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逆行人生》投入过高的附加期望
文｜镜象娱乐 顾贞观
近日，电影《逆行人生》豆瓣开分，6.9分可以进入值得一看行列，但网上复杂的舆论形势却为影片蒙上了一层阴云。
两极分化的口碑中，不乏认可电影现实主义表达的观众，但“看演员演普通人”、“回避行业矛盾”等评论也相继出现。这对《逆行人生》票房的影响也很直观，映前业内普遍看好影片票房破10亿，但如今猫眼最终票房预测已经下跌到5亿。
虽说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对电影艺术来说，它本身背负不起过多超越内容本身的东西。关照现实是现实题材的使命，至于能否改变现实，只能说尽力而为。
普世价值观≠鸡汤
从正式上映前的预告片来看，《逆行人生》的励志味与鸡汤味相当浓厚，因此观影前我们甚至适度降低了期待，然后便收获了一次超越预期的观影体验。
作为一部职业片，《逆行人生》虽然对现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但没有过度美化外卖行业也没有过度消费外卖行业，它相对清晰地向观众展示了外卖行业的方方面面，比如整个行业的生态运作系统，比如被“外卖员”这一标签模糊化的鲜活个体。
在《逆行人生》描摹的芸芸众生相中，为了迎娶卢美丽而努力奋斗的年轻外卖员杨大山、为了治疗孩子的白血病“连车祸都可以视作财运”的老抠、替因接下转单而遭遇截肢的大学生还债的大黑，都是血肉饱满的。
于他们而言，外卖这份职业指向的既是生存，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主角高志垒同样如此。
仍是城市精英时，高志垒对外卖员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而当自己成为外卖员时，他却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我们常说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世俗眼中职业的高低贵贱又的的确确存在。
因此，前期高志垒始终是羞耻的，他的羞耻源于自身的急速下坠，源于“从城市精英到外卖员”是世人眼中的窘境。后期高志垒走出世俗构筑的围城，始于对外卖这份工作价值的认同，始于对“自身已经足够努力”的认可。
但《逆行人生》传递的并非是“努力内卷就能成功”的鸡汤，拿下“单王”的高志垒还是卖掉了月供过万的房子，因为他和观众都清楚，他能成为“单王”建立在实力强劲的同事退出或遇到意外的基础上。
赢一次是幸运，无法次次赢是现实。最终，高志垒还是要回答“如何可持续性生存”“如何有尊严的生活”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
作为一部讲述中年危机的影片，《逆行人生》聚焦的不仅是主角高志垒如何走出人生至暗时刻，也是他背后的整个家庭如何穿过逆境。
面对高志垒的中年失业，妻子肖妮是愤怒的，但她愤怒的点在于被剥夺了知情权。在肖妮看来，她完全有能力与高志垒共同分担压力，之后她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
此前毕志飞翻拍《小城之春》后，曾被制片人陈祉希如此评价：“在那个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在牺牲，都在为对方考虑，不要让对方背负情感包袱。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能够轻松地迈步前行。但当下叫什么？你为什么要欺骗我？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你有任何事情，作为女性来讲，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分担。”
这也是《逆行人生》在夫妻关系上的核心表达。可以说，在当代夫妻关系的呈现上，《逆行人生》是近一两年为数不多契合当代人价值观的大银幕作品之一。
对于父子关系的呈现，《逆行人生》同样可圈可点。“辛苦一辈子只为子孙能够成为人中龙凤”是一代人的教育目标，高志垒的父亲同样如此，起初，他难以承受并接受高志垒的失业，也不想成为高志垒的拖累，但当看到儿子在逆境中撑起大家庭的坚韧一面后，他最终与儿子与自己和解。
聚焦中产≠精英凝视
同样，对《逆行人生》给出“精英凝视”这一评价，也并不客观。
《逆行人生》的剧本结构和戏剧冲突设置是相对经典的，即打着城市精英与中产标签的高志垒，与老抠及大黑等底层普通人是如何一步步从争锋相对，走向相互理解与相互扶持的。首先，这已经决定了影片是在消解自上而下的凝视而非强化凝视，其次，以中产为主角本身并无不妥。
对于即将迈入人生下一阶段的人来说，观看完《逆行人生》或多或少都会对“是否卷学区房”“是否卷教育投入”等问题产生新的思考。
影片中，高志垒的急速坠落与“脱不下的孔乙己的长衫”无不在论证中产身上的脆弱性，他看似光鲜亮丽又体面，却经不住大风大浪的颠簸，一次失业加一场大病便能让他的小家几近停转。因此，失业所带来的中年危机也成为了他被动思考人生的新契机。
在当下，借助电影探讨中产的生存困境无疑是值得认可的尝试。所谓中产破产三件套，即高昂房贷、全职太太、孩子上国际学校，这些高志垒全都未躲过，他极具典型性又极具寻常性。
如果高志垒拼尽一切都要保住中产的身份象征，那《逆行人生》所讲述的故事便成了空中楼阁，但他最终卖掉了月供高昂的房子，这也让影片落到了实地。观众可以将其解读为“面向现实的妥协”，也可以将其视作“主动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无论如何，高志垒都找到了新的出口。
可以说，在对中产的解构上，《逆行人生》是一部逻辑自洽的影片，但以“中产的跌落”为叙事重心之一，也确实影响了泛观影群体对影片的代入感与共情度。
此外，影片结尾，高志垒开发的路路通被外卖公司的高层赏识，这为故事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结局，作为IT精英，高志垒的人生或将迎来新机遇。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高志垒的技术成果不会使包括他在内的任何外卖员受益。
开放式结局注定会留下多种解读空间，在一部分人看来，这一结局暗示着高志垒人生之路的柳暗花明，它让《逆行人生》成为了一出彻头彻尾的“变形记”。从商业层面和情绪价值层面双向考量，这个开放式结局确实在市场埋下了雷。
在《我不是药神》中，主角程勇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小人物，但中后期他始终与小人物站在一起，以“舍小我成大义”赢得了泛观影群体的价值认同。相比之下，《逆行人生》的开放式结局，在高志垒与部分观众间构成了一道微妙的隔阂之墙。
近一两年，电影市场已经进入高情绪价值时代，能否成为爆款，与影片类型的票房体量正相关系数正在走低，取而代之的决定因素，是影片对泛观影群体情绪价值的满足程度。
这也是去年暑期档成功的核心原因，《消失的她》背后的女性议题、《长安三万里》背后的“文化自信”、《孤注一掷》背后的“全民反诈”皆是如此，但今年暑期档的大多数电影，在这一方面做得并不算成功，《逆行人生》自然也包含在内。
业内对此也有清晰感知，制片人谭飞近日发微博表示：“电影院是情绪场域而非美学场域，暑期档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还是要坚定地为那些好电影喝彩，市场结果是一回事，艺术质量是另一回事。一个行业没有勇气创新，不冒风险，那就更没有未来，为好片喝彩比为好票房喝彩更体面。”
如今来看，《逆行人生》很难成为大爆款，但就如谭飞所言，市场结果是另一回事。整体而言，《逆行人生》仍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好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现实。
点到为止≠回避矛盾
在《逆行人生》的相关争议中，“回避行业矛盾”等也被反复提及。在部分观众看来，影片的批判性思维整体较为薄弱，没能做到相对深入地呈现互联网行业及外卖行业的核心矛盾与深层困境，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纵观全片，不难发现互联网时代算法对个体主体性的剥削，是贯穿影片始终的表达。作为大厂的IT精英，高志垒被自己编写的算法优化，本身就极度讽刺。
在前几年的一篇报道中，曾就职于互联网的大厂员工对外表露心迹：“我们所有人都有强烈的危机感，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写代码。会有更年轻的人能够更快地学习新技术，更愿意加班。”
对于大厂这台庞大的机器而言，大多数人只是组成机器的螺丝钉，这是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们普遍面临的深层困境，也是高志垒的真实写照。同属互联网行业的外卖行业同样如此，《逆行人生》中，外卖员被困于算法之中，价值也被算法所判定。
高志垒顺应算法机制成功成为“单王”，效率的提升理论上会带来正向反馈，但影片借外卖站点的员工之口道出了事件背后的复杂性：配送等级阶梯制下，个体的极致效率反而会成为算法判定“行业普遍效率”的证明，这对大多数外卖从业者来说称不上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越卷笼罩在头顶的压力便越大。
除了算法，影片中频频出现的平台提示“您的订单已超时”，以及高志垒即便晕倒在路边仍要一遍遍进行笑脸验证，否则将被扣款等情节，都在呈现外卖行业的矛盾所在。
抛开外卖员与平台间的矛盾，《逆行人生》也相对全方位的呈现了外卖员与消费者以及一些社会主体间的矛盾，比如部分消费者的刁难，一些商场不允许外卖员从正门进入等。而这些客观矛盾的呈现，或多或少会让外界对外卖员这一职业多一份尊重与理解。
在豆瓣评论区，一位从事外卖工作的用户表示：“说拍底层就是消费苦难，我想说如果不拍，谁知道送个外卖这么多规矩，这么多意外。送外卖不比敲键盘容易，跟时间赛跑，跟人打交道，跟车子打交道，每一个方面都不容出错，不然一环节出错就会像电影刚开始的电动车一样全部崩塌。”
电影市场进入高情绪价值时代后，大众或许比以往更需要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明确表态”或“明确呈现鲜明的对抗性”，这在情理上并非不能理解，但在批判现实与改变现实这两件事上，电影能做的只有尽力而为，这也是《逆行人生》的态度。
去年《年会不能停》能成为市场最大的黑马之一，与影片呈现了一场理想主义的属于打工人的直接反抗关系密切，而《逆行人生》的批判性更多隐藏在了细节与暗线之中。
《逆行人生》对现实的批判或许停留在了点到为止层面，但批判并未缺位。点到为止，留出思考空间，至于观众能思考到哪一步，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投入过高的附加期望，甚至这些期望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电影所能承载的外延，对作品本身而言是不公平的，由此引发的舆论争议也会影响外界对影片的客观评判，比如《逆行人生》的相关争议中就出现了“徐峥不该饰演底层小人物”等发言。
过去几年，外界反复呼吁影视行业需要更多聚焦底层小人物、弱势群体、普通职业的好作品，但当这样的作品出现时，舆论也应该抛开情绪导向，相应给予包容。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没有成为爆款不要紧，但若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一个费力又不讨好的题材，对电影市场和观众来说都并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