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中国的“所思”看待欧洲的“未思”
吴攸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中西思想与文化相遇的重要场域。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阐释主要有三大范式，即作为“异国情调”的中国问题、成为“东方主义”的中国问题、谋求“多元共生”的中国问题。而多元共生无疑作为一种理想的研究范式为其打开全新的视角，并为中西学界展开创新型的文化交流与思想对话提供可能。作为多元共生文化理想的践行者，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主张置身其外的思考，将中国视为反思欧洲的外部逻辑，采用“迂回”的策略绕道中国，在中西思想的比较与对话中不断地思考与修正欧洲经验。于连主张尊重文化多元性并从差异性的角度去思考它，提出文化的“复数性”与文化的存在本身是一体的，同时将异质文化中的“差异”与“间距”视为一种重启思维的动力，主张中西思想对话应当“面对面，使用各自的语言，保持文化的相异性，跨越有间距的立场，在‘共同’之中追寻理解彼此”。
除却汉学家的身份，于连首先是一名哲学家与希腊学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问题对于他来说不仅是研究的对象和目标，更是思考的范式与方法。于连主张迂回的策略，认为欧洲思想继承了希腊传统，为了从外部反思欧洲的哲学传统，他找到了欧洲的绝对“他者”中国——从语言系统、思维方式再到历史文化传统都与欧洲大不相同——作为研究的参照。“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希腊）”，借助中国来拉开与欧洲本土的距离，进而在“差异”与“间距”的基础上对欧洲进行反思，以此“重新质疑植根于欧洲理性逻辑当中的思维定式，去追求我们的‘未思’”。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为促使欧洲思考自身思维体系中的“未思”提供了间接的方法。于连这样总结自己的研究路径：“自始至终，我的研究目标都是经由中国的思想、迂回欧洲来反思与质疑我们的思维模式。”因此，经由欧洲来到遥远的中国，再由中国回到遥远的欧洲，这样“出发—归来”的迂回研究方法使他开创了不同于法国传统汉学研究的全新路径，力图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之间打开一条探索通道，并向中、西两种世界开启理解彼此文化的可能。这一迂回战略与异国情调毫无关系，而是一种系统的方法，即汉学作为研究方法论。
对作为研究方法的中国，于连是这样描述的：
我想在一个外在的立场观念中找到一个欧洲思维的对立面，但我不想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只想当个哲学家。我在中国找到了这种方便，因为中国为我提供了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且是在经过一个清晰的、经过制作和解说的思维背景里。
可见，在于连的研究范式当中，中、西思想互为各自的“外部”“他者”和“他处”，从一方的镜子中去观察另一方的成像无疑是一条理想的研究之路。于是，正如法国《人道报》曾以“在东方的镜中”为题发文评述其汉学研究方法：“于连提出从外部反思欧洲的哲学传统，这样的迂回是为了更好的进入。”
那么，这样的迂回策略意味着中欧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可比性与可对话性的，至于为何选择中国作为欧洲的参照物，原因在于中国之于欧洲是真正意义上的异域：中国既脱离印欧语系，脱离欧洲本土的历史、传统与影响，又是一种由本土生发的、高阶段的思想文化形式，并拥有丰富文本的支撑。于是，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异托邦”，于连这样阐释其内涵：“在我的理解中，中国从未作为一个乌托邦而存在过，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异托邦’；这并非意味着我在此发现的一切都必定有所不同，而是仅仅在于其出发点在彼岸。”
事实上，于连的汉学研究本质上是在找寻一种相对于欧洲最为激烈的思想断层，突破欧洲一脉相承的思想与思维模式藩篱，在追寻中国之于欧洲的“他异性”中得到启发。
正是由于这样的“相异性”和“外在性”的存在，中西思想才更加需要对话。在对话进程中，如果仅仅将差异物化或本质化，那么将对思想的创造无甚推动；若将基于相异性之上的文化“间距”发挥作用，使之成为内部精神交流与外部文化反思的工具，则能开启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中、欧的思想文化在传统上互为漠不相关的他者，在这样逐渐建构“相异性”的过程中，两种思想开始互相凝视，一种可比性因而被构建。
经由中国，于连努力挣脱精神上的藩篱，将思想放逐至尽可能远的异乡，从而超越范畴化的思想去反思欧洲哲学传统，为欧洲开拓形而上的思考空间，使中西思想在相互凝视中迸发出多样性、启迪性的火花。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