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勇:为什么扩大内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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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最新的宏观数据表明,前期由于上海、北京等城市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所带来的经济反弹基本结束。一系列经济指标,无论是供给层面、需求层面,还是先行指标层面,在5、6月份所表现出来的反弹迹象,在7月份出现了大面积的逆转。
总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复苏的首要因素。除了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支出之外,宏观经济学中把总需求分解成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即俗称的总需求“三驾马车”。消费和投资被称为“内需”,而净出口被俗称“外需”。总需求的决策部门,包括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居民和国外部门。部门和不同类型的需求交叉组合,构成了总需求扩大的所有渠道。
扩大总需求,尤其是扩大内需,历史上我们有许多的成功经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就实施了第一次的大规模促内需政策。然而,今年面临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扩大总需求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扩大内需在今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一、外需面临长期结构性调整
自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以来,中国是最早实现生产网络恢复的国家。整个疫情期间,我国的进出口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率,甚至超出了疫情之前,这是疫情暴发之后中国经济一个比较亮眼的表现。从今年前7个月表现看,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是10.4%,其中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出口累计增速14.7%,进口累计增速5.3%。截至7月,累计贸易顺差超过4800亿人民币,去年同期只有不到3000亿,可以看到国际贸易顺差有着较快的积累,对于稳定整体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恢复的拉动能力将会面临下降趋势。
首先,受基数效应的影响,进出口总量和净出口增长率都可能面临着下降的压力。
第二,随着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不断提升,国外对我国产品的需求面临进一步削弱的局面。
近期对部分出口企业的调研发现,目前越来越多外贸企业面临着完成前期订单,未来订单不足的局面。
二、扩大总需求面临的挑战
外需增速不足使扩大内需面临更大的压力,扩大内需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就投资而言,尽管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发挥了逆周期调节的重要作用,但是民间部门跟进的意愿并不积极。在固定资产投资中,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5.7%,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只有2.7%。从根本上说,投资需求属于引致需求,没有最终需求的支撑,持续的投资增长难以为继。投资增速下滑表明民间部门为应对潜在的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去产能过程。与此同时,作为过去投资积极性最高的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三、扩大内需的思路
尽管困难重重,面临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扩大内需必须承担起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重任。
第一,尽快解决房地产行业危机,避免危机外溢。房地产行业危机冲击的不仅仅包括房地产行业及上下游产业,还对地方财政和居民财产带来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其外溢效果也将影响内需的方方面面。包括部分头部企业在内的房地产出现财务困难,将导致房地产行业调整周期要更长,深度更广。建议国家成立专门的基金,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情况,加大保供房政策力度,有序化解房地产烂尾断供危机,防止产生外溢效应。
第二,着力解决基层单位的财政困难。基层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不仅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且影响宏观政策的传导和实施。通过特别国债等形式对财政困难的基层单位进行支持,不仅有利于地方经济稳定,而且有利于宏观政策实施。为避免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可以尝试通过公共产品购买的方式。
第三,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提升公众对财政政策的感知度。目前在经济进入下降通道,企业经营活动和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一些税费减免的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相对正常情况测算出来的税费减免数字可能高估了这些政策的力度。相反增加支出的政策可能更有实际效果,并提高公众感知度。有利于公众形成稳定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