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南方内源式发展与北方外源式发展的差距拉大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
人类社会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和工业迁移和流动，在东亚日韩和中国台湾，以及大陆南方沿海表现为农村土地房屋体制与自然内源式良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则总体上，特别是北方是一个外源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现代化理论、历史学、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都阐述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近代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无论是何种不同的民族，无论是何种体制的国家，其人口和劳动力一定会从农村农业向城镇和工商业迁移和流动，这样一个结构性变动的客观趋势，不可能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能够阻挡得住的。
土地房屋是不是集体所有、禁止或放开农村土地住宅市场化交易、需不需要户籍管制并流动遣返让农村青年安心种粮，人口流动社会是不是稳定等这样的疑问，在人口和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现代化大潮中，显得苍白无力。
与北美和拉丁美洲农村城郊土地私人大农场集中格局不同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用赎买方式进行了农村城郊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形成了按照农村人口均分的农户土地拥有形态。从所有、配置和财富制度安排上，前者形成了土地农户所有、宅地市场交易、农地交易逐步放开，房地是资产，建设各城市乡村规划管理、用途进行大体管制的体制。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现代化，是一种自然而内源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农民先是以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为本，可以直接创业，可以抵押融资，开始投资、建设和经营小作坊、小客栈、小餐馆、小商店、小加油站等；人口和产业逐渐地在区域上就近集中，大村庄、小集市、小城镇和小城市得以发展。其后逐步地还是以房地为本，抵押、入股和出租，土地房屋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产业形态上小作坊变成了现代化大工厂，小客栈变成了大旅店，小餐馆变成了大酒店，小商铺变成了大商场，分散小工厂变成了产业集群；从区域方面看，建筑古村、传统文化、风景胜地、名人故地等村落得以保留，大村庄变成小城镇，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前面已述，这种自然而内源式的现代化，农民与市民融合，资本与不动产融合，产业与土地融合，本土与外来融合，实现了财富拥有公平、收入分配合理和社会安宁等较为理想的发展过程。
浙江、广东、福建一带的经济，虽然土地为集体所有并禁止交易，然而，当时东南沿海准备打仗，国有企业在这里布置薄弱，改革开放后，土地计划行政管制被变通，用途规划管理还不太严格，个体私营乡镇企业利用土地房屋蓬勃发展，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内源式发展模式有点相似。
在中国大陆总体上形成了非市场化的集体土地体制，并且计划、规划和用途管制越来越严。农村农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集体所有，禁止自主交易，不能市场化配置，也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和财富。农村土地房屋非市场化并集体所有体制，本意是想公平、稳定和安全，实践中由于农村土地房屋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脱节，反而造成城乡经济社会一系列的城乡发展差距大、经济低效率、社会不稳定和各方面不安全问题。
从总体上讲，除了浙江、广东、福建以外，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是一种农村农民与城市工商业和本土与外来脱节割裂和外源式的现代化过程，原因就在于集体非市场化土地体制使其失去了市场化进程中土地房屋在二者之间的融合功能。
然而，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北方和三线，156个个大项目，大力发展国有企业，以石油、钢铁、化工、重机等国有企业为基础形成城市，与当地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几乎没有产业分工协作、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等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执行特别严格的农村土地房屋集体和非市场化体制，共同抑制了中国内源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形成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镇、农业与工业、外部输入，与本土经济不融合、相隔离、相排斥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过程。
这就是中国经济，特别是近几年北方与南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南方要珍惜过去的民企与国企、城市与乡村、从小到大的融合发展模式，不要重大轻小和重国轻民，防止在外源发展模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北方要警惕陷外源式发展越来越深，降低国有经济比例，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民营企业，推进土地要素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进行内源发展的补课和修复。当然，模式惯性、城乡割裂、国企与民企无协作联系，这种内源融合和转型的难度相当大。没有大力度的改革，难以修复。
成立以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和“中国碳中和五十人论坛”（成员和研究员来自于国家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著名高校、一流智库、国际投行、国内金融机构等），举办了100多场学术论坛及研讨会，出版了《新供给：迈向高质量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等几十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系列专著和编著，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在基础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公益性学术论坛、前沿重大课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多次为国家重大决策建言献策，获领导人肯定性批示；同时，注重加强与国内外智库、政府机构、市场和社会组织交流与合作，努力建设成为特色鲜明、跨界合作、具有高学术品味和国际影响力的新型高端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