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妈”塌房背后，是武汉大学生的就业困境
转自：正和岛
作者：徐涛
有一个叫“王妈”的短剧创业者，00后，Base武汉，靠为职场打工人鸣不平而走火。
然后，塌房了。
起因是有网友看到王妈公司的招聘信息，赫然写着：招一位编剧，运营四个号，负责剪辑，大小周，关键薪水给多少呢？最低4000元。要知道4000元放在上海连一个小套间都租不起。于是安上一条罪状：剥削打工人。
再然后，王妈被挖坟和考古：1秒钟的广告费高达60万、不给员工交社保、前员工称在职时天天加班、23岁的时候送了父亲一辆保时捷……
原本一个年轻人创业的故事，最终变成了“00后非但没有整顿职场，反而成了臭资本家”的故事。
再再然后，王妈道歉、整改、提薪，连人民日报都下场批评，引发了一场关于打工人劳动保障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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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与需求
但估计许多在武汉的打工人很难共情。
我们有一位从事金融业的朋友，七年前他能在杭州每月拿1万多，去了武汉后工资直接腰斩，上下班还要赶两个小时的地铁。他说，这份薪资在武汉明明很正常啊。
2020年新浪湖北的调研数据显示，武汉平均月工资为8399元，而工资中位数仅有3984元，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武汉人的月工资不足4000元。
2021年，根据一份样本数为118920的各行业调查问卷，武汉的平均月工资为4219元，月薪在6000元以下的比例为53.7%。
那么大学生呢？2017年，武汉实施“留汉计划”，500家企业参与，规定初次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试用期满后最低年薪为大专4万元，本科5万元。
“留汉计划”后的高校招聘会
2023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为5900元，看着高了不少，但这个数据在所有新一线城市中排倒数第二。
不知道你相信哪个数据。根据几位在武汉工作的年轻人描述，优秀毕业生早就被国企和大企业抢走了。
如果不是从事非技术相关的工作，进一般民企，基本就是3000元的底薪加一些提成，一个月到手可能真的连4000元都没有。
4000元，其实是一个早已经过市场博弈的结果。
王妈敢开出4000，说明市场上遍地是4000的劳动力，为什么还要开6000呢？如果王妈开4000招不到人，她可以开得更高以觅人才。如果你接受不了4000，可以转行或另走他乡。
所以何为市场博弈？换句话说，货币是市场供需失衡和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的体现。
武汉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供需失衡。
武汉作为全国大学城，除了武汉大学，还拥有91所高校，101家科研院所，130多万在校大学生，20万研究生。
面对如此优质的人才资源，手上只有13所高校、10多万在校生的深圳真的要羡慕死了。
可惜的是，每年100多万的大学生并没有让武汉变得像深圳一样充满创新力，反而是年轻人的青春在茫茫劳动力市场中不断贬值与挣扎。
当你滔滔不绝地向面试官讲述原子弹构造原理或倒背《滕王阁序》时，结果一句“底薪4000，大小周”，你立马傻住了。
究其原因，还是这座城市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去匹配新兴的职业技能，这就和武汉的所有制和产业结构有关了。
工业之都与销售之都
从张之洞创立的汉阳铁厂出炉第一批铁轨起，武汉便一直流淌着重工业的血液，而血液中带有浓重国有资本的色彩。
汉阳铁厂
武汉拥有327家国企，全国第四，央企数量高达25家，全国第三，著名央企有东风集团、三峡集团和中国信科。
这些为武汉贡献超过1/3的GDP的央国企业基本在传统重工业、通信业、高端制造领域等等，属于资金和人才密集而非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人才流动、吸纳就业能力自然有限。
武汉国企虽多，民企其实也不少。数据统计，武汉共有83.9万家民营企业，数量位列全国第十。
武汉十强民营企业分别是卓尔、九州通、恒信汽车、山河控股、合众人寿、金马凯旋家居、新八建设、联杰能源、新七建设、新十建设。
但民企数量越多，并不意味着越能解决市场供给问题。
细看武汉这十家龙头民企，基本和医药、金融、汽车、房地产、能源高度关联，准入门槛极高，“一般”的民企，没有相关背景和资源加持，很难涉足。
此外，这十家企业的体量并不大，名声亦不显赫，员工总数一合计，可能还没杭州阿里巴巴一家多。
武汉最强的两家民企——卓尔和九州通，只位列“2022年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的第65位和第68位。
与之相比，同处中部的两个城市四川成都和湖南长沙，分别手握能解决上下游大量就业的新希望和三一重工。
刨去央国企和本土大企业，还有一些互联网大厂的分公司，以及零碎的外企和合资企业，再剩下的基本都是中小微企业了。
武汉的中小微企业主要分为这几类：以坐落在光谷高新技术区为首的高新技术公司、电商运营公司、互联网教育公司和招聘类等信息服务公司。
武汉光谷未来科技城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武汉高材生进不去国企和龙头企业，只能卷中小企业，但手上也没技术，那么面试的时候大概率会出现以下情况：
应聘某电商运营岗，实际上是电话销售，即打电话“骚扰”老用户复购；
应聘某教培公司的私域增长岗，实际上是发朋友圈广告，加用户微信，一对一私聊卖课；
应聘某化妆品公司市场部，实际上不仅要承担网络渠道销售，还会被要求运营小红书，三个月内让“三无”产品起死回生……
所以武汉人一直开玩笑说：销售、客服、审核构成了武汉就业市场的三大支柱。
一方面，武汉的中小民企大多不是上游企业，承接的业务基本上是发达城市的产业“边角料”。
而武汉的主导产业——医药、地产、汽车、光电子，下游链接着巨大的销售需求。
另一方面，武汉高校众多、教培资源丰富，吸引了大量培训公司，由此构成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服务业发展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自然不希望一毕业就变成销售或客服，所以一旦出现了一个高利润、高成长、低技术门槛的新兴服务行业，如直播电商和短剧，年轻人便趋之若鹜，一股脑儿地扎进去，在一个缺乏生态支持、容量有限的市场中形成新一轮的内卷。
武汉与杭州
2022年，武汉体制外公积金覆盖面24%，低于长沙的26%。武汉的就业市场对年轻人不友好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但可能也麻木了。
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市场规律如此，工资低是因为竞争者太多了。
同样，城市竞争也要符合市场规律。没有好产业、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培养的人才只能输送给其他城市。
十几年来，武汉就面临高校人才流出的尴尬，这导致高校和大学生数量只有武汉零头的深圳，成了最大赢家，近十年接纳了全国最多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一所“985”高校的杭州，也在暗地里狂喜。
2023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长14.6万，基本靠外来人口流入，而武汉是3.5万，不到杭州的零头。
武汉作为新一线城市，常常被拿来和杭州比较。这十年来，武汉和杭州的GDP你追我赶，不分伯仲。但在体感上杭州的商业环境和就业环境要明显好于武汉。
这或许是因为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工业产能在GDP上会体现得更明显。2023年，武汉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就高于杭州近6个百分点。
而在杭州的经济结构中，生产性服务业占很高比例，也就是高端服务业。总部经济、上市公司仍很发达，互联网巨头的表现仍然稳健，这些构成了杭州发达的服务业生态：
“电商之都”客观上带动了产业链金融、跨境资金结算、电商代运营等等；互联网的渗透带来了内容消费和虚拟消费高速增长；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无论在生产端还是在服务端都将产生极大的附加值。
单独提及杭州，还是因为服务业能吸纳大量就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能带动一般性服务业（餐饮、零售等）。
经济学家滕泰说，农业1.7亿就业人口，将释放千万剩余劳动力；工业2.3亿就业人口，也将释放千万剩余劳动力。未来解决就业问题只能靠服务业。
而决定一个城市的工资水平，归根结底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可以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或诞生大量细分或小众市场的龙头，抑或是通过高端服务业，增加消费需求和业态的多样性。中间可能存在“臭资本家”的故事，但最终市场会平衡一切。
武汉目前的就业痛点恰恰是，猛抓“新质生产力”的同时，缺乏高端服务业生态。
传统的高端服务业是金融、法律、咨询等，新兴的则是互联网、人工智能，甚至是游戏、直播、内容，包括今天被口诛笔伐的“王妈”所从事的互联网短剧行业。
玩好高端服务业，人才自然是首位。
用政策留住人自然是一个城市的首选，但最终可能变成“小恩小惠”，因为竞争对手也在用补贴等各种方式抢人，一来一去，约等于没有。
倒不如打造好营商环境，扶植优秀私营企业的发展，放宽一些准入，倾斜一些资源，当然，规范市场，严厉打击就业诈骗在武汉也同要重要。
新与旧
一张拍摄于武汉的照片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砖西式老洋房的对面，是一幢民国风格的建筑，旁边紧挨着颇具社会主义风格的居民楼。楼下的商铺卖着中式小吃，与洋房里的星巴克遥相呼应。
两栋建筑间略显局促的单行道上，路边趴着几辆洋轿车，单车与行人则肆意穿梭。
用细砖铺成的人行道的拐角处，一对年轻的大学生情侣正看着手机……
这便是武汉。它融合了新与旧，快与慢。城市的进化需要新东西，但并不意味着抛弃旧东西；需要扎实的重工业基础，也要发展热情、向上的服务与新业态；需要古老的英雄主义，也需要年轻人清澈且充满希望的眼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