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绝不是用来躲避冲突的石砌环形建筑，城堡主宰着风景
无所不在的城堡
税收有限，招募军队、发动战争花费颇多，而建造城堡的成本更是巨大，考虑到这些因素，欧洲城堡的数目实在叫人惊叹。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建造城堡的巅峰大约出现在千纪之初，另有人指出，大量城堡建造于12世纪和13世纪。这种差异部分源于考古学阐释的分歧，因为许多城堡除了残存的土堆，并没有在表面留下其他痕迹。然而，但凡对城堡有所研究，无人不对其数量印象深刻。最近在诺曼底一个94平方英里（约243平方公里）的区域，就发现了4座石砌城堡和28座土堆，均为防御工事遗迹。
对于害怕遭受攻击的领主而言，城堡是御敌手段，但除此之外，征服者也会利用城堡，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安茹伯爵“黑”富尔克（972-1040）是法国最著名的征服者和王朝建立者之一，他在朗热建造的，可能是法国史上第一座石砌城堡，他还在领地各处修建防御工事。1066年，征服者威廉带着一座预先建好的木制城堡来到英格兰；击败撒克逊人之后，他又在新土地上遍修堡垒，到1087年他逝世时，可能已经多达500座。城堡之于战争的中心地位，也可以通过“反制城堡”（countercastle）的建造来证明。该类工事由围攻者建造，在英国和意大利等地被广泛使用，为征服者威廉等许多人运用。
在欧洲的黑暗时代，城堡由简单的木材和泥土建成。10世纪，出现了城寨城堡：一座塔楼竖立在圆形土丘上，一堵或数堵城墙环绕在其周围。这些城堡在军事上很有用，建造起来也简易，但它们在11世纪的石砌城堡面前黯然失色，不过，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很可能就建造过石砌城堡。此时，由建筑师和石匠监督的建筑项目可能耗时数年，有时甚至数十年。
结果，这种造价高昂的堡垒，以当时的军事机械基本上无法攻破。统治者和贵族自此有了可以保护自己的住所，还可以将其用作行动的基地。这显然在政治上带来了或好或坏的后果。虽然国王们总是建造城堡，用以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好的城堡是中世纪统治者最好的朋友”——但这些建筑可不是胡乱建造的。“他们所设计的，或在几个世纪里发展而成的防御系统，是对其军事理念的绝佳阐释。”而弊端在于，这些星罗棋布的城堡成了抵抗中央统治的巨大实体。受命为统治者管理城堡的独立贵族和城主，在各自的石墙后面日益壮大。对乡村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为建造城堡，乡村承受了繁重的税赋，有时则为工程提供劳力。城堡驻军可以保护当地村庄，但也可能威胁它们。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1140年写道：“英格兰各地有许多城堡，每一座都守卫着其周边地区，但更确切地说，它将周围夷为平地。”难怪“对中世纪的人来说，除了上帝之怒，城堡是世上最可怕的力量，他们有充分理由如此认为”。
建造城堡的成本
建造城堡可以震慑敌人和朋友、商人和农户、贵族和平民，尤其是纳税人，并由此使统治者受益。为了确定统治者的花费，我们需要比较建造城堡的成本与招募军队的成本。成本主要是直接人工成本，因为大部分劳力都需要支付薪酬。（与之相对，原材料成本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除了这种显性支出以外，还有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例如，正在建造城堡的石匠无法用在别处。城堡的驻军成本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因为保卫一座坚固城堡所需的士兵数量少得惊人。驻军最重要的成本问题是他们的可靠性。任命靠不住的贵族做城主，就等于赋予他强大的反抗工具。由于城主经常制造麻烦，这个问题绝不容小觑，统治者定然不会掉以轻心。
建造大量城堡的实际支出最终超出了许多贵族持有的资源，甚至让最强大的国王也吃不消。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一世（1189年-1199年在位）需要建造一处防御工事，以保护诺曼底免受侵袭，并作为进一步让法国人付出代价的行动基地。仅仅花了两年时间，他的工匠就建成了加亚尔城堡，该城堡是12世纪最为壮观的城堡之一。他在这座堡垒上花费了11500英镑，远远超过花在其他所有城堡上的7000英镑，也超过在多佛尔这种城镇规模的整体防御工事上的开销。这两年他的财政收入为39500英镑，加亚尔城堡花掉了收入的近30%。在他掌权的十年里，有两年的收入还不足这座城堡的建造成本。
加亚尔城堡只是个例。更广泛的例子可见于爱德华一世在征服威尔士期间下令打造的建筑群。以当时的标准，这位成功打败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法国人的强大君主享有巨额财政收入。这仍不够，尽管使他国库亏空的并非只有建造城堡一件事。他在威尔士各地大兴土木：阿伯里斯特威斯、卡那封、康威、弗林特、里兹兰、比尔斯、哈勒赫和博马里斯。除了最后三个地方，其他地方的城堡都与设防城镇相融合。关于这些城堡的总成本，有相当多的数据保留了下来，尽管这些数字都相对保守。负责每座城堡预算的文员并不负责支付所有相关费用。例如，从家乡赶往工地的工人，他们的巨额工钱由其家乡各郡支付。虽然这些费用并非出自国王之手，但确实来自该国的财政，因此也算作建造城堡的成本。
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城堡群的估算成本见表1。总造价存在变动，因为某些年份的数值只能估算。在被威尔士人攻击后城堡需要修缮，此外，城堡还经常在动工数年后另行改建。如前所述，计算有所保守。但所有权威人士都认为，威尔士城堡群的造价不会低于80000英镑，一些人认为接近100000英镑，“这样一笔开支，现代政府可能会用它来打造一支核潜艇舰队”。
二十五年间，爱德华一世的岁入在不足25000英镑到超过100000英镑间波动，加上各种特殊税收和议会补贴，平均约为67500英镑。不幸的是，对爱德华而言，防御工事超出了财政的承受能力（对纳税者而言更是如此）。最壮观的卡那封城堡从未完成内部装潢。“在威尔士的博马里斯，爱德华的大城堡一直没有竣工，这是他财政困难的显著证据。”城堡城墙只建到了原计划高度的一半。国库无法再支付博马里斯工人的工资。即使在爱尔兰征收重税也无法弥补这一差额。将无尽的资金用于战争不再能引起议会巨头们的兴趣，一场宪制危机就此引发。英国再无国王尝试如此大规模地建造城堡。
后世的统治者与其顾问，可能都对1296年至1297年间的这场危机了然于心。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威尔士的宏伟城墙也许是危机的最大诱因：
这场财政危机并不完全是突然爆发的，虽然自1294年以来，几乎同时与法国、威尔士和苏格兰开战加速了这场危机，但总的来说，它主要是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代价高昂的事业中缓慢催生的。在这些事业中，没有一项比他在威尔士建造的城堡更为稳定持续地吞噬了他的财富。
贵族对王室砖石工程的钟爱之所以淡化，无疑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规模的工程已不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一些非王室成员也能负担得起建造这样的高墙。吉尔伯特·德·克莱尔在卡菲利建造了巨大的城堡。在法国，历任香槟伯爵从财政拮据的贵族手中购入城堡。在12世纪200位英格兰贵族中，只有35%的人拥有城堡，其他人则在加固的屋舍中凑合。1154年至1214年间，贵族城堡的数量实际上从225座减少到了179座，而王室堡垒的数量则翻了不止一番，从45座增至93座。在这个王室岁入从未低于10000英镑的时代，只有7位贵族的年收入超过400英镑，贵族的年平均收入为200英镑，至少有20位贵族的年收入低于20英镑。12世纪最新型的城堡造价约为1000英镑，不过基础的石砌城堡只需350英镑便能建成。
在城堡军备竞赛中，无论在金钱还是法律权力方面，贵族都处于劣势。国王更有能力付款，更能让人满足他的愿望，他能强迫某郡支付大笔军事开支。贵族则处于相对弱势。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尽管国王最初只是贵族中的领头羊，但如今其地位却已贵不可言。即便如此，他显然仍未摆脱财政的限制，因此仍多少倚赖贵族的意愿，就如1296年至1297年危机中的爱德华一世那样。
新式武器通常会增加单兵的战力，但不断增长的开发和建造（或制造）成本能够将其抵消。在这一方面，石砌城堡可谓相当典型。只需少量兵力便可守卫城堡，但建造它则需要相当多的人力。在护城河和城寨城堡的时代，建造非常基础的堡垒无需太多劳力。100人作业一个月，就能建成一座小型堡垒，而假如作业三个月左右，就能垒起一座大型土丘。石砌城堡又是另外一回事。建造朗热的塔楼需要耗费83000个“平均工作日”，是建造一座大型城寨城堡所需工时的十倍。朗热城堡分两期完工。如果工人能够每年工作六个月，那就必须有300人在现场不间断作业。此外还需要1000至1200名雇农来为建筑工人提供补给。
爱德华一世的城堡则需要更多劳力（图1）。他的防御工事无一能在五个工期内完成（每期在六到七个月左右），另有三处耗时更久。爱德华一世的许多工程同时进行。1277年之后，比尔斯、阿伯里斯特威斯、弗林特和里兹兰的工程同步进行；1283年之后，康威、卡那封和哈勒赫城堡一起建成。建造每座城堡的劳力人数相差甚远。在比尔斯，同时在现场作业的可能只有100人，而在博马里斯，总人数超过3000。1283年至1284年间，康威、卡那封和哈勒赫雇用了4000人，而1285年，3500名工人受雇建造博马里斯城堡以及修缮卡那封城堡（在一次叛乱中受损）。爱德华一世在位时，人口在300万到400万之间，因此动用4000名劳力不容小觑（相当于在今天的美国动用30万人）。工人得从遥远的郡输入。“换言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为建造威尔士城堡群，爱德华一世雇用的工匠人数足以对当时英格兰的流动劳动力造成显著冲击。”这正是问题所在。由于大部分人口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可受雇的劳动力并不多。设计师和石匠可以从欧洲大陆聘请，这减轻了英格兰的劳动力流失（不过产生了金钱成本），然而，建造城堡的计划可能吸纳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劳动力。这造成的影响甚于招募军队。“征兵有时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但招募熟练工人建造庞大的威尔士城堡群，其影响可能更甚，对建筑业本身肯定也造成了冲击。”尽管这一结论并不能被全盘接受-教堂的建造很可能导致了可雇用石匠的过剩-但负担仍然繁重。这个行当里真正的专家是建筑师和设计师，他们知晓城堡的军事内情，极受重视，薪酬丰厚，法国伊夫里城堡那位不幸的建筑师除外-为防泄密，他惨遭灭口。
建造城堡只是第一步。城堡需要改造、修缮、加固，老化时还需要替换。攻城技术的进步要求城堡在设计上做出调整。方石城堡的造价极为昂贵，为了控制成本，诺曼式城堡的拥有者仅对其城寨予以加固。在整个11世纪，不断增加的防御工事成本使得军事开支节节攀升。十字军从中东带回了技术革新，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一进程。坚固的同心城墙取代了廉价的栅栏，城寨城堡从被围绕的小丘变为了造价高昂的石砌防御工事。外围的“幕墙”在12世纪和13世纪因此变得更为复杂，新建了塔楼以提供侧翼火力。13世纪末，城堡建造达到顶峰，中间带有“歼敌区”的双墙系统成了标准设计。而这丝毫没有抑制不断膨胀的成本。在能花费多少，能进行多少加固和改良等方面，越发没有节制。
城堡还存在另一项难以计算的成本，也即其内在的缺陷。没有一座城堡能够永远矗立。加亚尔城堡可能是12世纪造价最高的城堡，就连它最终也被法国人攻陷。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并不存在。“一座城堡被围攻，它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将围攻者取胜的代价提高到其不愿付出的程度。”推高代价的方式多种多样。向城堡发起突袭是所有中世纪战士所能采取的最危险的举动之一，因为石墙的设计目的正是抵御这样的攻击。缺乏遮挡、疾病肆虐、周期性的粮食短缺，敌军增援从后方抵达的威胁，都令围攻方比被围者更受折磨。封建兵役一到期，就须向围城部队支付军饷，这使得长期围攻不太可能发生。
在工资和兵役期限方面，城堡主有两个优势。驻军往往规模较小。诚然，由于中世纪编年史作者在数字方面出了名的马虎，驻军人数和军队规模一样难以计算。不过，鲜少能找到大规模驻军的证据，就算有，他们有时也会被抽调以充实野战军。第二个优势是，被困在要塞里的士兵几乎没有离开的方法，停止战斗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除非全体守军一致认为不再有义务服役，这种情况确实偶有发生。话说回来，维系驻军也存在诸多问题。外行可不能胜任保卫城堡的工作，必须聘请专业人士。其中许多人本质上就是雇佣兵，其忠诚度时常存疑，叛变是严重的风险。于是城堡门楼应运而生，一方面为城堡主提供安全的寓所，另一方面使他能够控制人员进出。但城堡主的忠诚对统治者来说也成问题。此外，领饷的部队也必须确信他们的最高领主同样忠于他们。如果领主不努力营救被围困的部队，那他们就陷入了“没有天然领主”的境地，因而可能会选择投降。
即使克服了驻军城堡的成本问题，其固有的弱点仍然存在。对于围攻者选择何时攻城，城堡几乎无计可施。“不管多么坚固，孤立的城堡是脆弱的……而有野战部队支援的城堡网络则完全不同，但只有少数国王能负担得起这样的组合。”改进的建筑技术可以使围城耗时更长更困难，但成功攻下也并非不可能。早期的城寨城堡非常薄弱，因为防御工事的各个部分无法相互支撑。在建造了更多现代石砌城堡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真正坚不可摧的堡垒从未出现过。加亚尔城堡曾被寄予厚望，但它在建成五年后便陷落了。其陷落说明建造者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一座精心设计的城堡可以打消敌人进攻的念头，但如果它位于必争之地，就难免会遭到攻击。攻城者总能找到办法，任何城堡最终都会屈服于饥饿。
攻下一座城堡，也许并不比打败一支野战军更有意义。在评估选择城堡而非军队的机会成本时，更重要的是城堡不能机动。在与爱德华一世的战斗中，威尔士人经常避开国王的城堡，只在愿意的时候才会攻击它们。反过来，爱德华围攻威尔士城堡群的时间不超过十天。英格兰人在征服爱尔兰的过程中确实建造了城堡，但最后，这些城堡只不过是爱尔兰人成功摧毁的目标。在征服战争中，在乡间建满城堡，有时会引起难以控制的抵抗。最昂贵的防御工事根本无法履行它们被赋予的战略职能。历史学家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评价爱德华一世的城堡，称其为“整个中世纪欧洲建造的最宏伟的系列防御工事”，不过，考虑到维护这些城堡所需的资源，他也质疑了爱德华的策略是否明智。假如城堡极其昂贵，最终却不堪一击，同时还妨碍了野战部队的建立（主要的机会成本），那为什么要建造它们？想必其优点定能抵消这些缺点。
城堡的优势
对中世纪战争的史学研究让人们不再将指挥官和统治者视为头脑简单的笨蛋。中世纪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选择和参与成本。他们明知建造城堡的成本，却依然继续建造。即使资金短缺，他们也冒着与封臣和纳税人因账单发生冲突的风险，继续建造。对这个时代的领袖来说，修建永久城墙的益处超过了成本。
这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建造城堡能够满足多个目的。城堡绝不是用来躲避冲突的石砌环形建筑。无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中，城堡都主宰着风景。
城堡可以是军火库、高级指挥部、动乱地区的观察哨、领主的寓所，也是他在遭受敌人袭击时的庇护地。在紧急时刻，王家城堡可以充当国王野战部队的避难所，或在野战部队败北时，为组建新军提供人力。遭到入侵时，城堡吸引了入侵部队的大部分火力，敌军必须占领或至少控制后方或侧翼的城堡，以维持补给和通信线路……（它）不是一处收容所，而是军事力量的中心。
角色的多重性有助于解释为何城堡是“争论和斗争的焦点”。作为政府所在地和战争年代的战火中心，城堡是一种象征。宏伟的威尔士王家城堡群不仅仅是爱德华一世控制威尔士的途径，它们的存在更提醒了威尔士人，国王曾到过此地。证据表明，爱德华精于此道。外部建筑是威慑民众的方式，卡那封城堡就是如此。它独特的结构使得造价激增：爱德华意图让这座城堡的城墙看起来像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城墙。城堡的选址极尽优越地段而不惜费用，比如在康威，那里的城堡鸟瞰城镇的大部分区域。在一些要塞，比如位于偏远的安格尔西岛的博马里斯城堡，爱德华的工程师综合了一切可能的方面以增强其力量-双重城墙、护城河、抵达大海的通路、大量塔楼。爱德华的城堡通常拥有巨大的圆形塔楼，这具有双重优势，它们更难被攻克，还使城堡看上去格外壮观。由于结构的原因，这种建造方法价格高昂，侵蚀作用和老化揭示出，城墙由数层材料构成。城堡外观不仅是为了展示美学或彰显雄心。从精致繁复的内部装饰可以看出，这些建筑还是高级官员的住所-有时甚至是君主本人的行宫。如果只是出于虚荣，那么修建城堡便是浪费，但如果从占领政治的角度考虑，则是合理的支出。
对于一心想要扩张的豪强来说，要想永久占据存在争议、受威胁或动乱的领土，城堡是最好的手段，或许也是唯一的手段。“城堡的最大价值在于保住了领地，没有城堡，就不可能完全掌控其统治的领地。”控制领土需要移除对手的城堡，同时也需要拥有自己的城堡，这一策略在德意志、法国和英国均有实践。在德意志，施瓦本公爵沿着莱茵河挺进，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城堡，用城堡压制整个地区后，再向下一个地方出征。“黑”富尔克在其领土上建造了大量城堡，它们遍布各地，骑兵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城堡转移到另一个城堡，这奠定了法国安茹王朝的基础。爱德华一世的需求与“黑”富尔克有些许不同，因为前者要应对的是一整个充满敌意的国家，不过二人运用的技巧是相似的。每一座威尔士城堡与距其最近的城堡路程不会超过一天，它们也都部署在可以轻松获得补给的地点。虽然有关开支的批评看起来言之凿凿，但威尔士的革命精神使得一位作家得出结论：“大力建造城堡的政策十分必要。”爱德华守住了威尔士却痛失苏格兰也许并非偶然，因为他并未在苏格兰大兴土木。他在那里采取的策略被视作“不太出色，也不连贯，因为他还派遣大军北上，试图引苏格兰人开战”。
在中世纪欧洲，并非只有威尔士人以狐疑的眼光看待他们中间那些令人生畏的堡垒。利用城堡的优势欺凌附近居民的做法实在太过诱人。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世纪早期的城堡被用来囚禁并拷问那些可能拥有财物的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诺曼人之所以能称霸地中海的部分地区，是因为他们拥有战无不胜的骑兵，但现在看来，他们最成功的策略似乎是攻占一座城堡，再将其用作根据地，并以此为原点使临近的城池陷入恐惧，直至臣服。1085年征服托莱多后，阿方索六世在阿莱多设置了要塞，此地远在他实际统治范围以南。直到1092年，该要塞都是“穆斯林的肉中刺”。
诺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诺曼人和西班牙人能够在敌对民族间维系城堡达数年之久。而野战部队很难做到这一点。对短期征服来说，野战部队或许更为适合，但持续性占领是另一码事。一支军队能够营救一座被围困的城堡，而一座城堡也能为一支小型军队提供庇护。在这个野战能力有限的时代，城堡因此取得了重要的优势。历史文献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中世纪指挥官极力避免开战，有些人终其一生连一场仗都未打过。有城堡作为方便的后撤据点，完全没有必要开战，除非真的胜券在握，而这种情形下敌方也不会选择开战。克劳塞维茨那句“若无双方同意则不开战”的格言，用在这个时代有种非比寻常的贴切之感。大多数入侵者采取单线前进的策略，很容易避开。爱德华三世（1327年-1377年在位）入侵苏格兰时，苏格兰人要么避免应战，要么占据强有力的防御阵地，令英王望而却步。就算多线入侵使得避战不再可能，劣势一方仍可以后撤到自己阵营的城堡，等待战事结束。只要有可能，安茹伯爵“黑”富尔克都会避免战争。就算并不清楚敌军是否更为强势，在城墙后应战也仍然更具吸引力。
在城墙后应战以击退正面进攻，这也许容易让人以为这种战争“成本低廉”。事实并非如此。普通人所承受的痛苦会在两个方面加剧。显然，成功破城后，诸多恶行将尾随而至。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情形令战争变得漫长。据J.F.韦布吕让所述，律师、政治小册子作者皮埃尔·迪布瓦
感叹“公正王”腓力四世的敌人因为王家军队太过强大而不愿继续应战，而城堡和要塞城镇又使得快速打赢并结束战争变得不可能。面对这些防御工事，“你这支由华丽骑士组成的大军通常不得不打一场长期围攻”。
就算城池未被攻破，就算随破城而来的屠杀没有发生，拉长战线仍然意味着更高的税赋、更频繁的征兵、更多的劫掠、扣押财产、烧毁农舍和所有物，以及围城期间的物资匮乏。实际上，由此诞生的冲突，虽然直接军事成本相对低廉，却对平民更具破坏性。这种被称为“仇杀”（feuding）的战争包含掠夺和破坏，换言之，它是针对平民的战争。城堡大门不易攻破，使之得以免遭这些侵害。不过，它却可以用来储存战利品。
后撤至城墙背后依赖城堡，可能意味着以牺牲进攻策略为代价。但这同样不完全正确。诚然，投资建造城堡，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削减野战经费，但保卫城堡并不完全等同于打防御战。城堡既可用作进攻，也可用作防御，鲜有建造者只考虑其防御作用。从其建造之日起，城堡便“威慑邻里，并……充当进攻的基地”，它们“可以恐吓敌人，也能保护盟友”。保卫城堡鲜少是被动的行动，“城堡战略中最为重要的理念，不是消极防御，而是行动和破坏”。跨过吊桥实际上使“后撤”的一方更具优势。“将自己关在城堡里，并非在试图避免冲突，而是使得敌人在作战时陷入不利的计谋……防守方拥有巨大的优势。对进攻者而言，时间至关重要。”根据距离的不同，城堡驻军威慑敌军的情况基本上分为三种。第一，可以向就在近前的围城者发起猛攻。第二，来自城堡的袭击可以威慑周围一日便可往返的地区，1111年路易六世攻占勒皮塞的城堡就是一个例子，无人敢靠近城墙外八到十英里的区域。第三，城堡的军队可对邻近封邑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时代最好战的领袖常常后撤至城墙背后，这绝非偶然：城堡并不仅仅是防御性建筑。
劫掠和大型军事行动可能通过围城来遏制。短暂的围城毫无意义，因为围城一旦结束，守城军队便可立即发动进攻。为了遏制好战的君王，必须令城内驻军为了避免更糟糕的境况而甘愿投降。攻城战成了中世纪战争的作战核心，不仅要战胜守城方，还要预防敌人从工事背后发动进攻。城堡成了地理上的战争中心。在内战中，城堡受到的关注较平常更甚，因为此时更需强调建立并维持对领土的控制。哪怕是英军在苏格兰的征战，也围绕着城堡展开。比起著名的福尔柯克战役（1298），英军征服斯特灵（1304）更高效地结束了抵抗，英国人之所以在班诺克本遭遇浩劫（1314），正是为了解救斯特灵的驻军。罗伯特·布鲁斯*破坏攻占的城堡，以使成功的攻城战更具决定性。但就算是这样极端的“去城堡化”（在别处也有发生），其先决条件仍是一次成功的围城。
既然攻城战在中世纪战争中如此重要，尤其考虑到关于攻城战的研究方法和惯例并未经历过什么剧变，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相关的研究却如此之少呢？一个直接的答案是，一代军事史学家更喜欢强调发生在开阔战场上的中世纪战役。几乎和普通人一样，历史学家也受到“马背上的英勇骑士”形象的感染。中世纪盛期的铠甲骑士难以忽略，但它在攻城战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骑士可以为城堡而战，也可以向城堡发起进攻，但在马背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他可能需要攀爬云梯，用武器射击，泼洒热油，或者下令如此行动，这种作战方式通常比携长骑枪和盾牌冲锋更能制造危险，却缺乏后者的史诗感。这些军事行动中的马匹鲜少是英勇优雅的战马，而是健壮但其貌不扬的驮马，它们负责拖拽破城槌和其他沉重设备。这些工作有时还会指派给去势的公牛，其迷人程度更是大打折扣。
暂不论是否迷人，中世纪战争需要攻城战。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发动迅猛的突袭，以雷霆之势令城堡守军无暇反击。但这不太可能发生，因为通常最有可能建有城堡把守的，正是地图上那些最重要的地点。尽管困难重重又成本高昂，攻城战仍在所难免。
围攻城堡这桩买卖相当复杂且代价高昂，人们不会轻易涉足。围城战通常需要大量人力和物资，乃至参与其中的军队再无余力采取任何其他行动，而一旦开始围城，还会产生如下问题：抵御增援部队的攻击、维持充足的粮草补给，以及应对因大批人马长期集中驻扎在狭小区域而滋生的疫病。
整个中世纪，情况看来都是如此。城堡或许十分原始，但要攻占它们，往往超出了“毫无章法、临时组建的西欧军队”的能力范围。就算是简易的城寨城堡也很少被攻占过。比利时一项针对约一百五十座此类城堡的记录和考古研究，也没发现多少成功破城的记录或证据。确凿可知的只有五座，其中一座城寨城堡没过多久便被焚毁，还有一座在城门洞开时被两名骑士和二十个农民占领。
单独的石砌城堡主楼（donjon）也产生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库西要塞（建于1223年-1230年）固若金汤，使得拥有它的男爵能在二百年间无视王家诏令！尽管这些城堡体积比城寨城堡小，但对征服者而言也没好到哪去。“漫长而被动的攻城战常常无功而返，因为受命守卫城堡的一小群驻军能够以非常慢的速度消耗军粮和水源。”只要设计得当，就算是大型城堡也只需少量人马就能守卫。卡那封撑过了两场攻城战（1403-1404），尽管城内驻军只剩下二十七人，还是给敌军造成了三百人的伤亡。1206年，一支大型法国部队需要十五天时间才能攻下一座由十三人守卫的城堡；哈勒赫城堡仅用二十名驻军便抵御了1294年至1925年发生的叛乱。著名的十字军城堡骑士堡由髑髅军团把守，挺过十二次袭击，直到1271年才被敌人用计攻破。加亚尔城堡拥有更多的军队——在它投降时有一百四十人，经历了六个月的围困、五周的攻击，因疏忽大意让进攻者趁机溜进一扇未加防守的窗户，而后又没能认真组织救援，这才使得城堡失守。对进攻者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并未有所改善。“到1300年，一支强大的军队要成功攻破一座建造精良、防守严密的堡垒，概率比三百年前还要小。”火药固然带动了变革，但就算是七门17世纪的大炮，也无法损坏罗切斯特一座12世纪城堡主楼分毫。
进攻方面临着沉重的代价。有时其资金比防守方更易耗尽。英格兰国王斯蒂芬（1135年-1154年在位）花了10,000英镑围攻埃克塞特城堡，是其预期岁入的五倍。事实上，一次成功的围攻可能会带来财政灾难。亨利三世（1216年-1272年在位）在1266年通过谈判占领了凯尼尔沃思，“但围城之战花费惊人，耗费了英格兰十个郡的收入”。人员成本是罪魁祸首。战争双方都需要专业人员参战。漫长的围城会使费用飙升，因为封建征召兵只能在传统和法定时间段召集，逾期则必须支付军饷。人员成本高昂-对统治者和士兵而言都是如此。胜利攻城所需人数比估计在4:1到10:1之间，考虑到一些城堡在兵力50:1的悬殊差距下成功守住，这样的估计似乎有些保守。对于士兵来说，进攻极其危险，即使在城墙攻破之后，要让军队发动进攻也并非易事，领军贵族和统治者有时需要带头冲锋。而这可能适得其反。1088年，正当一位国王率军攻向城门之际，一位被人形容“身为女儿却骁勇如男儿”的女性朝他头上掷出一块磨盘，使他的统治草草终结。
因此，进攻方往往选择缓慢推进，但时间本身也是成本。决定性的胜利难以实现，围城军队别无他法。斯蒂芬国王逐一进攻反叛贵族的城堡，通过饥饿俘获了一些人，但到他死时，王国的大部分仍在叛军手中。拉长战线可能导致失败和士气的崩溃。50守军在面对这种心理问题时也同样脆弱，但他们强大的砖石结构则不然。总之，问题的核心在于进攻方需要投入的资源远远超过防御方。
当然，城堡一旦建成，攻占城堡所需的资源要远超保卫城堡所需的资源，这也是为什么贵族会不断造反，后者成了中世纪政治的标志性事件。贵族们经常能够违抗领主而无须受罚，至少在短期内，在他们的城墙后。
结果便是一场耐力的比赛，往往还未决战就分出胜负。成功围城与失败围城的确切数量并无记载。但毋庸置疑，失败率非常高，事实上，大多数成功都靠谈判取得，而非突袭。据说，征服者威廉围城从未失手，但绝大多数都通过谈判达成。在进攻诺曼底一座城堡时，尽管围城持续了三年之久，这位著名的公爵还是提出和谈，因为他“被迫认识到，占领这座城堡在时间和资源上都太费事”。而与同时代人相比，这位中世纪统治者更有能力召集和维持一支训练有素的可靠野战军，相较于建造城堡，这是显而易见的替代选择。
一旦火药普及，城堡还能否存在更长时间，这实际上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城堡的强大是大型国家政府壮大的障碍。君主们认为私人城堡是一种固有的威胁，并采取法律和其他措施来消除它们。在英国，都铎王朝尤为有效地消灭了大型贵族城堡，这是精心设计的计划的一部分，以建立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在法国，路易十三摧毁的城堡可能比他下令建造的还要多。这种趋势实际上是对城堡军事价值的赞歌。
（本文摘自尤尔根·布劳尔、休伯特·范图伊尔著《城堡、战役与炸弹：关于战争的七堂经济学课》，承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