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王晶：琉璃河遗址一直在产生新的历史价值
“50多万年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871年的建都史”，这是北京的历史。3000多年建城史的明确，正是依托位于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
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在考古力证之前，北京建城历史的起点只存在于史书之中。
1945年琉璃河遗址被发现，1962年开始发掘。一代代考古的积累，逐渐揭开北京更深厚的历史底蕴，琉璃河遗址也被誉为“北京城之源”，并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是一处怎样的遗址，经历了怎样的发掘进程？最新的发掘进展如何？对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我们又有哪些新的认识？新京报记者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工作站站长王晶展开对话。
谈发掘历程
考古发掘是一个持续的发现过程
新京报：琉璃河遗址经历了怎样的发掘进程？其历史价值从什么时候开始凸显出来？
王晶：考古发掘不是一个点状的，而是一个线状或者是面状的持续发现过程。大概从1962年第一次正式的科学考古工作开始，琉璃河遗址一直在陆陆续续产生新的历史价值。
1962年，北京市和北京大学的考古工作人员开始在琉璃河地区开展考古调查。1972-1977年，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器和重要建筑物上使用的板瓦，出土了堇鼎、复鼎、伯矩鬲等一批带燕侯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礼器，首次提出琉璃河遗址为西周燕国都城。
1980-1986年，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重点对墓葬区进行考古研究，发掘M1193号大型墓葬，出土了克盉、克罍等铸有册命铭文的重要青铜器，进一步证明琉璃河遗址是武王灭商之后分封的燕国始封地。
1995-1999年，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重点对城址进行考古研究，发现了用卵石砌筑的排水沟和刻有“成周”文字的卜甲，明确了城墙及城壕的年代和构造，初步了解了城内不同功能区的分布范围。
新京报：2019年琉璃河遗址重启大规模考古发掘基于怎样的考量？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
王晶：根据规划，琉璃河遗址要建造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房山区对现在遗址范围内的两个村庄进行了整体搬迁，配合遗址保护规划，创建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发掘。
一方面，我们对城址的认识有所加深，最近我们在外围发现了一个疑似壕沟。如果确定了，那城址范围可能就比我们以前的认知要扩大了。我们还在城外发现了很多新的遗迹现象，包括新的墓地和祭祀现象。同时，我们在城内又发现了新的大型的夯土建筑，这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城内当时的建筑布局结构。
另一方面，我们在墓葬区发现了重要的铭文：“太保墉匽，延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最重要的当属M1902出土作册奂器的铭文，大意为：“太保召公奭在匽地筑城，在匽侯宫举行一场宴飨和祭礼。太保赏赐给作册奂一些贝币，奂为他的父亲辛做了这件礼器。”
这篇铭文与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克盉、克罍的铭文互为补充，是研究燕国早期历史的宝贵史料。它证实周初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此筑都，填补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周封国都城建造的空白，为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证据，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
谈科技考古
实现发掘手段的整体升级换代
新京报：与几十年前相比，有哪些考古技术、方法的革新，弥补那时候文物发掘和保护的不足？
王晶：考古工作大概分成发掘前期的勘探、发掘中的记录、发掘中和发掘后的保护以及发掘后的展示。与几十年前相比，发掘前的勘探手段变多了，之前的勘探可能就是大家熟悉的洛阳铲，现在会有一些新的空间技术手段被应用。
但更多的变化其实是记录和保护手段。数字化的记录应用得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做到在一个重要的遗迹上面，同时有之前的绘图、照相，然后还有三维扫描，从而建立起三维模型。我们还在用一些数字化手段展开复原。在发掘过程中的保护方面，现在真正做到了保护人员随时在场，针对不同材质的出土文物因地制宜随时保护。
这次发掘一开始，我们就建立了网络地理信息系统，这也是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使用这一系统。它可以帮助我们把精度控制在厘米级范围甚至更小的范围，提高位置信息的分辨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将更多信息记录在这个系统内，实现大遗址考古“一张图”。
可以说，我们这次是多学科、立体化、多层次的一次考古发掘，与此前几次发掘相比是整体的升级换代。
新京报：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是这次考古发掘的一大亮点，通过这项技术有何发现？
王晶：的确，这套技术手段是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用它来做家族亲缘关系，是现在国际学术科研的最前沿。
墓葬其实是一个时间胶囊。这次有20座左右墓葬的人骨信息被我们提取出来，通过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我们重建了出土人骨墓主人的家族树，确切证实了当时以父系血缘为主的社会构成，与考古学证据深度融合，为理解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的埋葬方式、婚配策略以及潜在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谈考古理念
不再单单是“证经补史”，而是“考古写史”
新京报：经过60多年的考古发掘进程，我们的考古理念是否也在变化？
王晶：60多年的考古发掘，最早的时候肯定更多是发现遗址中存在的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发现印证历史记载，以“证经补史”。随着发掘、研究的深入，我们希望通过科学考古发现其中蕴含的社会生活信息，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也就是我们现在考古学所强调的，不再单单是“证经补史”，而是“考古写史”。
琉璃河遗址已经发掘62年了，我觉得再一个62年也没有问题。现在的理念就是精细化发掘，在更小的面积内采集更多的信息材料，所以发掘面积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考古内容的厚度。
谈交流合作
培养考古国际人才，体现中国气派
新京报：琉璃河遗址在交流合作、保护利用方面作了怎样的探索，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
王晶：今年，我们和美国田野考古研究院合作的北京琉璃河遗址考古暑期国际学校顺利开班并顺利结课。
首都北京是我国的国际交往中心，琉璃河遗址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应该扛起对外宣传、交流的责任，引进国外技术方法，培养考古国际人才，体现新时代考古工作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而且琉璃河遗址是国内典型的以土遗址为主的大遗址，它其实很能整体反映国内考古的特色。这个过程是很有意义的，尽管我们的工作因此变得复杂多样了，但是很有必要。
在活化利用方面，房山区正在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们也是一开始就深度参与其中。公众将来也能看到我们的考古新发现和复原展示，我们将继续秉持公众考古的理念，让大家能够更有参与感和获得感。
琉璃河遗址将北京的建城史延伸扩展到3000多年前，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通过更好的内容呈现和传播，建立起琉璃河遗址的文化品牌，使它成为北京的文化符号“金名片”，是未来值得更多人共同深入思考的事情。
新京报记者行海洋
编辑白爽校对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