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治权:说错话与办错事
有一个很古老的段子,说一个人请客,看到客人中有他想见而还没来的人,就说:“哎,该来的没来。”结果在座的有人听见了,就站起来走了。主人一着急又说:“哎,不该走的走了。”剩下的人听见,以为是在说他们,于是都站起来走了。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是个笑话,活到一定的岁数,才发现它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它不仅形象,而且具有寓言般的典型意义。
前不久,有朋友请客,结束时,主持人让方英文先生做个发言,方先生就站起来说了几句,简洁精轶,立马获得一致掌声。但散场后,方先生走进电梯时,却诚惶诚恐地问我:“我没讲错话吧?”我说:“好像没有。”方先生又说:“主持人突然袭击,我总觉得没讲好。”
第二天早上,方先生又发来一个文字稿,“昨夜主持人突然让我总结,没准备,语句磕绊,用词欠准确,现整理本意核心词:这是一对才子淑女婚姻美事,此前是两条河流,各自历经坎坷取得各自人生成就,如今汇成一条大河,祝福相融,创造出崭新的浪花。”之后,方先生又特意加注:“昨晚上慌不择言,没说好,以这个文字稿为准。”
你看,一个短短的致辞,把人紧张成个啥了?由此,我想起聚会中我说的几句话,似乎也不很妥,几近开头的段子。我于是想到,说话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尤其是即兴讲话,是很难把每句话都说合适的,或者说很难说到听话的人心里。
反右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先是倡导人说话,继尔把说话的人都打成右派,五十万人,全部送到了农村、边疆和监狱。其后果十分惨烈,几千万人因此而受到株连,工不能招,学不能上,兵不能当。我所以又想,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国家角度,都应该允许说错话,人一天说很多很多的话,哪能把每句话都说正确?
有一次魏征给唐太宗提意见,说的唐太宗火冒三丈,回后宫怒气冲冲的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夫人知原委后,随即跪下给唐太宗说:“恭喜圣上。您身边有这样敢于直言的人,说明您是明君啊。”这是古人对不同意见的风度,也是一个人善于纳谏的最有名的例子。
在现代国家,聪明的政治家们,已经把这种个人纳谏的风范用法律规定成了一种程序,即保护说话自由。所有的自由首先是说话自由,而说话自由则主要是说错话的自由。如果人们把每句话都能说正确,就不存在什么说话自由了。所以,说话自由允许说错话,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标准。
试想,如果以每个人的角度出发,都可能会感觉到别人的话里有错误。因此,究竟哪句话对哪句话错?实在是找不出一个绝对的标准。现在所谓的“不许妄自议论”就是这样: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标准。这个领导觉得这句话是错的,那个领导觉得那句话是错的,究其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服从哪个标准。
现代国家的自由就是来源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公民都可以干。那么说话也是这样,法律没有规定不能说的话我们都能说。仔细想,这样的标准还真好,容易遵守,简单明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不仅会说错话,而且还会做错事。对于一般人来说,做错事只要你不违法,那就是一件错事而已。如果你犯了大错误,违法了,那就用法律来惩罚,这当然是对百姓而言,对公众人物和握有权力的人,便不会这么简单。
因为知道人容易犯错,尤其是一个手握大权的人,那就要实行监督,就要设立监督机制,就要在一件事没有决策之前,先经过监督机制的审查和过滤。现代国家的权力制衡就是这样,总统对“两院”有制衡,“两院”对总统有否决权,如此反复折腾几次,错误的东西就会被排除或阻止。
美国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么犹豫,迟迟没有介入战争,就是它们的班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们的决策方案,得在大多数人的同意下才能放行。当然这种机制也有弊端,有时候会阻止正确的方案及时出笼,但它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这个机制,至少让人们能冷静一下,或许经过一段时间,证明阻止的事情是正确的,那么再来实行也不迟。
这种貌似低效率的机制,实际却可以避免大错误。农业学大寨时,社员们爱议论队长,说队长愚蠢而自以为是,今天平一个山头,明天填一条沟,劳民伤财不说,把树都砍光了。有的社员甚至愤恨地说,怎么就没个人能管管这怂?事实证明,“没人管”确实会出大乱子。譬如“二战”时期发动战争的那几个货。
所以,是人,都可能说错话与做错事。作为个人来说,说错话是允许的,作为他人,允许说错话是一种风度,作为国家,允许说错话则是一种幸运。允许人说错话,才能有真话出来,有真理出来。不允许说错话,就永远没有正确的话了,因此也就没有真理了。其直接的后果是鸦雀无声,万马齐喑。间接的后果是百姓不敢想,不敢说,老师不思考,照本宣科。从长远来说,就是民族整体智力下降,大脑萎缩。
许多现代国家,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都有鼓励批评的社会机制,很多的反对派批评政府、批评公众人物,都是非常尖锐的,有时候近乎谩骂,被批评的人简直接受不了,甚至想骂娘,但没一点儿办法,因为法律保护说话自由,这也是批评者的权利。所以我觉得,今后,我们国家的希望就是普遍的理性的形成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如果没有理性,大家都不允许别人讲错话;如果没有理性,一讲话争吵起来,然后鸡犬相闻,永世不相往来,那怎么行?在现代国家,竞争的双方,某一方即使失败了,也会衷心祝福另一方成功。这就是一种理性。理性就是不管别人理性不理性,能不能包容我们,我们都要理性地包容别人。
这样做来尽管很难,但我们必须如此。以非理性对待非理性,则永远没有理性。所以倡导理性者,必须从自己做起。要政府理性,我们首先要理性,要管理者理性,我们首先要理性。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历次农民运动,首先从不理性开始,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理性的统治。此循环已绵延千年,要彻底结束,必须依赖理性。只有国民理性的普遍形成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才是创建现代国家的坚实基础和希望。
2024年1月25日
本文作者马治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三三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