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大家要放弃幻想，适应这些改变
9月10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RICE-CCES第44期“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与政策选择”沙龙，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热点进行了深入研讨。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认为多年来我们的阵痛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经济进入到一个转型的新时期，发展模式实质性转型后，发展质量会有大幅度提升。
“疫情是全球经济流量迅速收缩的‘导火索’。”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如果没有疫情的冲击，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跟今天有很大不同。中国也是这样，没有疫情，我们不会面临收入流量的收缩。即使负债率不低，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付息能力，债务问题就不会变得像今天这样尖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快速演变过来的，一旦有一个领域因为外部冲击而出现收缩，债务就出现违约风险，然后就会通过债务链迅速波及其他领域。即使存量可能不会受大的影响，但流量上会出问题，如付不了利息、租金、甚至工资，公司就可能不得不考虑开始裁员，最后必然让政府部门和家庭部门都受到流量收缩的影响。”
张军将四年前的疫情冲击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了比较。他认为，疫情冲击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收缩状况更为严重，更持久。美国、欧洲的恢复情况都不乐观。同时，由于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发展，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比二十年前更紧密得多。
“跟那次全球金融危机相比不一样，那时候还有全球的合作与更负责任的治理框架，但现在地缘政治开始主导贸易和投资，资本从新兴市场退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经济不再可能通过加强全球治理与合作获得快速恢复，西方在构筑阻碍贸易和投资的小院高墙，开始与我们在很多方面分道扬镳。”张军说道，“孤立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会限制更流畅的贸易与投资，西方世界的经济流量层面会经历收缩。总之，是疫情的原因，经济走势处于L形，并且这个L形可能代表了一个阶段。”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施东辉表示，从物价、资产价格、居民去杠杆行为来看，中国需要防范阶段性通缩风险。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刘江会则指出，过去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延展是效率驱动、以效率为导向的。如今，在地缘政治及系列公共外部事件冲击下，这些跨国公司除了考虑效率因素之外，安全因素更凸显。
“今天基于安全逻辑推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演进力量，超过了基于效率的逻辑。”刘江会说，产业空间布局，出现了“近岸化”“短链化”“友岸化”。中美直接贸易受到影响，但通过第三方的间接贸易，却是加强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由直线型变成了曲线型。很多中国企业，尤其制造业零配件企业外迁、出海，产业链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张军表示，多年来我们的阵痛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而今天还要面临流量收缩造成的阵痛。
“大家要放弃幻想，必须去适应这些改变。”张军指出，所谓适应就是得去寻找新的出路，这意味着整个经济要进入到一个转型的新时期。经济繁荣的时候很难形成转型的动力，现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要转型、地方融资平台要转型、地方政府也要转型，发展模式也要改变。也许，这就是现实，中国一定会加快模式转型的步伐。如果能够真正有了实质性转型，经济虽然回不到此前的扩张速度，但发展的质量也确实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关于政策选择，施东辉建议，货币政策对通缩风险宜出重手。常规的货币政策还有空间，而财政政策不宜反复摇摆，目前力度还是不够的。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非常重要，并且要高度重视预期管理。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钟宁桦表示，中央政府原则上既要防道德风险，又要防系统性风险，还要防经济下行风险。他建议由中央政府“加杠杆”。
刘江会表示，要发挥巨型城市群在畅通产业内外循环中的空间价值。“城市群是产业链的备份基地，是科技创新策源地，是生产网络决策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