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风云背后的潜流
本书又一次再版，出版社青眼的后面是读者的厚爱，特致谢忱！这次是修订版，修订的幅度不小，一是增添了好几篇文章，多是北伐前后的政治外交，以及作为这一版引论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文均来自不会再版的《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一书）；也删去了两篇文章，一是原作为引论的清季改科考的社会影响，一是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两皆偏重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修订版更侧重于常规意义的政治史，也更贴近“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这一主题。
近代百余年间，中国多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能够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贯穿其间，虽时隐时显，却不绝如缕。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
潜流者，看似虚而不实，却也虚实兼具，有傅斯年所谓“无形而有质，常流而若不见”的意味。就像“大海上层的波花，无论他平如镜子时，或者高涛巨浪时，都有下层的深海在流动”，而“上面的风云又造成这些色相”。水面的色相只是表象，而表象背后的动力不必是单一的，下层深处的流水和上面的风云，皆不能忽视。却也可以“即事见风，即实求虚”，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来落实刘咸炘提倡的“史有子意”。我们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本书侧重的时段是民国建立后的十多年，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既有很多延续，也有相当大的转变。在所谓北洋军阀（军阀是当年的人已在使用的贬义词，含义相当复杂，且不限于北洋一系）统治时期，全国政局显得紊乱，被认为类似五代。于是出现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即向往统一，是北伐成功的一个基本要因。成立不过十多年的民国，实际再次改朝换代，带来比辛亥鼎革更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在其间的能动形态，有颇具特色的表现。而其对政治的影响，也相当显著。
一
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民国政治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历史现象，或能增进对这一动荡时代的认识。本书所收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故定名为“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从篇目看，全书略呈“由虚入实”的意味，前面几篇探讨的更多是相对广义的政治行为，后来就逐渐进入比较狭义的政治史，侧重政局、军事与外交。
自清季中国新史学提倡“民史”以来，以“君史”为表征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识层面曾被拒斥。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当时中学国史教科书及教授法的主要缺点，是其内容“全属政治史性质”，而将“社会及文化事项”视为附庸。其实，不仅“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根本是“旧式的政治史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他明确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议，拟将全部中国史纵断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其中后两部的篇幅占全书之半，而政治仅占约六分之一。
这里的“文化”本身兼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文化即作为六部类之一但又占据较多篇幅的文化史；但还有一种广义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后者是一些时人的共识，胡适在大约同时也提出一种“专史式的”整理国故设想，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进而将系统的“中国文化史”具体分为十种专史，其中就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和国际交通史。
在已经缩微的政治部分里，梁启超主张“对于一时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皆从略”；而“专纪政制变迁之各大节目，令学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这虽是针对中学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显的道德考虑（即淡化传统政治中“机诈黑暗”的成分），然矫枉过正的倾向性仍太强。试想一部中国政治史竟全无“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的确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了，恐怕难以达到梁氏希望使学生产生兴趣之目的。
不过梁启超另为政治史留了一些余地，在他所分的六部之中，“现行教科书中所述朝代兴亡事项”全被纳入“年代之部”。由于“一姓之篡夺兴仆，以今世史眼观之，殆可谓全无关系”，故这一部分“所占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其意虽贬损，也算为“政治史”开一后门。而在其设计的占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里，“专记述中华民族之成立及扩大，其异族之侵入及同化，实即本族扩大之一阶段也，故应稍为详叙；而彼我交涉之迹，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民族间的人我关系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迹”，确为不论哪种意义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其所占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学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倾向的影响。
把上述内容加起来，政治史在整体史学中所占的比重也低于四分之一，的确是面目一新的通史。这样一种排斥实际政治的“民史”取向，颇与后现代兴盛时的西方相类，可以说是走在世界前面了。惟昔年中国新史学的“民史”是说得多做得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包括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史仍以政治史（逐渐延伸到经济史）见长。只是到了近二十年间，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史学论著开始减少，而以思想、社会和学术为主的专门史逐渐兴起。这里既有学者的自觉努力（即有意弥补过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学术发展的影响，可能还隐伏着传统的某种再现。
在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普通话”的年代，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一些其他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常把政治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窃以为这是一个好现象，盖任何“新”领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学者对一些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产生新的认识。部分因为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影响，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专门史之中（在性别、族群等新兴专门史中尤其明显），这些专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很可能改变我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导致政治史这一过去积累丰厚的领域再次“复兴”。
其实近年政治、外交等专史的淡出多少也因为一些学人的边界和门户意识太强，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说倒洗澡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会、思想、学术等与政治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中国士人重视政治的传统在近代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有所增强——处理从头发到脚的身体，便一直未曾离开政治的关注，常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就连“读经”和讲授“国学”这类看似“迂远”之事，也每一“出现”就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引起许多争辩，往往牵连到国家民族的发展走向等重大问题。可知近代中国能“脱离政治”的课题其实不多，若没有坚实的政治史基础，治其他专史也很难深入。
而梁启超和胡适当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设想虽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却也提示了一种从文化视角考察、认识和分析政治的取向。盖边界明晰的学科认同原非治史的先决条件，不论史学各子学科的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存在“合理性”，各科的“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为强化的。史学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科，治史取径尤其应当趋向多元；最好还是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史的藩篱。《淮南子·氾论训》所说的“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一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
低音和高音、潜流与显流，本是互缘共生的。前些年风靡一时的新文化史研究，既解放了各种各样被遮蔽的潜流，却也可能使一些潜流在放大中走向了失真。民国早期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程度，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的多重纠缠，远比我们以前所认知的要复杂得多。本书的三个部分虽各有侧重，其实互为背景，共同描绘一种刘咸炘所说的“风”，为近代的个人、群体、结构和事件建构一个民族主义的背景音，俾可对波诡云谲的民国政治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政治史的一度淡出当然和更大的时代变化有关，而变动的时代又为政治史的再起提供了可能。近年又经历了一波热议的民族主义，有着深切而未必著明的能动性（dynamics）；其盈虚消息，隐显不一，表现形式也五光十色。本书所涉及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民族主义的现实影响等主题，如今仍依稀可见。2022年及以后的读者，对“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或许有特别的期待。他们以今日所见所闻所传闻去理解民国，多半会有与前不同的“经世致用”效果。这就远不止于政治史的复兴，却也可能是不同凡响的政治史复兴。
二
民初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presenceinChina）那或隐或显的控制力量，在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能动表现，入侵的帝国主义既是因也是缘。外国在华存在的地位因而相当特别，语境和文本兼具——既是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也是政治行为的参与者。故本书的引论考察自西潮入侵以来的中外格局，特别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形成后对中外关系和中国政治的影响与制约。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曾经论述较多而一度淡出，近又有些复兴的议题。过去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推行（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区的仅是一些特定的“反帝”活动）。实际上，正是中国的当地条件，制约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和特性。
外来侵略者通过条约体系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故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列强既要中国实行改革以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秩序，其自身又是与西方标准相异的中国秩序之构建者和维护者，扮演着改革推动者和既存秩序维护者的双重角色。从文化视角考察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的内部因素，兼及其与外部因素的关联互动，是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的基础，也可以增进对中外关系的理解。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二十一条”到北伐，而前面一组文章探讨一些个人和群体如何在乱世潜流中趁波逐浪，彰显民族主义本身，以及国家与人民、内政与外事等基本要素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一方面，即使狭义的政治活动，也生成和进行于更宽广的社会之中；另一方面，随着权力意识被引入各专门史之中，这些更广义的政治活动和权势关系也在改变我们对“政治”的认知。
第二组是比较典型的政治史文章，侧重北伐时代的军政格局。中外过去都比较注重研究历史发展中取胜的一方，而忽视失败的一方。北洋军阀既然被国民党军所击败，自然不易受到重视（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中国，西方亦然）。然而北方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即使仅想要了解国民党何以能取胜，也必须对失败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军事力量明显更弱的国民党军能战胜北洋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洋体系先已濒于崩溃。
本书与北伐相关的各文都努力将北洋一方纳入讨论的范围，以尝试重建一个相对更全面的动态历史画面。其中《五代式的民国》以杨荫杭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为基础，仅是一篇札记，却由本书最早版本的自序衍申而成，有些特别的渊源。杨先生那时虽是报人，但他对时局的认识不仅深刻，且能见其大，对理解带些偶然的北伐何以能迅速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1927年，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杨家全家福。前排右起第二位为杨荫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在长期分裂后，向往统一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和多数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及全国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作为的失败不仅造成北洋体系的崩散，而且导致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politicallegitimacy）的丧失，遂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过去说到中国民族主义，多想到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在民国之前，若不计同盟会等反满的民族主义，这大体是不错的，但民族主义从来就还有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一面。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抗与建设两面，实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从五四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到北伐时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传承最能体现反抗与建设两个面相的并存。若不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就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或因近代中国的确表现出破坏多而建设少，中外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既存研究，也率多注意其针对外侮的反抗一面，而较少论及其建设的一面。自北洋时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局面后，民族主义那国家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多数北洋军人当时已无统一全国的奢望，个别有意愿的军人如吴佩孚又已无此实力，唯一真有统一的愿望且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是国民党（当时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故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并不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而恰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要从国家建构这一层面去考察国民革命在全国的吸引力，方能较全面地认识民族主义在北伐中的作用。
在实际运行中，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非常曲折复杂，北洋体系之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从地缘分布的视角可以看到北洋体系中边缘挑战中心的态势。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吴佩孚稍后复出，却挽救不了直系的崩解；段祺瑞虽出山，皖系也未能再起；北洋系统中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而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成为大主角。北伐结束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北洋系统内非正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三部分，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其实先已奠定。
同时，南方的局势也发生较大变化。在广东，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一个时代的结束。广州政权在不长的时期里进行了带根本性的权力重组，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家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开启了蒋介石时代。过去对这段时间权势竞争的研究多侧重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当时广东各类“土客矛盾”相当严重，从英、俄两国到众多“客军”，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并相互缠斗，复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成分竞争，地方意识和国际冲突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至为错综复杂。
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之时，唐生智也武装盘踞湘南。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级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结合，复与湘南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数省势力范围，提示出武力统一全国的可能性，对久乱思安定的中国社会颇具吸引力。适逢北洋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失道”现象，反衬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遂为北伐的取胜打下基础。
三
内政与外交的互联互动，是民初政治的一大时代特征。当时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的多层面互动关系，纵横交错，盘根错节。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但权势争夺的表述却往往回避实质性内容，而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这既是当时政治运作的一个特色，也提示出外国在华存在的实质影响，致使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不与外国因素相关联。
关于外国势力主动介入中国政治，学界已有较多讨论（也还多有可以深入探讨之处）；而对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既定组成部分的外国在华存在无意中或无形中渗入中国政治运作的程度、中国各政治力量如何主动寻求外援（包括精神与物质两面），及其怎样在实际政治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因素等面相，过去的认识似仍嫌不足。
那时稍大的国内问题，都必须考虑外国在华存在的影响。北伐前后南北政权都曾因不同的考虑议及不以北京为首都，但因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就使这一历史上屡有之事遇到新的困难。北京政府终因顾虑列强干预而放弃此想，然而国民党新政权却不顾外交问题而定都南京，在遭到各国相当时期的抵制后终获认可。可知外国在华存在所具有的无形威慑力，有时超过其有形的实际力量，可能造成中国政治力量的自我禁抑。
对于外国在华“存在”在中国政治中所能起的作用，时人也有认识。不少中国政治力量有意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有时甚至故意营造已经获得外国支持的政治形象（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党即曾制造已获美国支持的形象以抗衡日本）。不过，由于列强对中国内政的正式介入常附加交换条件，并非正面形象，各政治力量又往往隐藏其与外国势力的实际联系。换言之，在物质上甚至心理上，外援可以增强某一政治集团的势力；但在民族主义日益兴盛的语境下，此集团也可能为此付出“失道”的巨大代价。
民族主义这一潜流，此时渐趋显著。各政治力量也多少认识到，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在实际政治中确能起到作用。余英时师指出，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
有意识地在实际政治竞争中运用民族主义这一政治手法，至少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已现端倪。盖内政与外交既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分，攘外与安内就成为一事之两面，有时攘外也可以帮助国内的政争。北方稍早即已知道攻击他党为“卖国”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并经常采用这一手法；到北伐时更常以“反赤”（特别侧重与“赤俄”这一外国的关联）为其军事行动正名，说明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已渐从无意识进到意识层面。由此角度颇能看出民国各政治力量的得失，也可反证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但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在实际政治中的作用又是有限度的，联俄的南方将“反赤”的北方打得落花流水，即是一个明证。北伐后期济南事件时日军公然武力干涉，北方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南北息争而一致对外（当然不排除此时居于弱势的北方想利用这一契机言和的实际算计，但北方在南军与日军冲突时主动后撤，而未利用此形势乘机打击南军，确是事实）；而南方则一面对日妥协，一面“绕道北伐”，实即不打日本军而打中国人。从今日美国所讲究的“政治正确”观点看，这一次当然是北方“正确”而南方“不正确”，但这并未妨碍南方“绕道北伐”的实际成功。这就提示出民族主义那建构一面的影响了。
而民族主义之国家建构一面对北伐成功的作用，同样有其限度。这类“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本受其所在的时空语境所限，因而对历史现象的诠释力也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国民党与青年党一个讲民族主义、一个讲国家主义，双方虽有些学理上的具体岐异，但从其西文来源看实际上应是同一个主义。它们在北伐前后却一度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种诡论性的现象实非仅用民族主义所能诠释）。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的目标号召天下，并大做反帝文章，其成功的确颇得民族主义之助；但正如本书所证明的，其在南方战场很大程度上正依靠南北地方意识而能以弱胜强。
地方意识与统一观念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两者常常相互冲突，有时也可相辅相成。一般而言，在外患深重时，统一观念多压倒地方意识。而当外患不十分急迫时，地方意识的力量是极大的。本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有时无意中可能产生特殊的合力，北伐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近代中国有一特殊的国情，即庚子义和团事变使很多士人感到朝廷在救亡图存方面不可依靠，于是产生出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救亡的曲折思路。这样一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思路一直在传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联省自治”观念一度风行时，孙中山、章太炎、胡适等具体政治主张相当不同的人，却都大体赞同以地方自治求全国统一的曲线路径。
不过，许多反对联省自治的人也从自治的主张中看出了国家进一步分裂的可能性，即自治不过是割据之别名而已。那时西人提出对中国南北两政府皆不承认的主张，使一些人认识到中国的联省自治正有可能发展成类似巴尔干的情形，即由“自治”走向“独立”。从中外国际竞争的视角看，联省自治恐怕对中国一方不利，而列强或乐见之。正因其与国家的统一那不可分割的关联，即使像联省自治这样充满地方意识的主张，也与外国在华存在纠结在一起。
同样的认识框架也有利于认识当年的中外关系。自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内争与外力在中国就一直纠结互动。1927年秋，尚未被美国承认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遣政务司长李锦纶作为政府代表使美。李氏在“非正式”的名义下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频繁会谈，实际开启了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包括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努力，试图组成一个南北联合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谈判条约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且最终也未获成功，但仍揭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
参与此事的核心人物是伍朝枢、李锦纶和韦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更多毋宁是外国读书的共同经历和同为广东人的地方认同。其中伍朝枢是国民党右派而韦愨是左派（他1925年已秘密加入中共），出生在外国的李锦纶基本是个温和的技术型官僚，政治上或属中派，但与左右两派的关系都不错。他和广东籍的中共要人苏兆征保持着联系，后来在中共策划广州暴动时，正是他向韦愨转达了苏氏要他返回广州的信息。共产党员韦愨在国民党“清党”中已成为整肃的对象，却在“清党”主要发起者之一的蔡元培帮助下出逃美国，更在那里代表国民政府和美国人洽谈。
在中美关系史和民国政治史都基本不怎么提及的这一小小事例中，不同人物的相关经历说明，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之分在当年未必高于一切，有时地方认同会弥合政治派别的歧异，有时同事之谊也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至少，在涉及对外交往时，内部的政治纷争可能暂时退让，使大家能够“一致对外”。而在此前和此后的中美谈判之中，文化层面的考量有时也超过实际的国家利益，成为双方争执的要点。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美国长期是相对次要的配角。过去比较偏重列强“协以谋我”的一面，但列强中也存在竞争。正是在北伐前和北伐进行时，美国开始主张在华独立行动，并对南北双方采取更灵活的政策。而1928年的济南事件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事件之前，北京政权在外交上力图向美国倾斜，而国民党先是一面倒向苏联，继则全力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在此事件后，由于日本的侵略意图日益明显，国民党在外交上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可以说中国南北政权都是在日本威胁加剧的背景下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美国对“中美特殊关系”的政策性倾斜和承诺虽到十多年后才逐渐明显，却也在此时开始成形。
在不平等条约已成历史的今日，中美关系与当年自不可同日而语。回顾曾经出现的“中美特殊关系”，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民族主义永远是能动的，它在实际政治中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后人或可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