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与党纪学习教育
转自：团结报
□ 王 峰 张子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指出，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更是行动效果的保障。因此，解决好思想问题是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首要问题。思想问题说到底，就是党员对党纪学习教育在思想层面的认识问题。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党纪学习教育就能开展得顺利，并事半功倍地收到预期效果。
如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重温党史上的相关经典文献是有效的途径。陈云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达7年之久，其间对于党的建设问题有过较多系统思考，并撰写过一系列有助于解决思想问题的理论文章。其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与正在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关联度很高，针对性很强，很有重温的必要和价值。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内容源于1940年3月19日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要点。经陈云本人整理成稿和亲自校阅后，收入《陈云文选（1926—1949）》。这篇形成于延安时期的经典党建文献，针对当时环境下党的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员遵守党纪的必要性、重要性等相关问题。这些阐述，至今仍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为什么要严守党纪”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纪律”，这是陈云在文中阐述的第一个问题，即原因问题。
第一，这是由中国革命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进攻革命，力量异常强大。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而且十分复杂，非常残酷。”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
第二，这是由无产阶级需要有效地发挥团结和领导作用的事实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中国无产阶级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人数较少，历史较短。他们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自然的联系，优点在于可以与之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缺点在于容易保留和滋长自由散漫的习气，或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正因为如此，“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
第三，这是由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残酷性特点所决定的，“中国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正因为如此，“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有了铁的纪律的党，才能建立有铁的纪律的军队，以此战胜强敌，创建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权”。
第四，这是由中国革命统一战线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必须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即统一战线问题。特别在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时期，资产阶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向无产阶级进攻。”正因为如此，“这就要求每个党组织和每个党员严守党纪，防止被资产阶级所腐化”。
第五，这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快速发展的现实所决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新党员涌进党内，新党员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正因为如此，对新党员适时开展纪律教育，以帮助他们尽快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就显得十分必要。
对于“为什么严守”这一问题，陈云最后用一句话作概括：“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严守党纪的作用”
“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这是陈云在文中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即作用的发挥问题，他用三段简洁的话语进行了阐述。
“党的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一。”
“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端正路线和方针、政策。”
“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
通过上述三段话，陈云阐述清楚了纪律在党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保障性作用。不过，对于陈云的阐述，倒着来看，反向来推，其中所蕴含的内在逻辑会更加清晰明了。这三段话，实际上表达了逻辑性很强的三层意思：第一层，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争论才是不正常的；第二层，只有解决了争论，党内的思想才能统一，办法就是依靠党的纪律；第三层，依靠党的纪律就是按照规定做到“四个服从”。
“怎么严守党纪”
“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这是陈云在文中阐述的第三个问题，即具体的做法问题。
只有平等性，没有特殊性。这是就全党而言的，强调的是普遍适用性原则：“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
模范遵守可以，带头破坏不行。这是针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而言的，强调的是权责对等原则：“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如张国焘。”
不愿遵守，尽可退出。这是针对信仰不坚定、信念不纯洁的机会主义者而言的，强调的是唯一性原则：“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出党。”
无论理解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种情况，主要是针对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出现不能被执行者完全理解的情况而言的，强调的是绝对服从原则：“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
紧急关头下必要的斗争和特殊的措施方被允许，但必须采取合法手续和遵守党内斗争原则。这种情况，主要是针对党内出现极端情况时而言的，强调的是事急从权原则：“在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对错误领导者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仍须遵循党章的规定，采取合法的手续（如遵义会议）。对危害党的阴谋分子的斗争，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特殊的措施，但仍应遵守党内斗争的原则（如长征中对付张国焘）。当然，叛党投敌者不在此限。”
对于“怎么严守”这一问题的阐述，实质上是陈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的核心与精髓所在，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纪律的双重性”
“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这是陈云在文中阐述的第四个问题，即“纪律的双重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陈云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纪律本身具有双重性，严守与否，结果大不一样。自觉遵守的结果是获得自由，强制执行的结果则具有惩戒性。
在陈云看来，明白了遵守纪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无条件性后，坚定的革命者就应该自觉地去遵守党的纪律。他还公开提出了“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既知重要，就必须遵守，凡入党者都应有此自觉性。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
纪律的生命力在于被自觉执行，纪律的权威性则在于被强制执行。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知道遵守纪律单纯依靠党员的自觉是不够的。所以，第四个问题他重点要谈的其实是纪律的强制性问题。在陈云看来，纪律如果不能被自觉地遵守，则必然会被强制性地执行，而强制性执行是有后果甚至严重后果的。对此，陈云说：“纪律有强制性。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陈云认为，就遵守纪律而言，无论是自觉性地遵守还是强制性地执行，其实都离不开来自党内党外的全方位的监督：“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纪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
“强调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权利”，这是陈云在文中阐述的第五个问题，即“纪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问题，他用五句话进行了阐述。
“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在决议作出以前，有争论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但行动上必须服从）。”
“每个党员、党组织都有权上诉，直至中央。”
“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
“中国共产党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斗争，已经是一个成熟了的党，广大党员对党忠诚，有高度的觉悟，因此，铁的纪律能被有效地执行。”
上述五句话简洁明了，对纪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作了完整解释，积极回应并彻底否定了当时广泛存在的“只能讲纪律不能讲自由”的认识偏差和“纪律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错误观点，在全党范围内很大程度地消除了相应群体存在的疑虑和担忧。
结语
由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源自陈云讲话要点的整理，所以篇幅并不宏大，语言很直白，结构也很简单，但分析上入情入理，层次清晰，逻辑性也强，因而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是一篇有助于解决思想认识层面问题的上乘佳作。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