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教育先贤， 创立中国诸多一流高校
转自：贵州日报
《东方杂志》1904年第6期登载夏同龢赴日留学消息。
夏同龢
广东法政学堂教师合影。
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全景。
京师大学堂校牌。
李端棻
王伯群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贵阳讲武堂校门。
谢六逸
1930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主编、谢六逸题词的《新闻世界》创刊号。
谢六逸（前排居中着长衫者）与复旦大学校刊社同仁合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舒畅
9月开学季，万千莘莘学子踏入高校大门；9月10日，第40个教师节如期而至，大国良师无上光荣。
广义上的贵州人倡导或创办了一系列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这一连串在中国高校榜上闪闪发光的一流学府，竟然都是由贵州教育先贤一手缔造。
李端棻、张之洞、夏同龢、王伯群、谢六逸……从贵州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他们，都是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流芳后世、熠熠生辉的人物。
从夏同龢创办广东法政学堂说起
清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五（1908年8月1日），广州。
广东法政学堂法律速成科甲班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两广总督张人骏亲临学校。学堂创始人、贵州历史上第二个文状元夏同龢作为一校之长，面对即将毕业的首届毕业生，发表毕业训词。他这样说：“予甚愿诸学员毕业后皆得脱离理想空谈之域，而渐入经验实践之场……予甚愿诸学员勿误认学堂毕业之日学业终止之境……务使理想、实验两端合一致，然后于学问上可谓得心，于政治上可以著手……”他希望学员毕业后仍能互相交流、学习、讨论，使“官绅和谐”，并由此能“推暨于民”，最终打通官、吏、绅、民等之间的闭塞，实现全体的和谐。这正是夏同龢“使法律知识普及于国民”的实践。他对首届毕业生寄予厚望，谆谆告诫，希望通过同学们的努力逐渐实现自己的法政理想，推动国家的和谐进步。
广东法政学堂即如今中山大学前身之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夏同龢在自费前往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留学归来之后，把“广兴法政学校”作为自己的法政教育理想，并来到广东，与两广总督，也是曾经的云贵总督之子岑春煊共商创办学堂之事。
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1906年2月7日），创办广东法政学堂的奏折正式获得朝廷批准，夏同龢出任学堂监督（校长），该校是继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5年创建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
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毕业生是广东法政学堂教师的主要来源。上奏朝廷创办广东法政学堂的两广总督岑春煊一向雷厉风行，走在新政改革前列，但“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在选派学生赴日本法政速成科留学这件重要事情上，他落在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后。这个状况在随后的法政速成科第二班得到了迅速改变，第二班的优等生大部分被夏同龢聘为法政学堂教员。
而那个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快手”张之洞，也出生在贵州。这位清末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对出洋留学的远见卓识早就把其他各省督抚甩开几条街。在留日的法政速成科第一班毕业生69人中，他任职的两湖地区学生就有50人。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在创办新式学堂这件事上，他简直有点“停不下来”。任湖广总督和署理两江总督期间，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指导下，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等。而其中于1893年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成为武汉大学前身；于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成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的前身；于1898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成为华中农业大学前身；至于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经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而诞生。和如今的高考学霸一样，他100多年前创办的这一批学堂，命中100多年后“985”“211”和“双一流”高校的几率也是非一般的高。
李端棻张之洞都是创办高校的一把好手
历史变革期，熠熠生辉的人物，大开大合的剧情，千丝万缕的关联，越探寻越有趣的渊源。
清咸丰二年（1852），年仅15岁的少年张之洞参加顺天乡试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一时引起轰动。清同治二年（1863），张之洞与贵州人李端棻双双考中癸亥恩科进士，张之洞荣膺一甲三名（探花），李端棻也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二人在翰林院同事三年，志趣相投。二人同是清流派，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事件中皆主战，有相同的政治主张。
这两个贵州老乡、科举同年，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也同样厥功至伟。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端棻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的识才用人、力主变法和发展新式教育。正如张之洞创办了一系列如今的“985”高校前身，中国另一所声名赫赫的高校也与这位贵州贵阳人密切相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由李端棻正式提议，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清政府出资设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正式创立。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更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作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教育家，李端棻自同治六年（1867）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28年间曾先后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四省乡试主考官，壬辰科会试大总裁，顺天府武乡试正主考等，门生众多，识拔人才无数。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竞争异常激烈，万余名考生，录取名额仅85人。一批具有新学萌芽思想的青年人才得到李端棻的赏识和提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乃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而其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者，就是当年的乡试第八名，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新会区）人梁启超。其时年仅16岁的梁启超英气逼人、才华横溢，李端棻后来将家中最小的堂妹李蕙仙嫁与他，成就一段佳话。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离不开当时已进入中国核心政治圈、成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的积极推动。而在李端棻的张罗下嫁给梁启超的李蕙仙，因受堂兄和丈夫的影响，也成为一位思想进步的女性。她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创办人之一，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与康有为长女康同薇等18人担任该报主笔。光绪二十三年（1897）11月13日的《点石斋画报》上刊载了在上海张园举行的由百余位女性参加的会议，将这次讨论女学堂设立的会议称为中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是中国女性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李慧仙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当时的人们口中有个形象的名字：裙钗大会。
李端棻在京城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京师大学堂外，“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时，当时偏远闭塞的贵州也开始了推行新学的实践。光绪二十年（1894）出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在贵州三年间最大的贡献，正在于改造旧式学堂，创办新式学校，以传播维新变法思想为主的经世学堂在他手中横空出世。19世纪末的贵州与北京，李端棻与严修，为贵州新学进步，接踵前行，都是开拓者，也是领路人。
严修担任贵州学政的3年，也是其本人教育改革思想从奠基、实践，进而走向成熟的可贵经历。后来北返任学部侍郎，他推出了许多有益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举措。多年后辞职回到故乡天津，他又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以他为首创办的南开大学，坚持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严修本人则被视为“南开之父”。
新式学堂的背后是全新的教育理念
1906年6月22日，夏同龢创办的广东法政学堂正式开学，以广东学署东偏号舍改建成校舍。3年后，新校舍落成，据曾担任该校教员、后出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的汪祖泽先生回忆，那时的校园“美轮美奂，蔚然大观”。
而新式学堂的精髓并非校园，而在其全新的理念、功能、教学内容和方法。广东法政学堂是一所专门为广东培养新式官员的学堂，被迫入学的现任官员和希望踏入仕途的传统士绅学员一起，成为法政学堂最早一批学员。而学员不止有广东籍，还有浙江、湖南、贵州、陕西、广西、四川、江苏、顺天（今北京）、河南等地的学生近20人，他们有在广东做官的官员，也有在外省做官的广东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生源济济一堂，彼此交流，让学员们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夏同龢的法政教育理念，正是学堂的宗旨，即让官员百姓都具有法政方面的学识和法治观念、法治精神，培养立法、司法、行政等专门人才。《广东法政学堂章程》还明文要求学员具有平等的观念，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为官理念，在清末的中国是划时代的全新事物。
夏同龢的开明领导使学堂氛围活跃，各种新思潮兼容并包。学堂人才辈出，对清末到民国广东乃至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广东近代法政的发源地，法政学堂所在街道因此更名为“法政路”。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创办了一系列今天“985”“211”“双一流”高校的贵州人，通过缔造新式学堂，让彼时的中国民众得以接触新式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管理模式、教学方法等等，都如清晨的阳光照进沉睡的田野，为中国教育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和生机勃勃的希望。
每个近代教育的先驱，内心都满怀对于教育的理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就是那个呈请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名折”。奏折先历数洋务运动以来设立的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等洋务学堂，认为这些学堂没有达到教学的目的，应该在全国遍设新式学校，采用新式教育方法，才能实现“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
当时的《时务报》《秦中书局汇报》《渝报》等皆全文刊载，在当时的社会各界产生很大反响。这一奏折为日后相关改革之发轫，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基础，标志着维新变法的序幕已经拉开。《剑桥中国晚清史》也阐述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的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认为这一奏折在关于建立新学堂的奏折中是最突出的，得到朝廷推行，使改革之风席卷全国。奏折的相关政策体现在戊戌变法期间的相关改革中，并促成了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变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
创办了湖南、湖北和江苏一大批如今“985”高校的张之洞，对于教育的主张在100年前的中国也如春雷震耳。他所著的《劝学篇》是晚清官员必读文章，其中提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他本人也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和张百熙、荣禄一起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得以施行，即“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正式建立。
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
2024年初夏，位于贵阳市南明区都司高架桥路的一栋民国仿西式建筑迎来了一群特殊访客。他们中很多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是华东师范大学遍布全球各地的校友代表——今年迎来百年校庆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也是由一位贵州人亲手缔造。
1924年6月，为求教育强国、光大华夏，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创办于上海，主要资助人正是这旧居的主人——同盟会元老、贵州兴义人王伯群。建校后，王伯群出任大夏大学首任董事长与第二任校长，在艰难时世中运筹帷幄，倡导“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仅用十数年时间便助推学校享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誉。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成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在烽火岁月中西迁。据《贵阳市志》（教育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贵阳，借南明河畔讲武堂作临时校舍上课，后于花溪建正式校舍。1938年，王伯群在《大夏周报》的复刊词中号召全校师生要善于利用贵州“重要之地理环境，发挥我大夏固有师生合作精神，以贵州为研究对象，在学术上有所新发现，贡献诸政府，增强抗战力量”。
《遵义地区教育志》则记录了大夏大学迁校赤水的经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日寇压境，独山失陷，乃迁校赤水县（今赤水市），迁校赤水后，校长王伯群病逝。
王伯群不知是否能预料到大夏大学将在贵州一待9年，成为抗战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高校。自1937年底入黔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得到长足发展，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在贵州毕业学生共计1576人。这段历史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贵州人民也以博大的胸怀、无私的奉献、饱满的热情，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给予大夏师生一个安定空间。
而贵州如今的两所高校和一所中学也与大夏大学渊源颇深——1941年，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为基础成立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今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2000余亩花溪校区并入贵州大学，则成为今贵州大学东校区的重要基础；王伯群主持增设的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并入贵阳一中。
内迁贵州期间，大夏大学教授马宗荣、谢六逸主持的贵州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188种、10余万册图书，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传播、民智启迪，增强民族信心。谢六逸，是在中国教育、新闻、文学等领域都青史留名之人，如今中国历史最悠久、名扬海内外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正是由他一手创办。
谢六逸生于1898年，也就是他的同乡李端棻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那一年，如同带着续写和创新中国教育发展的使命而来。1926年，谢六逸受聘担任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之后征得校方同意，创设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开中国大学设置新闻系的先河。
作为该系首任掌门人，谢六逸给学生主讲《中国文学史》《新闻学概论》《实用新闻学》等课程。他在新闻学理论上积极主张“新闻即史”，提出新闻记者“必须具备史德、史才、史识三个条件”。他的理论使新闻记者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把新闻事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予以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新闻评论，正确指引社会的新闻观，这是其在新闻史上的创造性观点。
他对新闻学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报章文学”的学说，主张新闻与文学融通，强调新闻学的文学性和流畅性，对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