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原元：无尽的怀思——写在先师朱政惠先生逝世十周年
2023年11月13日是先师朱政惠先生逝世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追随朱师的一幕幕场景又一次一一浮现于眼前。
“不知其名”的初次相见
我与朱师的第一次相见，是2004年3月的一天，彼时正是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入学考试复试。当天复试之具体情形早已模糊，惟有的印象是在一间狭小的集体办公室里，几位老师各坐于办公座桌前。朱师面带和蔼之笑容，用中文和英语轻声细语地提问。局促不安的我则颇为不自信地“乱答一通”。这是我与朱师的第一次见面，但当时的我却并不知其是谁，因为彼时报考的是盛邦和师。大概一个多月后，我被告知成功录取，导师为朱师。收到成功录取消息后的我，既欣喜又矛盾。欣喜的是，为了这次博士之考，其实自己并未花多少时间，但却依然能够“得偿所愿”，这似乎证明自己“还是可以的”；矛盾的是，虽朱师这一年只带我一个，但我系转投他师，根据当时的政策需要每年交纳近万元的学费，而此时我已签约于景德镇陶瓷学院，其不仅承诺给予6万元的安家费，并允许我教学之同时还可做兼职律师，且因求学记于名下之债务亦已达六万元。在权衡于现实之境，我将选择告之于初次谋面却不知其名的朱师，他在电话的那端和风细雨并语带坚定地鼓励我要坚持，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改变人生道路的机会，并言他会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正是在朱师的鼓励与支持之下，我最终选择来到美丽的丽娃河畔，这成为影响我一生的选择！
悉心引入海外中国学之门
入读博士后不久，朱师即将我召至其家，详聊个人情况及学术规划后，并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外文资料情况的调查”委于我，嘱我务必尽可能辑录完备。由于当时学校尚未购买诸如JSTOR等这类数据库，又无力购置笔记本电脑，故此只能白天泡于校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查阅各种中西文书籍及期刊，并将相关目录抄于笔记本，晚上则在寝室里奋力于将白天抄录的资料录入于电脑。因经常出入于校西文过刊及民国书刊馆藏处，且常常需要劳烦馆员多次往返于库中帮忙将需要查阅的书刊取出，馆员老师后来干脆允许我带着纸和笔进入库中，自由浏览、翻阅与抄录，直至闭馆时方将我叫出。这在极大方便课题进展之同时，更让我第一次品尝到“随心所欲”自由翻阅的畅快感和满满的收获感，以至今天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彼时所住寝室为八舍底楼朝北的房间，且系与卓立兄合住。当时，八舍北面为一片小树林（现在已改造为留学生公寓，后面的小树林已没有了）。故此，夏天时房间阴冷潮湿，尤其是梅雨时节，蚊虫特别多；冬天则是令人刻骨铭心的阴冷，晚上坐在此间输入资料至深夜一两点，其难受之至可想而知。经一年半的努力，最后交于朱师的是两册厚达近千页收入近万条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文论著目录》和《海外中国学英文论著目录》。
读硕士期间，虽添于方志远师这样的良师门下，却仍心生旁骛，醉心于司法考试，以至求学三载，学术上却“一无所获”，可谓遗憾之至。在律师之路遭遇打击后，方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并无律师这一职业所需的才识与能力，下定决心攻读博士期间一定潜心求学，以求在学术上有所斩获。虽然如此，在承担朱师所交付的这一课题过程中，仍不免有所牢骚和抱怨，乃至于不理解，尤其是看到同寝室的卓立兄和其他同学“悠哉”上课、读书、写作，更是充满羡慕之神情。2005年5月28日至29日，朱师组织召开“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会议时，朱师不仅命我基于所搜集的国内中国学研究之资料，撰写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参会论文，还特意按排我在会议上作交流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从未有过此经历的我既有些兴奋，但更多的是紧张。在朱师不时投来首肯之眼神的鼓励下，我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发言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记得在会议中间休息时，与会的张芝联先生和张西平先生都给予我肯定与鼓励，称“年青人有朝气”、“好好努力”！此后，朱师将此文收于其主编的《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后又应约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并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2期所刊，这似乎真应了撰著此文时同寝室的卓立兄看我忙个不停地查找资料和“奋笔疾书”所言，“这说不定是你将来最有价值的论文之一”！进入博士论文选题阶段后，常为之辗转反侧，正当苦思冥想之际，朱师嘱我翻翻所搜寻的海外中国学之西文目录，看看有无发现或启发？遵其指导，很快即将选题定之为《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至此，我方领悟朱师让我承担目录编纂这一课题的良苦用心。目录为治学之门径，其重要性正如清代学人王鸣盛所言，“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博士毕业后，我对此有更为深切的体悟。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之开展还是学术论文之撰写，此目录皆给我开启无数法门。直至今日，其依然是案头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不时加以翻阅，这既是撰著论文之所需，更是对朱师之治学方法的铭记与怀念！
搭建结识中外学人的桥梁
就读博士期间，正是朱师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大展拳脚之时。在就读博士的三年间，朱师接续召开“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2005年5月）、“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2005年10月）、“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2006年6月）、“史华慈与中国：纪念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2006年12月）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忙碌可想而知。为此，朱师安排学生参与接待中外学人。犹记得2006年9月26日，朱师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陪同来自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部的傅雄教授赴杭州参观，并一一交代我所需注意的事情。第二天清晨，我如约与傅雄教授至上海旅游集散中心购票，乘坐旅游大巴赴杭州西湖参观，直至晚上十二点多方回寝室。不曾想，刚进寝室没多久，即接到朱师的电话，充满关切地询问为何如此之晚。本就对此事有所不情愿的我，在简单报告今日之事后，不无牢骚地向朱师抱怨称“我想如期毕业”。耐心听完我的牢骚与抱怨后，朱师并无半点责备，只是称“学问不能关起门来做，需要多认识一些学者，与其多做交流，方有利于学问的增进，尤其是我们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焦虑于完成博士论文写作的我，当时只急切于如期毕业。事实上，朱师如此之晚仍牵挂此事，可想见其心之细密与谨严；更令人感佩的是，其对于学生之长远发展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对于刚踏入学术界的年轻学人来说，要与域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人建立联系事实上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每次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朱师都尽可能安排学生参与海外学人之接待；每逢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召开，其亦是尽其可能安排学生参与旁听。所以如此，实际上是为学生搭建与学人建立起沟通联系的桥梁，以便学生能尽快进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领域。黄仁伟先生即言：“朱老师在每届中国学论坛上，都把他的弟子们带到会场，认真聆听中外学者的宣讲，接触最新的中国学信息”，称其是把“举办中国学论坛和培养新一代中国学专家紧密结合起来，是富有远见的做法。”然而，彼时的我对此全然不解，以致虽有机会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傅雄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嘉柏教授等域外知名中国学家建立联系之机会，却未能多加珍惜与利用，枉费朱师之良苦用心，留下诸多遗憾。
病榻上的修改与牵挂
抛开学术论著的撰著不谈，单就学术会议的组织筹备及学术刊物《海外中国学评论》的编纂而言，无疑需要占用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先生生前的同事胡逢祥教授在回忆时表示，“我应邀参与了一辑海外中国学评论的编写，虽说只是把外国最新的中国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进行翻译、编写，但当中许多的技术问题，如校对、用语习惯等等，使得这项工作十分耗精力，而他一直坚持在做，这是我非常佩服的。”在追随先生求学期间，多次晚上七八点打电话至先生家，欲与先生通电话，然而接电话的师母告知，先生“刚刚趴在书桌上睡着了，不忍心叫醒他”，让我晚一点再打过去，并言道“他常常感觉困了就在书桌上小睡一会儿，醒后继续工作，常到凌晨两三点。早上六七点即已起床工作。”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每每收到先生“冗长”邮件的时间，都是凌晨两三点或是清晨六七点。可以说，先生是在用生命追赶时间。然而，这种不分白天黑夜的超常工作，最终将先生的身体给压垮。2006年11月，先生被查出患早期肺癌，被迫入院治疗。面对死神的召唤，先生仍以大无畏的乐观精神对待。在手术化疗期间的先生，只要身体能够支撑他坐起来，便在病床上打开电脑投入工作，或修改书稿、或审读学生的毕业论文、或力争第一时间回复邮件，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患癌症的病人。以至时隔七年后，先生离世前回胸科医院检查时，当年的主治医生开口就叫“华东师大的大教授来了”。他说，之所以对“大教授”有这份深刻印象，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像先生这样坚强乐观，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病床上还搞学问的癌症患者。
于我而言，这段记忆则更为深刻：彼时的我，一方面为先生身体而担扰，另一方面却也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和工作焦躁不安。当我怀揣不安的心情到医院看望朱师时，所感受到的是从容与豁达，丝毫没有患此病者通常所表现出的那种愁苦与不安；陪护先生时，他同我谈起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我的毕业论文和工作去向。尚处手术化疗期间的先生，却仍为我细致审读与修改博士论文，当我打开先生发送过来的邮件时，不禁潸然泪下，先生在论文初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意见；不仅如此，先生还为我的工作多方联系。记得2007年1月13日至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原计划提交论文参加此会，后虽因病无法前往，但他不顾尚在治疗期间仍对我与先生合写的此篇参会论文亲自修改，并委派我前去参会。先生之所以安排我前去参加此会，我系论文的合作者虽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还是其有意让我看看博士毕业后有无可能到此发展。参会回来后，先生即问及我是否有意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正是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与无微不至的关心下，我得以顺利完成博士学业，并如愿以偿地留校任教。
“忘乎所以的家中长聊”
毕业留校后，最为期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每年教师节和春节至先生家中的“长聊”。虽知康复后的先生又如此前一样异常忙碌，但不管怎样繁忙，先生都乐意占用其宝贵时间与我“悠闲从容”地“闲聊”，事无巨细，详细询问了解我的学术研究、教学及家庭等各方面的情形。每次前往，事先都提醒自己不能太久，但无一例外都“超时”，往往多因已近午饭或晚饭时方意识到“为时很晚”。然而，此时已“为时已晚”，与朱师的交谈便又被转战至餐桌或先生小区旁的小餐馆，继续相关话题的交流。坦率而言，出身农村的我，有着挥之不去的不自信乃至自卑，在与他人交谈时，多显紧张与局促。然而，与朱师的交谈却不知何故，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那种紧张与局促荡然无存！今日思之，显系先生的亲切、随和以及细心为他人着想所致，正是这种让人倍感温暖的“亲近”感，消解了我的紧张与局促。在朱师面前，真可谓无所不谈，甚至于“忘乎所以”！
术后渐康复的先生，又是一如既往地像“壮劳力”一样投入于学术。在生命的最后7年，先生所撰各种学术论文不下80篇，专著书稿2部，主编8本书，指导硕士论文9篇，博士论文10篇，博士后论文2篇，组织召开十多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以一人之力运营史学研究网站，组建海外中国学创新团队……每次在校园中偶遇朱师时，见其面色红润，行色匆匆，让人不禁有“健壮”的“学术狂人”又重新归来之感。然而，正当我们对朱师之身体抱“美好想像”之时，不期然间传来噩耗。2013年11月13日上午，正在上海市普陀区党校参加培训的我，忽接大师兄曹景文发来短信，告知先生已处弥留之际，嘱我立刻赶往。接此短信，陷入恍惚之中的我匆忙赶往，不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星期前，我曾往医院探视，彼时先生尚能清晰交谈，犹记得其反复言“海外中国学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嘱我不要“放弃”，务要“坚守这一研究领域”……然而，当我惶惶中赶至医院时，先生已驾鹤西去，竟未能见其最后一面，留下无尽的遗憾！
诗人博尔赫斯曾言：“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在浩渺的星空下，幸能与先生相遇并同存十年，由此我的人生方能有此诸般变化！于沛先生曾充满怀思之情地言道：“你有一名好老师，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都是幸运的人。”然斯人已逝，世间再无待我如斯之人，怎不令人悲之、思之、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