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议会选举：政党格局更多元化，“老大难”问题依旧难解
当地时间7月2日下午，蒙古国新一届国家大呼拉尔（议会）在该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国家宫召开首次全体会议。执政党蒙古人民党提名的阿玛尔巴伊斯格楞当选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议长）。
根据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7月1日发表的声明，在6月28日的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蒙古人民党赢得议会126个席位中的68个席位，主要反对党民主党获得42个席位，人文党获得8个席位，公民意志绿党和民族联盟各获4个席位。虽然蒙古人民党以多数席位延续了执政地位，不过其得票率和议会席次优势显著缩水，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取得了显著增长，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议会政党更加多元化的格局背后，体现了蒙古选民长期以来对经济疲软、腐败、环境威胁等问题的不满。经过选举检验后，蒙古人民党的挑战更加迫切、艰巨。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日，蒙古国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广场政府宫殿前，新当选的国家大呼拉尔第一次会议的仪式上，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中)与新任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视觉中国图
大选前的博弈
按照蒙古国的现行宪法所塑造的具有半总统制特征的议会制，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对行政部门的权力有限，而由议会多数党（或联盟）选出的总理掌握着大部分行政权力。在蒙古人民党和民主党两大党主导竞争的格局下，议会选举结果决定着执政权的归属。
本次议会选举前，蒙古在2023年5月通过了第三次《宪法修正案》，对议会进行全新改革，将议席总数从此前的76席扩充至126席。除了数量显著增加，更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在于首次补充了“封闭制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采用“混合制”选举：既从全国既有的13个选区按照多数制选出78名选区议员，又依据各政党的实际得票率，按比例分配48名政党提名名单议员。
这次议会改革，实质上是各党派为议会选举提前一年展开的博弈。最先提出修宪扩充议会的，便是民族劳动党主席、议员陶格米德·道尔吉汗德，并以24个小党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显然，由于单纯的选区多数制无法突破两大党垄断的格局，增加政党比例名单议席，无疑扩大了小党跨越门槛、进入议会的可能。从结果来看，民族劳动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的8个议席中有6个来自政党比例名单，五个政党进入议会创下历史新高，都是明证。
站在执政党蒙古人民党的角度，议会改革也是必要之举。此前为了稳固其执政地位，蒙古人民党主导的议会取消了对“双层蒙古袍”（即议员兼任政府内阁成员）的人数限制，以至于选前议会76名议员中有16人在内阁任职，即超过20%的议员立法行政一肩挑、无法监督政府、影响议会工作效率。既不想限制“双层蒙古袍”人数，又要兼顾议会运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议员总数。
此外，平衡国家和地方（选区）利益、适应人口数量变化、确保议员能专注于某个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避免因人数有限而身兼数职、分身乏术）等实际需要，使得议会“大扩军”成为刚需，同时加大了此次议会选举的竞争悬念。
所有人都不太满意的选举
事实上，自2020年上次议会选举大胜后，蒙古人民党的支持率、声势便从高点下滑。即便在2021年完成整合（与该国第三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合并）、时隔12年重新赢得总统大选，也未能逆转这一趋势。
本次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35.01%的政党得票率是蒙古人民党在多党制时代的历史第二低记录（仅高于2012年议会选举的29.53%）；相比于此前多次组建绝对多数政府，该党此次赢得的议席刚刚过半。对此，蒙古人民党主席、蒙古总理罗布桑那木斯来·奥云额尔登一方面宣布胜选的喜讯，另一方面则感谢没有投该党票的选民，并承诺将以实际行动反思选民的批评监督。而蒙古人民党的对手，民主党则说：“通过此次选举，人民对执政党过去的政策错误做出了评价。”
谈及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便是蒙古民众早就不满的腐败问题。过去五年，蒙古至少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抗议示威，几乎都指向政府腐败，甚至一度造成该国宪政危机，迫使时任总理乌赫那·呼日勒苏赫（现任总统）辞职下台。最近一次（2022年底）爆发的抗议，便直指政府官员涉及煤炭贸易腐败，指控金额高达18亿美元（占该国当年出口总额的16%）。
相比之下，主打“反腐”的民族劳动党从选前只有1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从反面证明了腐败问题对执政党公信力的负面影响有多大。与此同时，近年来蒙古经济疲软、通胀率和年轻人失业率高达两位数，进一步激化了公众的不满。
竞选期间的“谋杀”争议事件同样对蒙古人民党不利：6月16日，前杭爱省一位地方官员（民主党籍）在竞选期间遭殴打致死，经调查发现策划者竟然是在任国防部长、第一选区议员候选人赛汗巴亚尔。尽管蒙古人民党试图更换候选人（不过因时间太晚而作罢）、平息民愤，可结果是赛汗巴亚尔和时任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赞登沙特尔双双败选，第一选区也“由红转蓝”，由民主党赢下多数议席。
另一方面，此次选举反对党没有实现第二次把蒙古人民党拉下马的愿望。作为主要对手的民主党纵然议席绝对数量显著增长，却并未达到其历史最佳水平：反对党声势最大的首都乌兰巴托却见证了蒙古人民党的胜利，民主党在地方选区和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得票率双双被前者压制，即便缩小差距，也是一场完败。
究其原因，年轻人对现实政治失望冷感、投票率低无疑是关键影响因素——这导致以乡村地区和中老年群体为基本盘的蒙古人民党放大了固有优势，甚至在乌兰巴托实现翻转。反对党向来四分五裂，即便是已成气候的民主党也失去了年轻选民对它的期待，结果便是蒙古人民党掌握国家机器、基层组织强大的传统优势发挥了作用。
两大党均不如意的背后，是本次选举投票率创造历史新低（69.4%），以及同样不满意的蒙古选民：“一切全部照旧。歌手、摔跤运动员、商人赢了。”
民意思变，执政党治国挑战更加迫切
在此次大选中，蒙古选民希望改变现状的心态表现得足够明显。
自1990年代初政治转型以来，蒙古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多党议会制，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机制稳定运行，民众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得到了制度保障。奥云额尔登便将今年的议会选举评价为蒙古民主“新的一页”。然而制度建设的进步，难掩蒙古在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陈年积弊。如何应对这些难题，事关民众对政府和现行国家治理机制的信心。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不力，无疑是蒙古各界最为关切的首要问题，也是历次大选的主要议题。蒙古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矿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且高度依赖出口贸易——2023年，蒙古出口贸易总额约为126.5亿美元（其中约90%为矿产出口），占该国GDP总量近64%，对华贸易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在降低碳排放的全球大趋势下，矿产资源本可意味着该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但也导致其经济韧性不足、抗击全球性风险的能力孱弱。
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下行的轮番冲击下，采矿活动需求下降，直接影响蒙古经济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蒙古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依旧不充分，且无法摆脱对煤炭这种非清洁能源的依赖，令该国环境问题持续恶化。
例如，蒙古南部戈壁沙漠上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储量水平世界领先，但受制于资金和技术的更高要求，以及大量抽取地下水、引发沙尘暴带来的环保压力，跨国矿产巨头力拓集团在开发这座“超级矿山”期间与蒙古政府、民粹势力摩擦不断，产生的经济效益至今不如预期。
加上采矿活动与畜牧业的冲突，更使得蒙古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屡屡受阻。畜牧业是蒙古的传统产业和经济基础，贡献了80%的农业产值和11%的GDP，牧民占全国人口高达三分之一。采矿活动对土地的征用，以及过度汲取地下水导致的草场退化、沙尘暴频发，特别是造成该国特有的极端天气“白灾”（dzud，由于夏季干旱导致畜群食料不足，无法熬过酷寒的严冬而大量死亡）造成蒙古牧民70%的牲畜死亡（仅2024年便损失了至少710万头牲畜），严重损害牧民利益。采矿和畜牧业的争地，以及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时常令政府头疼。
显然，经贸活动的财富未能惠及普通民众，是蒙古民众不满的主要源头。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2年有近三分之一的蒙古人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即便短暂脱贫也难免返贫问题。更有甚者，城市年轻人失业率超过国家平均失业率的两倍，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也从未得到有效缓解，直接影响到年轻选民对政府的信心以及政治参与的热情。
至于本次大选期间最受关注的腐败问题，长期以来既制约了经济发展，又影响了政府权威，还不时成为激化矛盾、引发动荡的诱因。在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评级中，蒙古的清廉指数只有33分（满分100分），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21位。该组织2020年的调查显示，69%的蒙古民众认为政府腐败是一个大问题，超过五分之一的蒙古人要通过行贿的方式才能享有正当的公共服务。
由于政商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勾连关系，尤其是政治精英普遍持有企业股份，蒙古的腐败问题已从普通的官员“权力寻租”上升到对其政治体制的“异化”影响。政府高官和议员经常利用职权，以法律或政策为工具，给谋取私利的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同时蒙古现行的《政党法》并无有效监督政党选举活动和财务管理的手段，以至于商人为政党提供政治献金，谋取权力和政策红利的现象无法禁绝。
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对蒙古现行制度的潜在挑战。除了历次选举投票率持续走低，德国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专门研究转型国家的“BTI转型指数”调查发现，如今半数以上的蒙古人不信任国内政党。不少选民不再相信现行多党议会制度能解决治理难题、打击腐败。
选举的结束只是挑战的开始：未来的新政府要想加强现行体制运作的稳定性，实现蒙古人民党所设想的长期执政，关键在于恢复选民对台面上所有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信心。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奥云额尔登政府亟待完成的任务足够艰巨。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