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治权：说错话与办错事
有一个很古老的段子，说一个人请客，看到客人中有他想见而还没来的人，就说：“哎，该来的没来。”结果在座的有人听见了，就站起来走了。主人一着急又说：“哎，不该走的走了。”剩下的人听见，以为是在说他们，于是都站起来走了。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是个笑话，活到一定的岁数，才发现它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它不仅形象，而且具有寓言般的典型意义。
前不久，有朋友请客，结束时，主持人让方英文先生做个发言，方先生就站起来说了几句，简洁精轶，立马获得一致掌声。但散场后，方先生走进电梯时，却诚惶诚恐地问我：“我没讲错话吧？”我说：“好像没有。”方先生又说：“主持人突然袭击，我总觉得没讲好。”
第二天早上，方先生又发来一个文字稿，“昨夜主持人突然让我总结，没准备，语句磕绊，用词欠准确，现整理本意核心词：这是一对才子淑女婚姻美事，此前是两条河流，各自历经坎坷取得各自人生成就，如今汇成一条大河，祝福相融，创造出崭新的浪花。”之后，方先生又特意加注：“昨晚上慌不择言，没说好，以这个文字稿为准。”
你看，一个短短的致辞，把人紧张成个啥了？由此，我想起聚会中我说的几句话，似乎也不很妥，几近开头的段子。我于是想到，说话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尤其是即兴讲话，是很难把每句话都说合适的，或者说很难说到听话的人心里。
反右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先是倡导人说话，继尔把说话的人都打成右派，五十万人，全部送到了农村、边疆和监狱。其后果十分惨烈，几千万人因此而受到株连，工不能招，学不能上，兵不能当。我所以又想，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国家角度，都应该允许说错话，人一天说很多很多的话，哪能把每句话都说正确？
有一次魏征给唐太宗提意见，说的唐太宗火冒三丈，回后宫怒气冲冲的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夫人知原委后，随即跪下给唐太宗说：“恭喜圣上。您身边有这样敢于直言的人，说明您是明君啊。”这是古人对不同意见的风度，也是一个人善于纳谏的最有名的例子。
在现代国家，聪明的政治家们，已经把这种个人纳谏的风范用法律规定成了一种程序，即保护说话自由。所有的自由首先是说话自由，而说话自由则主要是说错话的自由。如果人们把每句话都能说正确，就不存在什么说话自由了。所以，说话自由允许说错话，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标准。
试想，如果以每个人的角度出发，都可能会感觉到别人的话里有错误。因此，究竟哪句话对哪句话错？实在是找不出一个绝对的标准。现在所谓的“不许妄自议论”就是这样：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标准。这个领导觉得这句话是错的，那个领导觉得那句话是错的，究其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服从哪个标准。
现代国家的自由就是来源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公民都可以干。那么说话也是这样，法律没有规定不能说的话我们都能说。仔细想，这样的标准还真好，容易遵守，简单明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不仅会说错话，而且还会做错事。对于一般人来说，做错事只要你不违法，那就是一件错事而已。如果你犯了大错误，违法了，那就用法律来惩罚，这当然是对百姓而言，对公众人物和握有权力的人，便不会这么简单。
因为知道人容易犯错，尤其是一个手握大权的人，那就要实行监督，就要设立监督机制，就要在一件事没有决策之前，先经过监督机制的审查和过滤。现代国家的权力制衡就是这样，总统对“两院”有制衡，“两院”对总统有否决权，如此反复折腾几次，错误的东西就会被排除或阻止。
美国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么犹豫，迟迟没有介入战争，就是它们的班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们的决策方案，得在大多数人的同意下才能放行。当然这种机制也有弊端，有时候会阻止正确的方案及时出笼，但它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这个机制，至少让人们能冷静一下，或许经过一段时间，证明阻止的事情是正确的，那么再来实行也不迟。
这种貌似低效率的机制，实际却可以避免大错误。农业学大寨时，社员们爱议论队长，说队长愚蠢而自以为是，今天平一个山头，明天填一条沟，劳民伤财不说，把树都砍光了。有的社员甚至愤恨地说，怎么就没个人能管管这怂？事实证明，“没人管”确实会出大乱子。譬如“二战”时期发动战争的那几个货。
所以，是人，都可能说错话与做错事。作为个人来说，说错话是允许的，作为他人，允许说错话是一种风度，作为国家，允许说错话则是一种幸运。允许人说错话，才能有真话出来，有真理出来。不允许说错话，就永远没有正确的话了，因此也就没有真理了。其直接的后果是鸦雀无声，万马齐喑。间接的后果是百姓不敢想，不敢说，老师不思考，照本宣科。从长远来说，就是民族整体智力下降，大脑萎缩。
许多现代国家，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都有鼓励批评的社会机制，很多的反对派批评政府、批评公众人物，都是非常尖锐的，有时候近乎谩骂，被批评的人简直接受不了，甚至想骂娘，但没一点儿办法，因为法律保护说话自由，这也是批评者的权利。所以我觉得，今后，我们国家的希望就是普遍的理性的形成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如果没有理性，大家都不允许别人讲错话；如果没有理性，一讲话争吵起来，然后鸡犬相闻，永世不相往来，那怎么行？在现代国家，竞争的双方，某一方即使失败了，也会衷心祝福另一方成功。这就是一种理性。理性就是不管别人理性不理性，能不能包容我们，我们都要理性地包容别人。
这样做来尽管很难，但我们必须如此。以非理性对待非理性，则永远没有理性。所以倡导理性者，必须从自己做起。要政府理性，我们首先要理性，要管理者理性，我们首先要理性。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历次农民运动，首先从不理性开始，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理性的统治。此循环已绵延千年，要彻底结束，必须依赖理性。只有国民理性的普遍形成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才是创建现代国家的坚实基础和希望。
2024年1月25日
本文作者马治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三三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