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单，读，还是不读？
在近期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张纯译斯蒂芬·约翰逊名著《马勒和1910年的世界——他的第八交响曲》一书中，有一段画面感很强的叙述，写到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在慕尼黑演出之后，记者路德维希·席德迈尔与马勒和一群马勒崇拜者前往酒馆一起喝酒庆祝。酒酣耳热之际，有人提及节目单乐曲解说文字中对马勒《第二交响曲》某个主题的解释，只见马勒从桌旁一跃而起，发表了一番关于节目单如何误导听众的长篇大论。马勒的中心论点是，音乐可以接近文字，但音乐本身所能表现的内容是文字难以抵达的。说到这里，马勒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高声喊道：“让所有的节目单见鬼去吧!”
“让所有的节目单见鬼去吧!”这行醒目的文字第一次映入我眼帘那一刻，我——曾负责过中国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至少六个音乐季以及至少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全部节目单的撰稿和编辑，还曾为国家大剧院若干场演出撰写过作品介绍或总体导赏文字的节目单密切参与者，想到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位穿上从塞纳河畔的租衣店里租来的礼服假装“德纳男爵”的德纳第，他被马吕斯一眼识破，以右手捂胸，“噢!你伤了我的心……”而我想说：“亲爱的马勒大师，你伤了我的心……”但我同时也必须承认，正是由于在过去这些年中参与过如此多的节目单撰稿、编辑和制作，也由于我自己在无数场音乐会开始前拿到和阅读节目单的感受，使我相信马勒这句话的警醒意义所在。节目单、乐曲解说、作品导赏，真的有用吗?
我们绝大多数人走进音乐厅听一场音乐会时，都再习惯不过地拿起一本节目单来，即使节目单只是一张单页，上面仅有曲目和演出者名单。我们很多人都曾为我们的很多演出机构和乐团的节目单过于简单而发出抱怨，尤其是歌剧演出。因为，如果我们在维也纳、米兰、伦敦、巴黎、萨尔茨堡或拜罗伊特听一场歌剧，手中的节目单会有七八十页甚至上百页厚，里面有全剧的唱词和本国语言对应翻译。正是出于向国际一流歌剧演出看齐的雄心，在2008年第1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来自柏林的德意志歌剧院演出瓦格纳的《唐豪瑟》和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时，我邀请三位译者重新翻译唱词，全部印在节目单上，使得这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节目册有了前所未有的厚度。时隔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玫瑰骑士》第一晚的演出开始前，作为我的领导的余隆总监站在保利剧院观众入口的台阶上对我深鞠一躬的感人情景。
但最近这些年，我的感受和认识出现了变化，我开始日益怀疑节目单的作用，在音乐会开始前甚至有意不再阅读节目单上的作品解说文字，因为，那些文字会让我对即将奏响的音乐有先入之见或先入之情。就像《琵琶行》里写的“未成曲调先有情”，白居易写的当然是演奏者的情，于我，是在听者一方。我如果不受导赏性的作品介绍引导，径直听音乐，或者换一个诗意的说法，“让音乐流入心田”，岂不是更好?
有的节目单上的乐曲解说确实存在误导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于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如果我们查阅百度百科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词条，会发现与所有乐团和大多数书中一致的观点，即“《c小调第五交响曲》又名命运交响曲，是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创作的交响曲，作品67号……”“又名”——也就是说，这部交响曲有一个准正式的名称，或者用更专业的表达，“标题”，就是“命运交响曲”。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音乐学家通过研究可以确定的是，迄今为止并未发现贝多芬在总谱、书信和谈话本上写下任何关于他的《第五交响曲》与“命运”相关的文字。那么，影响深远、在无数人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命运交响曲”出处何在?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一书中指出，为贝多芬的日益复杂和不易理解的交响曲“编故事”的做法，开始于比贝多芬晚6年出生的德国浪漫派作家、作曲家和评论家同时还曾是乐队指挥的E.T.A.霍夫曼。但在他的著名乐评中，对贝多芬“难以描述的深奥和壮丽的c小调交响曲”，他并未提到“命运”的观念。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与“命运”相联系的，是曾为贝多芬担任助理的安东·申德勒，他也是在贝多芬逝世后写出第一部贝多芬传记的人。他在书中写到，贝多芬曾指着他的c小调交响曲总谱上第一乐章的开头主题说：“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申德勒的话可信吗?要知道他在贝多芬研究领域是名声不佳的文献破坏和篡改者的同义词，因为他将贝多芬留下的约400本谈话簿(贝多芬晚年耳聋加剧，与人交谈时需要对方将谈话内容写下来)销毁了约260本，在剩余的不到150本中，他又塞进了自己伪造的内容。是从事犯罪学研究的笔记鉴定专家发现了申德勒的这种行为。这一事实提醒贝多芬研究者，不能轻信申德勒这位以贝多芬生平记述者自居的人写下的文字。同样是关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开头动机，贝多芬的学生卡尔·车尔尼告诉人们的是完全不同的说法：贝多芬的灵感来自某一天清晨在院子里听到的金翅雀鸣啭的节奏，这与所谓“命运的敲门声”相去何其遥远。
学术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到目前为止仍难以在本质上改变国内演出领域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又名命运交响曲”的根深蒂固之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一场曲目包含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音乐会上，如果听众在音乐会开始前认真阅读了节目单上对这部交响曲的介绍，那就被引入了一个与贝多芬的原意并不相符甚至有可能相悖的歧路?
在马勒的时代，马勒的朋友和他的听众们经常意识到一种需要，即对于马勒复杂而宏大的交响曲，必要的文字引导是必要的。马勒在“标题，还是非标题”之间的犹豫不决，体现了他对通过语言解释音乐的矛盾心态。当1889年11月20日马勒在布拉格指挥他的《第一交响曲》首演时，那一晚的布拉格听众和评论家对新颖怪诞的音乐颇感到困惑。马勒将他的这部交响曲称为“音诗”，为之撰写了相当详尽的乐曲解说，作为引导听众的线索。但后来他相信听众应该远离这些文字，应该更加自由、自主地聆听、感受和想象。对于《第六交响曲》中，马勒同样纠结于标题的作用与存在。他曾经同意在这部交响曲早期演出的节目单上印上“悲剧”的标题，但后来还是删除了这个标题。马勒同时代的另一位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采取的是另一种做法，他的交响诗不仅都有标题，甚至还提供各段的小标题和“情节介绍”。但当我们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尼采的同名原著那些本来就晦涩难解的文字，对我们理解复杂的音乐，是引导，还是添乱?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他的随笔《不听音乐》中坦言过多的联想会将听音乐的人的注意力引向胡思乱想：“这时声音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变得模糊不清。那些声音!我们本来是为了那些声音而来的。”
不可否认的是，当我听斯美塔那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尤其是其中的《沃尔塔瓦河》时，时时想到标题，想到作曲家本人写下的与音乐融合无间、洋溢着诗意和对祖国壮丽山川的赞美之情的文字，永远会给音乐体验带来本质的变化和升华。“在波希米亚森林深处，涌出两股清泉：一股温暖而滔滔不绝，另一股清凉而平缓安静，它们是沃尔塔瓦河的两个源头……河水壮丽开阔地流向布拉格，流经古老名城维谢赫拉德……”
所以，节目单，读，还是不读?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确实需要读;也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似乎是——合上节目单，全神贯注于音乐。作何选择，因人而异。□王纪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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