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和日记
□肖复兴
孙犁先生自己不写日记,但对日记颇感兴趣,阅读颇多,购买清末民初的日记文本亦颇多。他曾夫子自道:“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道出了对日记兴趣的由来。他确实曾经一发而不可收,购买的日记委实不少。他自己说:“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其中购买日记,不遗余力。1962年,为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四函四十册,还必须由中国作家协会开具证明,“此盖内部掌控之书也。”足见其对日记的兴趣之浓郁。
《秀露集》,是孙犁先生“文革”后复出出版的第二本书,书中文章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书中有一篇《耕堂读书记(二)》,专门谈日记,可详见孙犁先生对日记这一文体的种种见解。
谈及日记体的历史,他言简意赅地说:“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
谈及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日记,他比较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和曾氏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指出曾氏名重,日记却“无甚可观”,然赵烈文的日记,“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他进一步指出:“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当然,赵烈文这样的小人物,是对比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而言,真正的小人物,其实是很少甚至根本不记日记的。
对大人物的日记,孙犁先生针对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进一步指出,这位两朝帝师、身居高位的大人物,“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月读下去,乃至终卷,失望得很。”因为这部煌煌四十卷的日记,所记的不过是买字帖、买字画、替皇帝跑腿办事等琐碎之事,“对于时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孙犁先生指出:“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最后,孙犁先生幽默一笔,说翁同龢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关于学者文人的日记,孙犁先生更多有旁涉。读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抄》,叶是金石家、研究石刻经幢的有名学者,在这部两函十六册的日记里,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的专业研究,“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因为,“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甚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所谓无人处读经、有心者读日记,所感不同,所得不同。
对于清末李慈铭和王闿运两大文人的日记,孙犁先生读后,也是失望的。在论及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时,他说:“其内容以读书记最有价值。”其余“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如越缦堂之有统系”。最后,他指出王闿运“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同时指出其日记“涂抹太多,阅读不便”。所谓涂抹,其实是事后的涂改与掩饰,涂改于现实,掩饰于内心。从这两位清末大文人的日记看,和曾国藩、翁同龢的日记一样,文人和官人殊路同归,在日记的书写方面所见略同、所记相近,既不从实,亦难从心。
可以看出,孙犁先生读日记,更看重日记中所记载的时代变迁,尤其是社会动荡变革的真实信息。这样的阅读心理与期待,当然和孙犁先生自己刚刚经历了动荡的历史变革期密切相关；也可以看出孙犁先生不是那种退避隐身的文人,而是关心世事、直面人生的作家。所以,在这篇读书记中,他独对《林则徐日记》有所赞赏,言其“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那么,不仅大人物,即便是文人学者的日记,为什么都会出现回避现实、对变革时代记录寥寥的如此状况呢?孙犁先生对此也作出了简短的剖析:“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记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
这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让人记日记时已经寒蝉在心,下笔自然先径自或迂回或规避或省略或索性滴水不沾了,更有甚者,便仅仅成为琐事备忘录、日子的流水账而已。所以,孙犁先生说:“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孙犁先生还特别指出文人书生的日记特点:“凡是书生,当处于新旧交替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于馁败,陷于矛盾。古今如此。”这里的“书生”,便是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讽刺过的在时局动荡中的“翻筋头”者,一脉相承,并无代沟。孙犁先生此语颇值得思索玩味,这话说得既有当时切身的感慨,又有未尽之意的弦外之音。
再观散文创作,文体日渐萎缩逼仄,且虚张声势的矫饰者甚多,很少能见到类似真正日记的性情书写。或许真如孙犁先生所言,日记这一特殊文体,更易见许多文人书生软弱、动摇的性情、性格,文人便自惭形秽,退而避之,免得露怯；或化妆上阵,转而攀附散文花丛,不过是借水行船,并非真正的日记。在这里,可见孙犁先生识人论事之心,亦可见孙犁先生自己为文为人之道。显然,这已经超出日记之论的范畴。
一篇读书记,且是四十余年前并不长的旧文,却可以让人读出这样多的知识、道道与象外之意。如今,这样的文章,真的少见了。
谨以此小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二周年。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