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的阴暗与闪光

2024-09-13 14:36:24 - 北京晚报

▌祁泽宇

好的传记文学作品,能够兼容史的品格、美的气质与诗的灵性,特别是为文学家立传,可谓缺一不可。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的屠格涅夫更是传记文学所热衷的对象,如恰尔莫夫的《伊万·屠格涅夫》、列别耶夫的《屠格涅夫》以及鲍罗维茨卡娅的《屠格涅夫传》都是学术性与文学性俱佳之作。扎伊采夫则以《屠格涅夫传》确立了自己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代表性传记作家的地位,其作在吸收已有屠格涅夫传记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批评家的视角,大范围地整合各类资料,不囿陈见地暴露出屠格涅夫的阴暗面与闪光点,实现了人、事、文的三者互见。

作为传记作家,扎伊采夫用描写代替分析,捕捉屠格涅夫各段人生经历的细节,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屠格涅夫。而正是一些为人所忽视的细节构成作家创作的微妙发端或情节,那一个个动人心魄的“瞬间”,让人不时地联想起作家的名言,“我的所有生平都在我的创作中”,或明或暗地实现了传记文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互文。面对作品中丰沛的人性内涵,扎伊采夫被屠格涅夫吸引,他就像李健吾做批评的那样,“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用印象式的语言与毫不克制的情感接近传主的艺术世界,因而本书的译者王立业称《屠格涅夫传》为“情感传记”。

屠格涅夫的阴暗与闪光

屠格涅夫(1818—1883)

屠格涅夫的阴暗与闪光

《屠格涅夫传》鲍里斯·扎伊采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屠格涅夫的阴暗与闪光

传记作家鲍里斯·扎伊采夫

▌“女人的心灵男人的肉身”

回顾屠格涅夫的一生,他是地主之家的富公子,同时又受制于家长制而诸事不顺;他既有贵族老爷的做派,又对传统的农奴制深恶痛绝;他一生沉醉于诸多情爱关系之中,却也是情痴并孤独终老;他一面批判“多余人”之过失,一面又对私生女未尽父亲之义务。屠格涅夫的个性是如此的矛盾,而扎伊采夫对其分析简直是一语中的,“女人的心灵,男人的肉身”。他拥有别尔嘉耶夫口中的典型俄罗斯性格——天性是女性的。女性的内质使得屠格涅夫才情双绝,“长着一双眼睛是为了看见,有一双耳朵是为了听见”“笔下流淌出来的却又全然不是轻浮清浅的东西”。这一切都表明屠格涅夫是名副其实的“情爱圣手”。因而在俄罗斯文学史,甚至是欧洲文学史上,很难找到一个作家像屠格涅夫这样创造了如此众多的动人女性形象。他的文字中永远不乏诗意或浪漫的气息。

屠格涅夫讲,“只有爱着,我才能够写作”,爱情是屠格涅夫小说的永恒主题,对维亚尔多四十年的“单恋”则构成了其人生的主线。纵使维亚尔多已是有夫之妇,屠格涅夫也心甘情愿做后者身边的绿叶,追逐着她的垂爱,终身不婚。在维亚尔多那里,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此外,面对女佣阿芙多吉娅、菲吉斯特卡、巴枯宁的妹妹塔吉雅娜、远亲奥尔加、女演员萨维娜、伯爵夫人拉姆拜尔特、男爵夫人尤利娅……屠格涅夫习惯性地追求爱情,却总是沉重的无疾而终,她们此时是屠格涅夫的伴侣,彼时又能让他感受到无比的痛苦。就像扎伊采夫所说的那样,“他一生都在追求幸福,捕捉爱情却没能追上爱情”。作者将此作为传记的基调,去展露作家或小说中的隐藏情愫。从这个角度看《屠格涅夫传》是悲剧的。

令读者欣慰的是,屠格涅夫的文学从未一蹶不振,相反痛苦成了创作的源泉,唯有创作是“不平则鸣”的纾解,因此《父与子》《罗亭》等佳作纷至沓来。在创作中,屠格涅夫将“女人的心灵”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作品中的女性寄予理想,甚至在扎伊采夫的论说中,屠格涅夫将神智学意义上的知识与智慧转换为女性形象,诸如《罗亭》的娜达丽亚、《贵族之家》的丽莎、《前夜》的叶琳娜。她们身上展现出敢于追求真爱,突破封建传统的自由理念。相反,其笔下的男性都是典型的“多余人”,面对爱情软弱而痛苦(《罗亭》《佩图什科夫》等),诸如罗亭没有勇气接纳娜达丽亚的主动示爱,甚至都不理解她的行为。可以说,这样的立场预设也是作家一生爱情的写照,爱海浮沉,难得善终。

《屠格涅夫传》巧妙地以“其人之道”描写屠格涅夫。在刻画维亚尔多时,扎伊采夫写到“集古典的气质、古典的激情于一身……她身上蓄积了原生态的东西”,全然成为艺术与美的化身。面对维亚尔多,屠格涅夫“神魂颠倒”“如痴如醉”“欣喜若狂”,这何尝不是屠格涅夫“女性情结”的一种延续。而扎伊采夫笔下的屠格涅夫亦是“屠格涅夫式”的人物,“他有着诗人的模糊不清,长吁短叹,厌倦无力”,他视维亚尔多为女皇,并被她牢牢掌控。可见,屠格涅夫的写作并非凭空捏造,生活述写为作家的创造找到了可信的现实原型。

▌东西世界的中间人

扎伊采夫立足于“作家写作家”,褪去文豪的风光,直面屠格涅夫人性的杂糅,将传主写得丰富、立体、多元。特别是对某一时主题的特定把握,淡化了传统传记文学作品的线性推演,让人读起来轻舒唯美。因而扎伊采夫能对每一部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当了解到屠格涅夫那段多姿多彩的田野生活便能得出“《猎人笔记》是诗,而非政治”的结论;理解了作家在法国的遭遇也便能理解《阿霞》中“过分的‘诗性’”;当他感情不顺时,则写出了《烟》中“刻毒、非仁爱的东西”。显然,这是批评家“知人论世”所必须的视角。

屠格涅夫是理想主义的抒情者,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极少主动寻求自我放逐的作家。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人是分裂派”,东方的传统与西方的原则交织于屠格涅夫身上。从《屠格涅夫传》的时空记述上看,屠格涅夫的脚步遍布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他向往自由、启蒙与人道主义,又与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拒绝服从世俗政权,因而遭到过当局的驱逐。屠格涅夫接受了西欧的民主思潮,对农奴制深恶痛绝,也曾发出拜伦式的怒吼,并认同黑格尔的哲学理念,这何尝不是一种男人的风格。但“女人的心灵”并未在激情高涨中完成浪漫主义的豹变。屠格涅夫渴望自由也畏惧孤独,最终逐渐演变成“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多姿多彩、鲜活生动的屠格涅夫”。他的结局只能像《父与子》中巴扎洛夫与奥金左娃的纠结情感那样,在冰冷的现实与唯美的情欲中左右为难。

同样远离苏联的扎伊采夫更能感受到“他山之石”的意义,在他看来,“屠格涅夫的西欧主义全然渗透着他对俄罗斯大地的热爱”。屠格涅夫身上则体现出一种超前的意识,就像别尔嘉耶夫所畅想的成为“‘东方—西方’两个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分离器”,屠格涅夫一面是西欧主义的自由精神,另一面是俄罗斯的现实问题,维持平衡也不步入极端。这样的交集让屠格涅夫遭到俄罗斯文坛的攻讦。即便如此,浸透在屠格涅夫生活之中的依然是对故园的思念与祖国的热爱。最终,屠格涅夫不负众望,充当了“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中间人”,使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重要俄国作家在欧洲声名鹊起。

▌俄罗斯文学的例外

传记作家约翰生指出:“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稍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再看看那些在《屠格涅夫传》中留下印记的伟大名字,福楼拜、斯坦凯维奇、巴枯宁、安年科夫、涅克拉索夫……他们何尝不是与屠格涅夫携手红尘,归于平淡,流入生活。作者以作家们自身的私人经验和隐秘的内心话语为媒介,甚至抒写不堪回首之过往,塑造出更具生命力的屠格涅夫形象。别林斯基讲屠格涅夫“以前人所不曾有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那么扎伊采夫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窥探屠格涅夫文学创作的内核,则是从独特的角度接近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传》超越了文学品读与作家传记本身,旨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作家。

我想扎伊采夫一定认可米尔斯基对屠格涅夫的评价,“他无论如何都不是整个俄国之代表”。俄罗斯文学往往倾心于道德原则高于诗学意义的伦理之作,而屠格涅夫恰恰相反,人们仅关注其人生或作品的审美意义,这或许也是某些苏俄文学史作品略去屠格涅夫的原因。其行为留下了诸多可为道德卫士所诟病之处。但显而易见的是,文学不是道德的投影仪,而是一项面向历史的审美事业,这位多情且悲情的作家以其独特的才情,让俄罗斯文学声名远播,也造就了俄罗斯小说19世纪的高峰。如此卓越的成就岂是一个“情”字可得,才情斐然的屠格涅夫必然会给当今文学带来更广阔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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