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发现更多道路及墙垣 夯土墙代表有规划的城市布局
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介绍了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二里头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
据悉，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将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井”字形外发现更多网格区域
出现城市营建的整体性布局
“与此前介绍的史前遗址不同，三星堆和二里头遗址都已经进入了王朝时代。区别在于，三星堆遗址是一个地方性的区域中心，而二里头是相当于王朝阶段的都邑性遗址。现在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常怀颖介绍，近三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在二里头遗址九格“井”字形网格结构外，进一步发现“井”字形道路延伸到更大范围。
如果以“井”字格最中间的宫城区为中心来看，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在宫城区的西边，至少还有1个方格，东边还有2个方格。原来认为在宫城区的北边有1个疑似祭祀区方格，新的发现证明，在这个疑似祭祀区的西边还有1个方格，东边还有2个方格。而在宫城区的正南方，原本认为存在一个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在作坊区的西边有1个方格，东边有2个方格。“如果按照这样的布局推算，至少可能存在15个方格。这是目前已知的。”常怀颖强调，二里头遗址为长方形，东西宽度超过2400米，南北宽度约1900米。目前能够确认的道路和街区加起来，东西跨度按照4个方格来计算，仅1000余米，跟遗址本身的空间范围相差较大。“不排除在未来的工作中，还有新增加方格的可能性。”
关于这些方格和路网的年代，目前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常怀颖介绍，二里头遗址应当是先有了路，然后人们在路的两边开始筑墙，开始有人居住。这些不同的方格，功能也不一样。根据既往20余年的研究可以认为，中间的宫城区可能为贵族的居住区或是行政区域。南边可能是高等级的手工业作坊区，例如绿松石作坊和铸铜遗址均在南边。北边疑为祭祀区，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田野工作来证实。“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些用土坯子垒起来的墙”，常怀颖强调了这些夯土墙的重要性，“这些墙在时代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样直线布局，包含了早期人们对城市营建的整体性规划和数学测量意义，代表的是严谨的、有规划的布局。”在《诗经》《尚书》中，均有周人在营建城市前进行测量、规划的记载。常怀颖说，“通过对二里头的考古，证明了在阶级开始不断强化的时代，出现了城市营建模式中整体性的布局和规划。”
这种在不同的土地框架中进行人和功能区分的形式，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新程度和新样态。但这种形式并非在二里头“凭空”出现，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形态。“可以说二里头把之前历史发展阶段当中，人类发展的知识精华吸纳后，又有了自己的发展。”
为夏商周手工业研究提供例证
铜器生产已形成产业链条分离
常怀颖还提到，除了方格街区的发现之外，二里头还有一些重要发现，制陶作坊的发现就是其中之一。在以往夏商周三代都邑性遗址中，发现的制陶作坊并不多。目前只在郑州商城中发现了比较明确的制陶作坊，洹北商城韩王度发现了制陶作坊迹象，偃师商城遗址中可能存在一些制陶作坊迹象。即便是发掘了90余年的殷墟，关于制陶作坊的线索也不多。常怀颖说，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制陶作坊迹象，可以为夏商周三代的手工业，尤其是制陶工艺在都城当中如何布局、如何运作，提供很好的例证。
除了制陶作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发现了年代相对较晚的制骨作坊，以及遗址偏北地点发现了漆器作坊遗迹。常怀颖提到，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很多陶器上都沾有漆，这说明了二里头遗址中或有自行生产漆器的作坊。
多学科研究在二里头遗址同样取得了新成果。“我们发现二里头和良渚遗址、石峁遗址有一个不同迹象，它的人群汇集能力远远超过了古国阶段的各个都城。”二里头遗址中跨区域器物的出现，即可证明这一点。例如二里头发现了在东南地区常见的几何印纹硬陶、高等级玉器等。
目前对二里头遗址器物原料来源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例如经过研究可以基本确认，二里头的绿松石大概率来自现在的秦岭区域，例如湖北十堰的郧阳区、房县一带。而在多学科的研究之下，基本可以确认，二里头铜器的生产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分离。二里头的铜料、铅料、锡料，从不同的地区汇聚到二里头，进行最后的成品生产。“这是一个与之前的古国阶段完全不一样的手工业生产样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