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阳光照进现实
史可明智，史可鉴今。
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人是神，是鬼是怪，立等可现。
可历史也有其悖论：因为它，世人可千古流芳，万人敬仰；也因为它，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它似乎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是毁？是誉？自待后人评说。
司马迁家世渊源，史官世家的出身让他有着强烈的家族荣誉自豪感，加之深厚的文化熏染，随后的李陵事件，司马迁虽惨遭腐刑，却更坚定了他的著史决心。
据说，《史记》乃是其“私作”，并非汉武皇帝授意，《史记》中，司马迁除了写皇亲国戚、大臣贵族，他还写了贩夫走卒，刺客侠士，隐士倡优等等。洋洋洒洒千万言，让今人看到古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看来，司马迁写《史记》，既不是天命神授，也不是冥冥中洞悉了什么？而是他的命运际遇使得他对历史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写史，已然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精神依托——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他的“苟活”和“恨”最终成就了《史记》，成就了中国历史。
然而，跨越千年，究其根本，历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作家蔡磊说：“关于历史的本质，政治家、哲学家等不同身份的人各有不同解读，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历史是一连串的已经发生的事，而所有的事都是人做的，那么历史的本质就该是人。说到底，最能打动人的，就是人在各种不同境遇下的命运。”
也许如此，才是本土作家蔡磊书写《隋亡唐兴七十年》中不同命运历史人物的强大支点吧！
中国历史上，隋亡唐兴，两个朝代，紧密相连，论君王、论兴衰，更是判若云泥，天上地下。
隋朝的第二代皇帝杨广弑父、杀兄，是中国历史上遗臭万年的暴虐之君，他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一手造成隋朝的短命结局。
翻开辞海，这样解释“炀”：“好内远礼为炀，逆天虐民曰炀”——昏庸、好色、暴虐都占全了，这个最糟糕的谥号原本是杨广打算安在别人头上的，谁知，被大唐君臣追加给了他自己。成为后世千百年的“反面教材”。
隋短命，却为大唐的兴盛做好了铺垫。同样是唐的二代君主，李世民虽然时时以“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来自省，但说到底，他和隋炀帝干了同样的有违人伦，杀兄屠弟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截然相反：一个是亡国之君，承受千古骂名；一个是大唐明君，开创空前盛世。
“两个朝代，四位君王，父亲定鼎天下，儿子喋血上位，一方大国倾颓，一方初启盛世。”《隋亡唐兴七十年》中，作家蔡磊精辟对比隋唐两朝。
对于如何看待古人，除去皓首穷经的古今史料外，作家蔡磊自有一套“法门”：打破时间架构，拼接式的方法将隋、唐两代四个君王进行叙写；剥离掉国之君主的外衣，把杨广、李世民作为普通人，深入到个人命运的层面，剖析展现衰落、兴盛两代君王，四个君主的命运起伏。对历史和人物心理的深刻剖析，还原了隋炀帝与唐太宗的历史形象。
读书是需要人生经验的，读史更是如此。
“三十岁前读了《史记》，《旧唐书》放在桌角半年之久，父亲书橱里的《资治通鉴》只翻看了一部分。”自称为历史门外汉的蔡磊，30岁后恐怕把《资治通鉴》《唐史》等编年史、断代史琢磨、玩味了个遍。才能将好与坏都达到两个极端的皇帝之样板对比得如此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想知道我们明天将往何处去，就有必要知道今天脱胎于怎样的昨天，这也是今天的人们关注历史的深层动力。”蔡磊说。
□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