丰富、续航更优、安全性更高；对汽车产业而言，意味国际竞争力更强。
二、锂电池和光伏产品：阶段性和结构性供需失衡
（一）锂电池行业
我国动力电池全球份额超70%，储能电池超90%，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装机量前10的电池厂商中我国企业占据6席。
行业规模：根据工信部数据，2023年我国锂电池总产量超过940吉瓦时，同比增长25%，行业总产值超过1.4万亿元。其中，消费型、动力型、储能型锂电池产量分别为80吉瓦时、675吉瓦时、185吉瓦时，锂电池装机量（含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超过435吉瓦时。
出口情况：2023年，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累计出口达152.6吉瓦时，约占总产量的20%。其中，动力电池占比83.5%，累计出口127.4吉瓦时，累计同比增长87.1%。从金额看，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统计，锂电池累积出口额为650.1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出口第一大市场仍为美国，出口金额为135.5亿美元，同比增长33.9%，占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额的20.8%；其次是德国、韩国，分别占我国锂电池出口额的14.4%和12.1%。
全球份额：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需求不断释放，加上政策引导和企业技术迭代创新，我国锂电池行业已经建立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2023年我国锂离子动力电池出货量全球占比超70%，储能电池领域更是超90%，且主要电池厂商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仍在攀升。根据韩国调研机构SNEResearch数据，2024年一季度，全球动力电池装机总量为158.8吉瓦时，装机量前10的厂商中我国企业占据6席，仅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两家企业就占了半壁江山，分别位列第一、第二位。原来锂电池行业“中、日、韩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变成中国企业“一枝独秀”。韩系电池三巨头LG新能源、三星SDI和SKOn合计份额23.5%，但韩系电池企业高度依赖中国为其供应前端材料，如正极三元的前驱体、负极的石墨等；日系电池仅存松下一家“硕果”，且高度依赖特斯拉，市场份额仅5.8%。
但2023年以来，锂电池产业链相关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下滑，电芯、锂盐价格降幅超50%，部分企业开始面临经营困难。
产能利用率情况：据高工锂电统计，2022年我国锂电池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约为76%，2023年降至50%左右，2024年1-2月电池企业排产数据进一步下滑，2月产能利用率在35%-45%之间。电池企业阶段性供需失衡也直接影响到上游的电池材料企业（四大主材：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2023年正极材料产能利用率维持在40%左右。
价格情况：工信部数据显示，2023年，锂电池行业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下降，电芯、电池级锂盐价格降幅分别超过50%、70%。
企业经营情况：1）锂电池上市企业营收、净利润增速下降。申万行业分类中，32家锂电池上市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15.6%和18.2%，较2022年下降80.5和40.7个百分点。2）亏损企业增多，行业分化明显。相较2022年，4家企业由盈转亏，27家企业销售净利率出现下滑，占比超80%。锂电行业集中度较高，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装机量前5的企业市占率为86%，二三线厂商因产能过剩、客户缺乏和成本劣势等问题开始面临经营困难，生存空间堪忧。3）投资开支放缓，固定资产周转率显著下降。2023年，锂电池上市企业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速转负，为-26.8%；固定资产周转率为3.2次，显著低于2022年的4.2次。
目前锂电池行业更多是阶段性和结构性供需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老旧产能需要更新改造，无法有效利用，而优质的新建产能又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例如，应用场景上，4C快充电池持续放量；形态上，大圆柱电池蓄势待发，规划产能已超过300吉瓦时；材料上，高镍三元、磷酸锰铁锂电池仍存缺口；而低镍三元、普通的磷酸铁锂存在一定程度过剩。
锂电池作为新兴产业，发展初期企业为了快速增长提高竞争力，往往先建设产能，利用足够的产能抢占客户订单。此外，锂电池技术迭代迅速、路线多元，作为一种非标产品，下游整车厂对其需求不同，一条产线更换生产电池型号的时间较长，所以电池厂需要建设多条产线，且起步阶段良品率不高，造成冗余产能。而随着行业步入成熟期，行业格局洗牌，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供需不平衡状态会逐步改善。
（二）光伏行业
我国已经成为市场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强国，光伏应用端和制造端规模持续增长。
光伏应用端，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3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216.9吉瓦，连续11年位居全球首位，同比增长148.1%，累计装机达609.5吉瓦，连续9年位居全球首位。预计2024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将达到190-220吉瓦，累计装机有望超过810吉瓦。
光伏制造端，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推进清洁技术制造》报告，全球约80%的光伏制造业集中在中国，印度和美国各占5%的份额，欧洲仅占1%。其中，中国硅片产能约占全球产能的95%，多晶硅产能占96%，组件产能占83%。2023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再创新高，年增长率均超过60%，行业总产值超过1.7万亿元。
我国光伏产品高度依赖出口，主要出口市场是东南亚的泰国、越南，以及欧洲的荷兰。我国光伏产品近半数用于出口，例如2023年光伏组件出口211.7吉瓦，总产量499吉瓦，占比42.4%。从出口市场看，2023年我国硅片出口地主要是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合计出口份额超65%；电池片出口地主要是土耳其、印度和柬埔寨，合计份额68.7%；组件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为荷兰，出口金额占全部出口金额的22.8%，其次是巴西、印度。之所以集中在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及荷兰，是因为其强大转口贸易能力，东南亚四国瞄准美国市场，而荷兰瞄准欧洲市场。如我国头部光伏企业为了便于欧洲经销商拉货，大多在荷兰建有海外仓或前置仓。
近年来全球碳中和目标预期强烈，促使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光伏行业，加上光伏企业追逐垂直一体化发展，相当于将细分链所缺产能复制一遍，造成产能快速堆积，2023年逐渐出现供需失衡的情况。IEA指出，目前全球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约为50%，中国产能利用率在50-60%左右。持续的供过于求导致光伏产品价格下跌，2023年国内多晶硅、组件产品价格降幅均超过50%。
价格下跌挤压了光伏企业的盈利空间。2023年86家光伏产业链上市企业，合计实现营收808.7亿元，同比下滑95.1%，实现净利润390.1亿元，同比下滑72.1%；超半数企业（49家）销售净利率下滑，六成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降低。2024年，企业盈利仍未见好转，产业链价格持续下跌，隆基绿能、TCL中环以及晶澳科技等龙头企业纷纷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存货跌价准备）。
光伏产品出口也出现“量增价减”的态势。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我国光伏主材（硅片、组件、电池）出口金额为490.7亿美元，较2022年519.1亿美元下降5.5%，6月以来同比增速持续为负。但从量来看，硅片（直径＞15.24cm的单晶硅切片）出口79.1亿片，同比增长41.1%；电池片（未装在组件内或组装成块的光电池）出口52.1亿个，同比增长43.5%；组件（已装在组件内或组装成块的光电池）出口4.3亿个，同比略有下降，增速为-2.5%。
光伏产业当前面临的同样是阶段性与结构性问题，且并非第一次出现供需失衡，过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方法。N型电池崛起、P型电池逐渐被淘汰已成为行业发展趋势，技术路线转换必然伴随着落后产能出清、优质产能爬坡，即结构性过剩，且规划不等于投产，产能会轮动调整。
更关键的是，过去我国在面临光伏这类新兴产业供需失衡时，积累了一定政策经验。上一轮光伏供需失衡出现在2013年前后，主要是欧债危机导致补贴退坡、海外需求下滑，叠加欧洲“双反调查”所致。2013年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至30%以下，甚至出现无锡尚德等龙头企业破产重整。2013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光伏国八条”），随后各部委制定落地方案。随着各项政策陆续发挥效力，光伏行业景气度逐步企稳，我国光伏也逐步从粗放型的增长阶段逐渐步入集约型发展阶段。
三、新能源产业供需失衡的原因
其一，新兴产业前景广阔，容易出现“一拥而上”。新能源产业是典型的新兴产业，市场潜在容量大、增长空间广阔，不仅行业内企业持续扩张、争抢市场份额，也吸引了其他企业跨行投资、试图分享行业红利。同时，新兴产业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股权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市场认可，从而得以快速实现产能扩张。
新兴产业出现阶段性的供需失衡和资产泡沫是产业发展前期的必经阶段。例如，美国互联网行业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仍快速发展，培育了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互联网巨头；我国网约车、共享单车、团购等行业也经历了初期众多企业通过“补贴大战”争夺客户，后期破产、并购、出清后重塑市场格局。
其二，新兴产业技术更新迭代较快，被迫持续新增产能。当前锂电池、光伏产品等的技术路线仍在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一是新技术更迭周期较快，二是新旧技术之间可能是跨越式发展。因此，当新技术出现，企业现有的生产线可能尚未投产或回本便已落后，这些生产线又无法改造为先进生产线，于是企业便只能新建生产线，从而导致落后产能难以淘汰、先进产能持续新增、总产能不断扩张。
其三，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逐底竞争”，助推了产业资本的无序扩张。地方政府为增加当地GDP、就业和财政收入，竞相提供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建厂。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符合中央政策鼓励方向，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然而，地方政府同质化的产业布局，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产能扩张成本，加剧了本就存在“一拥而上”倾向的产业资本的无序扩张。此外，还容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企业骗补等不良现象。
其四，新兴产业的需求仍在培育期，需求增长速度不及产能扩张。尽管新兴产业未来需求广阔，但当前需求尚未充分释放。由于技术仍未稳定、配套措施仍不完善等原因，大量消费者持观望态度。例如，新能源汽车存在里程续航焦虑，光伏发电的高波动性会对电力系统稳定供能造成风险，锂电池在安全性、循环寿命、能量密度等方面仍有待继续改进提升。需求稳步提高，但供给快速释放，于是短期内出现了供过于求。
其五，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引发或加剧了全球供需失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和总体福利。欧美为了一己私利设置贸易壁垒，一方面，直接导致其他国家外需收缩、出口下滑、优势行业供过于求；另一方面，欧美本土新增产能，加剧全球供需失衡，且违背比较优势原理，降低全球生产效率，损害本国消费者福利。如果其他国家也像欧美一样制造贸易摩擦，美国的大豆、页岩油气、汽车等商品同样会出现产能过剩。
我国光伏产业的上一轮困境，一定程度上源于欧美政策冲击。2008年之前，欧美为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持续出台高额补贴政策，光伏需求快速上升，吸引我国企业投资扩产。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导致欧美财政紧张、光伏补贴退坡，同时欧美对我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加征巨额关税，我国光伏行业进入痛苦的出清阶段。
四、政策建议
新能源产业供需失衡，可能使全行业陷入“无利润繁荣”的困境，损害我国产业的长期国际竞争力，必须及时妥善应对。企业营收和利润下滑，将制约研发投入和产线升级。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尚不稳固，欧美可能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弯道超车”，例如锂电池中的固态电池、光伏电池中的N型HJT、钙钛矿等新技术路线。
第一，合理运用WTO规则，反制欧美贸易保护主义。面对西方国家的不正当、不合理贸易限制措施，政府应充分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削弱贸易摩擦，在WTO规则内及时采取针对性强的反制措施；企业也应积极应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二，企业加快“出海”布局，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此前我国新能源企业已将部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但仍面临欧美的贸易保护限制。为顺利进入欧美市场，相关企业可赴其本土投资建厂，但需克服项目审批、员工招聘、供应链管理、能否获得当地补贴等方面的困难。政府则应在平台搭建、融资服务、风险评估、安全指引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企业更好进行国际化布局。
第三，完善配套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例如，大力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汽车购买限制，充分释放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有效提振光伏和储能的装机需求。
第四，提高技术标准，严控新增产能。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提高生产、技术、安全、能耗、环保、质量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水平，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
第五，支持行业并购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对问题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善供求关系，防止内卷式竞争。
第六，规范管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转变地方政府职能，防止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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