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简版):民企兼济成长之路 | 旗舰报告

2024-12-13 14:53:14 - 第一财经

202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简版):民企兼济成长之路 | 旗舰报告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路径有全球共通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具有国别特色,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具有“中国特色”,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紧紧挂钩。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轨迹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发展过程不尽相同。

此前的研究报告中,我们综合分析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政府的关系、不同所有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轨迹与特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与社会对企业行为的期望是动态的,会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我们给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国企业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就是在经营好自身商业活动的同时担起对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股东、消费者、社区、员工、环境、贸易伙伴等的责任。我们研究分析中国企业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责任表现,抓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词,挖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案例,发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具备“国家性和战略性”“社会责任创新”以及“利益相关方多元”三大鲜明特点。与此同时,如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内容与负责的对象(即利益相关者)逐渐趋同。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主体。体量大的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看齐,将其资源合理转移到社会责任活动中。同时,民营企业受到的外界因素影响更加广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差异体现在价值观和优先级、社会期望、法律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与行业特性、文化传统以及国际影响等方面。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策略和行动,要求企业在全球运营时既要考虑国际标准,也要兼顾本地文化和社会的具体需求。民营企业具体会怎么做?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又会如何发展呢?

正文

一、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综述

在全球化与责任意识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与框架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演进,是学术界与实践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企业社会责任(CSR)、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创造共享价值(CSV)、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等概念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彼此交织、相互补充。Schwartz和Carroll(2008)提出“价值、平衡与责任”三个核心概念,论证了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框架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均围绕“价值创造、利益平衡和责任承担”展开,为整合这些框架提供了理论依据[1]。

当前,被广泛讨论的CSR实践不仅仅涉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它更成为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实现稳健、高质量、长期发展的基础。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需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与环境的多重利益,从而在推动商业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确保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共享价值。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关系则是动态而复杂的,受制度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特性以及全球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1.制度环境与社会期望的影响

Jamali和Carroll(2017)指出,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深远[2]。法律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期望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行为边界与责任履行模式。尤其是民营企业,凭借较高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可以迅速调整策略以满足外部环境的需求。这种制度驱动型的CSR实践,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为其构建稳健的经营模式提供了支撑。

2.文化传统与价值观的差异

CSR实践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实施,不仅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还深刻受影响于文化传统与价值观。Richter和Dow(2017)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环境中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和责任表现形式存在显著差异[3]。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全球化运营中实现国际标准与本地文化的有机结合,不仅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挑战,更是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

3.共享价值(CSV)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

Voltan等人(2017)提出,企业通过共享价值(CSV)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目标的协同,可以有效推动可持续发展[4]。这一视角强调,企业在战略制定中应超越单纯的利润追求,将社会需求内化为商业机会,从而在环境保护、社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正向循环。这一理念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探索双赢模式的实践。

4.企业规模与行业特性的制约与驱动

企业规模和行业特性直接影响CSR实践的实施路径。McNamara等人(2017)研究发现,大型企业凭借其资源优势,更倾向于投入复杂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而中小企业则通过创新与灵活性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突破[5]。此外,不同行业在环境保护、员工福祉与社区支持等领域的优先级各异,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特性制定符合行业需求的CSR策略。

5.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地化实践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不仅需要满足国际标准,还需兼顾本地文化和社会需求。Vashchenko(2017)和Wirba(2024)通过分析制度压力对跨文化背景企业CSR行为的影响[6],指出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本地化与国际化双重适应压力[7]。这种本地化与国际化的平衡决定了企业在不同市场中的社会认同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6.企业对于稳健经营的需求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稳健的经营模式使企业能够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企业主动追寻稳健、高质量、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在环境、经济和社会变化中保持竞争力,构建坚实的抗风险机制。在面对市场危机时,企业凭借其稳健的发展战略,能够更从容地适应变化,减少对利润的短期依赖,转而将重心放在长期战略与核心业务的发展上。比如,企业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如40%以内)就可以避免因财务不稳定而导致的金融风险。与其在市场波动中盲目扩展,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和产能优化,能够更好地保持稳定性并应对未来的市场竞争压力。再比如,企业通过高效的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措施,实现了环保合规,降低了对有限资源的依赖,增强了抗风险能力。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有助于构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利共赢关系。

二、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

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创新、从单一实践到系统管理的演变。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民营企业逐步走向成熟,并开始在社会责任领域展现出更多的自主意识和多元化实践。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民营企业逐步意识到,只有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带有明显的国家性和战略性,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职能,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则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灵活的特点。民营企业依靠创新和灵活的经营策略来落实社会责任,逐渐形成了与国有企业不同的发展路径。

近年来,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实施方式不断变化,我国逐步发展出符合自身特色的社会责任体系,推动着社会责任从局部性实践向系统化管理转型。就民营企业而言,从最初的模仿到今天的创新实践,民企的做法在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同时,也满足了中国特色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在推动乡村振兴、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展现了民营企业独特的社会价值。

1.民营经济的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从无到有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民营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政府的政策主要侧重于对个体经济的扶持与逐步开放。1980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提出鼓励个体经济适度发展的方针,这是民营经济的起步。彼时,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76%,集体企业所占比重为24%。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再次明确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随着1988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民营经济开始向规范化和多样化发展。截至1988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登记数达1452.7万户,私营企业登记数为4.06万户,注册资金和营业额显著增长。此时,中国民营经济是从限制到逐步承认[8]。

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营经济改革加速推进。1991年苏联解体后,国际上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讨论日益激烈,国内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出现了较大的争议。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要加大改革力度,支持和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一讲话标志着民营经济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民营经济迎来快速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社会责任(CSR)在国际上成为衡量企业合规性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准[9]。1997年,美国推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SA8000,强调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劳动条件等方面,成为国际企业进入市场的基本门槛。联合国在1999年提出的“全球协议”要求企业遵循九项基本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原则,也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CSR议题。同时期,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肯定了这一点,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有了法律基础。对于此时的中国民营企业而言,“活”下去才是硬道理。企业普遍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业务扩展,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和实践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法律合规上。

2.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转折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截至2001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数为2433万户,从业人员达4760.3万人,注册资金为3435.8亿元,营业额为1.96万亿元;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数为202.9万户,从业人员达2713.9万人,注册资金为2.82万亿元,营业额为1.34万亿元。民营经济在数量和规模上取得了迅速发展,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源的优化整合。

加入WTO的中国从跨国公司身上看到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国际化的制度与标准。从1999年美国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到2001年英国的富时社会责任指数(FTSE4GoodIndex),这些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促使企业逐步意识到,单纯依赖传统的盈利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和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承担社会责任也成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而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履责情况相对较弱。2007年我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其中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同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对中国15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8%的受访企业设有社会责任部,8%的受访企业设有可持续发展部,16%的受访企业设有环境管理部,37%的受访企业设有公共关系部。这些数据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大部分企业被动响应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没有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一项专门工作,即使是慈善捐赠活动也未形成规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布局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制度建设。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案明确规定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同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然而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迅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并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深度衰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9年全球经济萎缩1.8%,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明显下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未出现萎缩,但产出增长率较低(1.6%),这些变化对中国民营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10]。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相对被动,多数企业将资源集中于自救和生存,CSR方面的投入受到了制约。

不过,危机也加速了企业对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识,成为CSR发展的关键转折点。2008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2009年和2010年,国务院分别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缓解融资困难、加快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强调支持民营企业的创新与转型升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企业将更多关注点放在长期发展上。民营企业也逐步完善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科学化、规范化与现代化管理,并进行信息披露。2006年到2011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由33份快速增长到1091份。

3.政策引导下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到2023年,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重由79.4%提高至92.3%,达5300余万户,个体工商户由4000余万户增加至1.24亿户。入围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由6家增加至36家。民营经济吸纳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11]。“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成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截至2020年,共有12.7万家民营企业参与行动,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100亿元,帮助18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2015年,《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A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正式通过,明确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及169项具体指标。企业社会责任(CSR)、可持续发展、环境社会及治理(ESG)等议题也全面走进大众视野。这不仅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行动的指南针,也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制定本土化的社会责任策略提供了方向。

中国积极参与该议程的制定和推广,在政策上对其进行快速本地化。同年,《社会责任指南》(GB/T36000-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36001-2015)和《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GB/T36002-2015)三项标准正式发布,首次以国家标准的形式系统化定义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实施路径。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这一政策背景标志着社会责任从“可选项”逐步转变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个行业也相继推出了针对性标准,例如《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指南》《中国信息通信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及《乳制品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等。这些标准不仅帮助企业明确了社会责任的行业需求,还进一步提升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认知与行动能力。

民营企业在新兴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表现突出,如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等成为引领行业创新的重要力量。2018年,民营企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比重超过70%,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来源。2020年,随着“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十四五”规划中对绿色转型的强调,越来越多的企业响应可持续发展的号召,在生产、供应链优化等环节积极融入绿色理念。同时,参与信息披露的公司数量明显增加。2024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如《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等,逐渐形成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框架。截至2024年12月,发布ESG信息披露年度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占比已超过50%,其中超过43%的民营上市公司发布了ESG报告。这一趋势反映了我国企业责任意识的逐步觉醒,也表明了政策引导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强力推动。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规范和支持,使其在信息披露和可持续发展实践中不断进步。

202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简版):民企兼济成长之路 | 旗舰报告

202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简版):民企兼济成长之路 | 旗舰报告

三、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的“中国特色”

中国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和我国国家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对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有了更高的期待。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特色在于凸显本土价值,融合了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又接轨国际准则,融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信息披露准则的“双重重要性原则”等。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民营企业正在积极回应这些期待,吸收国际经验,并根据本土实际情况进行改进和创新,展现出对多维度社会责任的承担,逐步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创新。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CSR)已不再仅仅是赢得社会信任和塑造品牌形象的手段,它已经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转型升级、维持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策略。

1.信息披露与评级表现:企业间逐渐缩小的距离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正趋于成熟,其中,体量大的民营企业正在向国有企业看齐。根据WindESG的评级结果,2024年有效得分的企业中,获得BBB以上的占30.91%,其中大型企业占比超过80%。具体到大型民营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在BBB以上评级中的占比非常接近,分别为41.33%和42.07%,大型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实践方面迅速追赶国有企业,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202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简版):民企兼济成长之路 | 旗舰报告

2024年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调研显示,企业间在信息披露与评级表现上的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民营企业在适应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进步。根据我国近期出台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调研增设了乡村振兴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议题。85%的参评企业在此议题下得分,所有参评的民营企业均获得满分,凸显了企业的“本土化”适应能力,能够迅速响应新政策,制定并实施适应当地需求的解决方案。

2024年的调研结果与2023年不同,今年参评民营企业平均得分超过国有企业。参与调研的企业数比去年增长57.69%,平均得分较去年高出4.45%。参与调研的企业分为国有、民营、港澳台资与外资企业,四类企业平均得分差距逐渐缩小,其中民营企业平均得分显著提升。

202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简版):民企兼济成长之路 | 旗舰报告

从调研数据来看,2024年参评企业表现出了较高的责任意识和行动力。企业的得分范围较为集中,大部分企业在80分至90分之间,占比76%,这表明大多数企业已认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在日常运营中进行了实践与信息披露。企业在产品创新、环境保护、员工福利,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都展现了较高的标准和行动力。

202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简版):民企兼济成长之路 | 旗舰报告

对比2024年国有、民营、港澳台资与外资四类参评企业的数据可以发现,得分排名前列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大多数。然而,最低分也是来自民营企业,导致民营企业的平均分不是很高。在评估民营企业表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民营企业的灵活度与市场化程度较高,通常不受传统体制和结构的束缚,能够迅速响应市场变化和政府政策。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上的投入更具创新性,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价值驱动”。例如,民营企业能够迅速将资源集中到乡村振兴、环保等领域,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将其落地实践,实现社会价值。

2024年参评国有企业的得分整体偏向中高水平,较为稳健,但较少超过90分。国有企业在CSR方面的表现通常与国家政策和社会责任的公共性任务相关,侧重于较为传统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源保障和社会发展项目。尽管国有企业在大型项目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责任方面有优势,但在灵活性方面相对较弱。

2024年参评港澳台资企业平均得分最高,超出了外资企业的平均分,特别是在公司治理结构和社会责任的落实方面表现出色。具体来看,超过70%的港澳台资企业在乡村振兴等“中国特色”议题下得分,有首次参评的港澳台资企业几乎在所有评价指标上获得满分,这不仅显示了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重大投入,也反映了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完善性。这些企业具备本土化与国际化双重适应力,能够灵活应对不同市场的需求和挑战。

2.当乡村振兴融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如何在坚持本土化的同时与国际标准对接,确保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相关标准和制度时,都会根据自身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特点进行调整。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确保了标准或者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也展现了自身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贡献。我国出台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均体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循序渐进、奖惩并重、系统协作”这几大特点,借鉴国际准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搭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体系。

乡村振兴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社会责任议题之一。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发展和政策调整不断深化和扩展。近些年,人们广泛了解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聚焦于环境保护、员工福利、消费者权益等方面。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更新,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逐渐外延,发展出自身特色,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束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建设、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作为一种社会责任的新表现形式,体现出中国企业的本土价值。

民营企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帮助农民提升生产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在地方政府的乡村振兴政策框架下,企业投资和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技能培训等,帮助农民打开更广阔的市场,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民营企业在乡村振兴方面的“特色”实践与其市场化运作模式、创新能力和灵活性密切相关。农业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最为直接,尤其是种植业、养殖业、农业科技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推动绿色农业技术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方面,从而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电商和科技企业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通过建设电商平台、物流配送系统,电商企业帮助农民打开市场,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乡村经济的活力。科技企业,如腾讯和金山办公等,通过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升乡村生产力和农民生活质量。另外,一些民营企业承接起政府的乡村道路、桥梁建设项目,改善了乡村的交通条件。

民营企业的这种灵活性和市场化运作,使得它们能够快速捕捉到政府政策的热点领域,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这类需要长期投入和细致工作的大项目上,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价值和实际贡献。

3.为何民营企业如此重视乡村振兴?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下,民营企业对乡村振兴的高度关注与参与已成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调研“乡村振兴”议题下,100%的参评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详细的战略规划与丰富的实践案例,获得满分。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政策引导和激励的支持,也有社会责任与品牌建设的深层动力。此外,许多民营企业的业务特点和资源优势与乡村振兴的目标高度契合,将乡村振兴作为社会责任议题落实,能够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繁荣进步的双赢。

(1)政策引导与激励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乡村振兴的高度重视与政策支持促使民营企业在这一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政策引导下,企业能够迅速调整战略,将乡村振兴纳入其社会责任框架内。税收优惠、产业扶持等政策激励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乡村振兴政策具有连续性和可预测性,为企业提供了长期投资的信心。

(2)社会责任与品牌建设

随着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企业通过参与乡村振兴来提升品牌形象,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能够增加公众对品牌的好感度,提升市场声誉。随着农村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通过落实乡村振兴项目,开拓新的市场,以创新产品和服务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同时促进自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与企业类型的契合

企业大多具备与乡村振兴高度契合的资源和优势。例如,农业企业在提升农民收入和推动农业现代化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电商企业则在帮助农民拓展市场、提高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许多民营企业将乡村振兴、助力各地区平衡发展这类社会责任视为其核心价值之一,愿意与地方政府深入合作,共同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进一步增强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力度。这不仅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也与其使命和价值观相契合。

参考文献:

[1]Schwartz,MarkS.,andArchieB.Carroll."IntegratingandUnifyingCompetingandComplementaryFrameworks."Business&Society47.2(2008):148-186.

[2]Jamali,Dima,andArchieCarroll."CapturingadvancesinCSR:Developedversusdevelopingcountryperspectives."BusinessEthics:AEuropeanReview26.4(2017):321-325.

[3]RichterUH,DowKE.Stakeholdertheory:Adeliberativeperspective[J].BusinessEthics:AEuropeanReview,2017,26(4):428-442.

[4]VoltanA,HervieuxC,MillsA.Examiningthewin‐winpropositionofsharedvalueacrosscontexts:Implicationsforfutureapplication[J].BusinessEthics:AEuropeanReview,2017,26(4):347-368.

[5]McNamaraTK,CarapinhaR,Pitt‐CatsouphesM,etal.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employeeoutcomes:Theroleofcountrycontext[J].BusinessEthics:AEuropeanReview,2017,26(4):413-427.

[6]VashchenkoM.AnexternalperspectiveonCSR:Whatmattersandwhatdoesnot?[J].BusinessEthics:AEuropeanReview,2017,26(4):396-412.

[7]Wirba,AsanVernyu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SR):TheroleofgovernmentinpromotingCSR."JournaloftheKnowledgeEconomy15.2(2024):7428-7454.

[8]王海兵,杨蕙馨.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40年:回顾与展望[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4):3-14.

[9]刘新荣.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J].经济管理,2007,8:22-26.

[10]KohWC,YuS.ADecadeafterthe2009GlobalRecession[J].Prospects,2020.

[11]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2024年6月2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EB/OL].中国人大网,2024-06-27.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06/t20240627_437798.html.

(本文题图来源:第一财经)

——

出品人|杨宇东

策划|于舰

主笔|李晔

编辑|于明

今日热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