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东来让员工拒绝彩礼、不随礼？有个地方管好了红白事，还补贴钱
前两天，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的一条视频引发热议。
于东来称，「从明年起，为了推动美好生活、引导社会文明生活……胖东来人结婚不允许要彩礼或付彩礼。婚礼不能铺张浪费，婚礼酒席只能邀请亲朋酒席不能超过五桌。如果做不到的，公司从制度建设上制定将取消一切福利。未来的胖东来人不允许靠父母买房买车，完全有能力靠自己主宰创造和享受美好人生。」
9月底，于东来还有一次公开表态：胖东来员工家有红白大事时，不允许同事间「添箱随礼」，公司相关部门会向有家事的员工发放贺金或慰问金。
于东来的企业经营理念传播颇广，我们也曾多次和大家分享他的专访和演讲文章，胖东来员工获得的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工作中感受到的尊重，让员工流失率非常低。但这一次于东来对员工彩礼、随礼的干预，还是让人质疑：公司老板而已，是不是管太宽了？
婚丧嫁娶，人生大事，其实关于红白事随礼的问题，有的地方已经管理得非常细致，既尊重维护了风俗人情，又不至于加重当地人的经济负担。
今天我们想和你分享其中的一个地方，塘约村，这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下辖的一个村庄，2014年曾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当时还是二级贫困村，通过村民自己的努力，短短一年时间，塘约村就脱贫成功，红白事风气改变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借由塘约村的例子，我们还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乐平镇的马松书记说，「今天的农民真的很不幸福。他们都在单打独斗，任何一个风险他们都只能自己承担。因为这种大环境，他们没有信仰，有钱就踏实，但真正有钱也不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和谐、稳定，大灾大难面前有团结，（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也许他的话不只适用于农民，困扰当代中国人的很多问题，都能从多样的乡村实践中找找答案。
作者：严海蓉 高明 丁玲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一、红白理事会，管上级政府管不到的事
塘约村的一个壮举是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纠正了村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风气。
近几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都在号召在农村建立专门的村民组织，引导村内红白喜事的操办，减少铺张浪费，刹住奢靡攀比的风气。但不少地区积重难返，村委会难以作为。塘约村是如何成功引导村民生活积极改变的？
1.吃不完的酒席，送不完的礼
根据红白理事会负责人孟性学的介绍，塘约村从2000年左右开始刮起「大办酒席」之风，不少村民借此敛财，酒席的名目之多令人咋舌。
除了婚丧嫁娶，当地村民还兴办「满月酒」、「状元酒」（庆祝孩子考上大学）、「迁坟立碑酒」（不同于白喜事，是为搬迁坟墓或立碑专门办的酒席）以及寿宴等。全村一共900多户人家，每年有300户会办酒席，村民们几乎每天都有酒席吃。
当时村子很穷，但百姓频繁地办酒席，通过办酒席敛财。办一次少的能收8万~10万元，社会关系好的、交往广的能收20万元。
据村民回忆，村里大概从2002年开始办酒席成风（这正好是大家开始出去打工的时候）。有些人从外面打工回来盖房子。房子盖第一层，办一次酒席，盖第二层，再办一次酒席，加个厢房又办一次酒席。盖一栋房子要办几次酒席，办酒席就得有人去帮忙做饭，这样就把村里的劳动力都消耗在这里头。大家不是在去吃酒席的路上，就是在吃酒席。
虽然是贫困村，当地村民给酒席主人家凑的份子却很高。与主人家关系一般的，份子是一两百的「起步价」，关系亲近一点的则是几千元的「友情价」。如果是亲兄弟、亲娘舅这种关系的，则是更高的「亲情价」。这样的礼钱让之前生活都存在困难的村民负担很重。
据塘约村谷掰寨的小组长魏贵林介绍：
送礼最少送100元钱，上不封顶，我一年要送4万~5万元钱的礼。
贵州人攀瓜藤亲，走得宽。即使我不认识你，但我家小姨认识你，我也要送礼祝贺。以前办的酒席多，升学、修房、迁居什么的都办酒席，上班、打工的请假都得去，到场送礼吃席，有的还得花钱请人替工，不然下次你家办酒（席）就没人来。
每餐至少19个菜。一般家庭每年送礼得花费3万多元钱，贫困户一年送礼也要送一万五（千元）左右。没钱送礼就借，砍树、卖猪来还钱，有的甚至不得不去贷款。
更糟糕的是，酒席上的麻将、扑克等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项目也给村庄和村民的家庭带来不良影响。
孟性学严厉批评了这种现象，并认为村干部有责任对其进行纠正：
你在外面打工挣了五万八万，却因为办酒（席）交礼钱花完。不仅酒席太多铺张浪费，酒席上还有人赌博。从平坝县城可以租麻将机，还有人玩扑克赌。
有的在煤矿打工，一天挣300~500块，觉得钱来得很容易，回来在酒席上就赌博，把钱输光。家里人没钱用，（他）回去了家属跟他吵架、打架甚至闹离婚。还有赌输了的回去（搞）家庭暴力，打老婆孩子。
这个我们就得管。“村官”上管天下管地，左管生男育女，右管夫妻吵架。你不管事，当官干什么，老百姓投你票干什么？
跟孟性学一样，不少村「两委」的干部都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大操大办红白喜事不仅给村民增加了负担，破坏了村庄和谐，办酒席投入大量的人力也消耗着村庄的劳动力资源。这一切都不利于塘约村的脱贫和集体经济的发展。
2. 自己管自己
2014年，塘约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当时称为「老年协会」）着手研究治理本村大肆办酒席的方案。协会的七位成员来自村中的「五老」，即退休老师、退休村干部、退休国家干部、寨老、族长；他们在村中德高望重又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最初，红白理事会寄希望于上级政府，却发现此路不通，有成员说：「我们把这个想法提交给镇政府、区政府，但是办酒席是乡风民俗，又不违法，政府没法管。后来我们老年协会就自己制定方案。」
经红白理事会与村「两委」、各村民小组代表反复商议后，治理办酒席的第一份方案于2015年6月以致村民的公开信的方式发布。这份方案的主要原则是将办酒席从单个农户的私事提升为村集体的公事：村集体对什么情况下可以办酒席、如何办酒席等各种具体事宜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对村民办酒席进行审批和补贴。
具体来看，方案的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限定了办酒席的情形、时长和规模，避免村民滥办、大办酒席。公开信发布后，只有新婚的红喜事和直系亲人去世的白喜事两种情形才被允许办酒席。之前的状元宴、搬迁宴、寿宴等一律禁止。公开信规定红喜事只能办两天，白喜事一般不超过5天。同时，所有酒席应尽量控制在40桌之内。
二是确定申报—审批原则。所有农户在办酒席之前必须向红白理事会提出申请，经审批后方可进行。
三是「个人办酒、集体补贴」。所有通过审批且未超标的酒席，厨师、餐具、桌椅等均由村集体聘请的「酒席服务队」免费提供，村民自己只需负责食材。村集体按照规定标准对酒席服务队进行劳务补贴。每次的红喜事补贴为800元服务费，白喜事补贴为1800元服务费。酒席超出40桌者，每超出一桌缴纳15元的服务费。酒席超过规定天数者，每超过一天缴纳500元的服务费。
可以看出，红白理事会对酒席的限定依然考虑了村民的传统习惯，没有大幅度削减酒席的天数，并且允许个人根据需要增加酒席规模和天数。
实际上，民意对红白理事会规章的制定依然相当重要。治理办酒席的第一个方案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酒席服务队提出补贴标准过低，而村民则认为40桌的限制标准有些严苛。
红白理事会于2016年6月对之前的方案做出调整。一是提高了对酒席的补贴标准：每次红喜事补贴1600元，白喜事补贴3000元。二是将规定的桌数上限由40桌提高到50桌，超过上限每桌自付的服务费提升至20元。三是规定了每桌菜品的限制：红喜事每桌为「八菜一汤」，材料费不超过120元；白喜事则为「一锅香」，即不同的菜放在一锅煮，材料费不超过80元。
从2017年7月开始，村集体也补贴老人去世后的抬棺、建坟费用。截至2017年7月24日，已有两户村民享受了此待遇，其中一户村民获得补贴6500元。
3. 移风易俗有手段
「山难移，性难改」，移风易俗并非易事。哪怕有村集体的慷慨补贴，一些村民依然要违反规定滥办偷办，甚至不惜「乾坤大挪移」，把酒席办在城里。针对这种现象，红白理事会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有村民不听，一定要办。我们说我们去把你酒席的菜端了，端去老人院、学校做营养餐。还有老百姓跑城里办，我们跟平坝区沟通，区里说管不了，我们就自己去管。当然你去还是要给人家留面子的，客人都已经来了，你也不能把菜都端走，让人家没得吃。
纠正大办酒席的撒手锏则是塘约「红九条」。
「红九条」于2015年年底颁布，列出了塘约村民需要遵守的九条行为规范。其主要目的是激励全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从多方面配合村「两委」的工作，早日把塘约建成「美丽乡村」。
「禁止乱办酒席、铺张浪费」只是其中的一条规范，其他八条包括：参与公共事业建设，缴纳卫生管理费，贷款守信，按规划建房屋，积极配合村民小组的工作，执行村「两委」重大决策，奉养孝敬父母，管教未成年子女。
凡是有人违反以上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将以户为单位被列入「黑名单」。进入「黑名单」不是闹着玩儿的，而是要承担一些后果的：
村委会不给你开各种证明，比如：学生入学需要的证明；国家有任何优惠政策不给你享受；不给你家的小孩子办户口。要从「黑名单」下来，就得自己认错，写检查，知道自己滥办酒（席）不对。然后有三个月考察期，村民小组考察合格，经过小组长签字才行。
针对严重违规的农户，比如2016年到城里办非红白喜事酒席的两户，理事会执行「红九条」的规定，当年停发了这两户的危房改造补贴。理事会的说服教育、现场监管加上「红九条」并行，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村里大肆办酒席之风在2016年年中得到控制，鲜有违规办酒席的农户。
4.集体和个人的账，都算得清
谷掰寨小组长魏贵林曾给我们算过一笔账：
村民罗某的父亲2013年过世，（白喜事）5天时间共花了8万多元，持续到腊月二十九才结束。共有700多户送礼，（罗某）共收了14万多元。
每天一餐最低20桌，一天两餐40桌，最多一餐办了90桌，流水席从下午4点吃到晚上8点。每天有200~300人来帮忙，如果误工按每天（每人）100元计算，间接损失每天就是2.5万元（左右），总的就是10多万元。光购买5元钱一包的香烟就用了1万多元。
如果以现在的标准从简办，估计最高花4万元钱，至少可以节省一半的钱。
塘约村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帮助村民移风易俗，通过对办酒席的治理，减轻村民经济负担，释放更多劳动力参与生产建设，其经验值得学习。这当中的核心内容乃是集体对村民生活的合理干预。原本属于个人生活的办酒席阻碍了集体经济建设，影响了社区和谐，于是集体出面干预，将办酒席列为村委会的管理内容之一。
2016年村集体对全村红白喜事的酒席一共补贴了24万元左右，补贴来源于合作社盈余集体留存的部分。大部分村民从不理解逐渐转变为支持理事会的工作。魏贵林谈道：
有几个从福建那边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有一次说要来村委会找红白理事会的人谈一下。我开始以为他们想到村委会（闹事），但后来他们跑过来说很支持村里对红白喜事的改造。
他们还问我们钱够不够，要用自己打工的钱支持我们做这件事。因为之前他们打工，经常接到家里电话，说又要去吃酒席，让他们把礼金打回来。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帮他们减轻了负担。
从推动移风易俗的互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统一」：
一是村民与村集体利益的统一，或者说是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集体向村民提出要求，出台规章制度，监管村民办酒席，同时也出资补贴村民。村民遵守规定，才有资格享受集体的补贴和村「两委」的其他服务。
二是集体经济和集体对个人生活合理干预的统一。个人办酒席的补贴得益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合作社盈余归集体的部分是每年补贴村民办酒席的资金来源。
更重要的是，通过规范和补贴村民办酒席，塘约村的村集体和村中上千户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联系。当村委会为村民审批办酒席事宜，安排酒席服务队去村民家服务时，每户村民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自己作为集体的一员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能够享受的权利，开始萌发「集体认同感」。
「集体」对村民来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模糊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并且关切自己生活的实体。村集体和村民也在增加的接触中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扩展了政策制定时的信息收集渠道。这一切都有助于村庄凝聚力的发展，有助于协调全村行动规划，发展集体经济。
塘约红白理事会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坚持与群众协商，保持制度弹性。塘约村「两委」与红白理事会并不是单方向地发行政命令，而是不断与村民互动协商。七位有丰富经验的红白理事会成员，在制定方案之前不断与各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商议，才将方案细化到酒席的天数、补贴金额和原材料的成本限额等层面。
方案实施一年后，根据群众的意见，理事会对酒席桌数上限和酒席服务队的补贴标准进行了调整，从而在避免大办酒席、铺张浪费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村民的需要。
虽然「红九条」以黑名单的形式制约违规村民，但其中仍有制度弹性：
其一，上黑名单并非永久状态，村「两委」对各类证明、政策优惠的停办只是暂时的。经过反省符合条件的农户可以从黑名单上下来。
其二，「红九条」依然发挥了基层村民小组的民主监督作用，是否能下黑名单由村民小组评议决定。
二、谁是乡村振兴的龙头？
看完塘约村的红白理事会，我们仍以塘约村为例，探讨一个值得下苦功夫的问题——谁是乡村振兴的龙头？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缺乏抓手，面对扶贫增收的任务，地方领导通过行政命令安排农民的种养项目，结果却往往不如预期。行政命令式的推动效果不佳、事与愿违，还可能导致相互的埋怨和腹诽：地方领导责怪村干部落实不积极，村干部则觉得自己要被动承担试错的责任和后果，担心遭到村民埋怨。显然，地方领导做主，却并不承担决策的后果，村干部不能决策，却要承担试错的后果，权责不统一。
资本是否能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呢？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一些资本活跃在民间高端论坛，在乡村振兴中寻求商机。诚然，让资本唱主角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的主流思路，然而招商引资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性。有国际农政研究发现，资本化农业越来越趋向于「采掘性」，即农业越来越脱离传统的资源循环模式，越来越趋向于资源流失的模式，这样的农业模式具有采掘性，也可称为「掠夺式」。
印度著名的生态学家范达娜·席瓦言简意赅地评论了其后果：「在所谓高产的同时，整个生态系统在沉沦，生态的多功能在沉沦，每亩的营养产出在下降。在所谓高产的同时，它们把高产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费450亿美元才能清除，而这些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1.塘约村的振兴实践
同样的问题，塘约村探索出一条村集体组织做村庄主人、当乡村振兴龙头的道路。
塘约村的改变始于2014年遭遇的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洪灾过后，很多农户一贫如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把农民组织起来，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公决，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
村合作社起步的150亩莲藕项目需要筹集资金，但是当时信用社不贷款给合作社，只借贷给个人，因此塘约村的村「两委」开会，11名干部各自认领了8万~15万元不等的贷款任务，以个人的名义为合作社共贷款114万元。他们还这样约定：
发展起来了，就由村集体帮我们把这个钱还了；如果发展不起来，我们亏了，我们几个人打起背包外出打工，去挣钱把这个（钱）还了，自己还自己的钱，不要给老百姓拖泥带水。
农村社会常常有少数人的合作社（即少数大户组织的合作社），在我们参访塘约之前，也有人说塘约的合作社是村委会11个人的合作社，因此我们自然会问，塘约合作社是个什么概念，是谁的合作社？
对此，村主任彭远科毫不犹豫地回答：
合作社是我们全体村民的合作社。它不是11个人的。我们和老百姓一样的，也是土地入股。
这个合作社是这个村的经济组织，是我们的这个班子成员分管的，村委会11个人是有工资的，这部分是在村集体的10%以内。
塘约村成立合作社以前，跟全国很多村庄有相似之处，是一个空壳村。全村3000多人中，外出务工的有1000多人，劳动力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这不是长远之计。
成立合作社之后，对大多数村民来说，尤其是妇女和年纪大无法外出找活儿的男性村民，最直接的是提供了土地入社分红和就业机会。
在塘约村的杨家院组，组内有一半人靠合作社实现就业，这些大多是妇女和年龄大些的男性村民。男性在合作社干活的，多是操作农机和除草。组内一般人每年有5万~6万元收入；劳动力强的人，一个月最少能挣3000元。这些人是可以做大工的，比如水泥工，每天挣250元；如果做小工，收入是每天110元起。
组里有两户得到了合作社股份赠送：一户是独生子女户，得到奖励；一户是丈夫去世了，妻子供养着两个大学生。比如，一般一股分红是六七十元，这两户一股可以得到150元分红。
2.基层干部眼中的农村发展问题
村民看到的是实际的优惠，乐平镇的马松书记则从中国农村当下发展的困境看到了塘约实践的必然性。
在马松看来，中国农村发展面临「资源破碎」和「资产沉睡」这两个问题：
第一，资源破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破碎。很多农民觉得土地好像是自己的财产，虽然我们说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是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很难。其实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因为地被占了，有一个公平的问题。你在推进过程中（农民）自愿是很重要的。种这点儿地不会有多少钱。产业结构调整很重要，但为什么难，就是因为资源破碎。
第二，资产沉睡。
为什么今天的农民存在很多很大的社会问题？假如我外出务工10年、15年，积累了几十万、几百万元，我们西部农民有个现象，（会用挣到的钱）造一栋大房子，50万、100万建完了没有新的积累了，没有新的资金进入了，资产沉睡。
农村的发展需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马松看来不能通过招商引资解决，因为「如果企业来了，（农民）就变成给企业打工的了，土地流转费已经给你（农民）了，（农民）没有主人地位」。他说，农村的发展道路需要「让真正的村集体组织成为主人，坚持自己的主人地位」。
马松的思路源自他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是农村长大的，整个农村发展艰辛我是深有体会的。农民再这样走下去，社会地位会很低。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尤其是今天的农民，他们真的很不幸福。他们都在单打独斗，任何一个风险他们都只能自己承担。因为这种大环境，他们没有信仰，有钱就踏实，但真正有钱也不幸福。
真正的幸福是和谐、稳定，大灾大难面前有团结，（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对于如何增强农民的主人地位，解决「资源破碎」「资产沉睡」的问题，创造团结的社会环境，马松认为就是要组织起来：
塘约就是统起来，管起来。管一帮人不好管，管一个组织好管。
就像今天的塘约，精准扶贫怎么干，我去帮10个人可能不好搞，但我把10个人统起来帮组织的时候就好办。
在解决农民的问题上，集中起来更好干。让有能力的人团结起来带领大家。农村人是朴实的，组织起来就没有懒汉，组织起来不养懒汉。如果是大锅饭，肯定有懒汉，但有效管理，就没有懒汉。
3. 塘约实践的具体细节
2017年，塘约已经基本实现全民股份制，921户农户的全部或部分土地入了合作社，他们成为股民。合作社通过股东大会确定500元占一股，水田折价为700元一亩，旱地500元一亩，坡地300元一亩。
至2017年7月，塘约金土地合作社一共5800多股，全村占股份最多的一家有10股，最少的有2股。合作社全部是土地折价入股，不允许资金入股。股份可以继承，但不能够转让。
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下设有三个专业队，分别是农业队、运输队、建筑队，还有妇女创业联合会、红白理事会等。不过，目前只有农业队是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村集体从中提取30%的经营利润。村里的运输和建筑业务会优先让运输队和建筑队承接，村集体还会给他们无偿介绍村外的业务。妇女创业联合会、红白理事会等是公益性的组织管理平台，村集体会给它们一些经费。塘约村只有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实行账目、资产和资金等的统一管理。
兼顾公平和效率向来是管理中的难点，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的激励机制与盈余分配既注重了公平，又基本上兼顾了效率。
注重公平，一是指村「两委」班子成员与在基地干农活的普通村民的收入差距不大，他们的年收入为2万~3万元；二是几乎所有人都面临考评，而且是民主测评，相同岗位工作人员拥有同样的机遇。
兼顾效率指合作社对日常管理人员和基地承包管理者的激励比较明显，管理得不好的可能会被扣除部分管理费，管理得好的还可以额外分得超产收益的70%，这能够激励他们积极为合作社创造效益。
2016年之前，合作社多数工作人员领取每月2400元的固定工资，全体人员的奖金由村民民主评议，针对个人工作情况，投票表决，分上、中、下三等。2017年之后，合作社采取一些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开始实行成本核算，加大对工作人员的激励，除运输队队长等人每月领取2400元的固定工资之外，合作社日常管理人员、基地承包管理者等都按绩效领取工作报酬，这激励有能力的工作人员努力创造效益。
通过成本预算，合作社可以计算出各个基地的种植成本和其他费用。比如一个面积为100亩的基地，合作社根据种植计划估算出需要多少种子、化肥、农药和人工支出等，年底再按照实际成本进行核算，节省部分归基地承包管理者，超出预算的部分也要从其收入中扣除。
合作社的日常管理人员罗光辉和唐从富要对所有基地的运营负责。他们的基本工资是每月4000元，年收入上不封顶，获得与效益最好的基地承包管理者一样的收入。销售人员在保底收入之外还有提成。
合作社要求各个基地承包管理者严格按照要求管理，一般会优先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如果合作社的计划、决策等出了问题，由此造成的损失就由合作社承担。如果基地承包管理者没有严格按照合作社的要求管理，由此造成的损失就由基地承包管理者承担。
基地承包管理者领取绩效工资，其收入与其基地的效益挂钩。产量达到规定任务，就可以得到每月每亩40元钱的管理费；超产部分就和合作社按7∶3分成，即70%的超产收益归基地承包管理者，30%归合作社。例如，合作社规定每亩香葱的产量要达到3000斤，超过3000斤的超产收益基地承包管理者和合作社就按7∶3的比例分成。
村「两委」班子成员、合作社的日常管理人员和基地承包管理者每月最多可以预支2400元的工资，年末绩效考核决算之后再多退少补。
基地承包管理者常常会邀请熟悉的村民来干农活，干活的村民一般不会偷懒，多数村民觉得不好意思偷懒。之前，请村民在基地上干农活是按天计算工钱。2016年村民每天劳动8个小时，工钱是80元。2017年村民每天劳动11个小时，工钱是90元。2017年之后，合作社可能会逐渐采取计件制等方式，例如，辣椒采摘就按采摘的重量算工钱。合作社也可能会按照土地面积（亩数）来计工，或采取定时包工的方法。总的来说，做工管理严格了，用工就减少了。
塘约金土地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比例是3:3:4。
盈余的30%归合作社，主要用于购买肥料、种子等生产资料，支付管理费、人工费用等，以保证其正常生产及扩大再生产。
30%归村集体，主要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其中的2/3储存起来用作风险保障基金，余下的1/3和统一纳入集体收入的政府拨给塘约村四个村干部的工资，用于支付村「两委」班子成员和聘请的服务人员的工资等。红白理事会服务人员的年总工资为10万~20万元，6个保洁员每人每月工资1000元，每年工资总额为7.2万元。
合作社盈余的40%用来给村民分红（二次分配），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2016年，合作社盈利202万元，年底分红了80多万元。
一起聊聊：
你平时会关注乡村问题吗？文中有没有什么细节打动了你？
你怎么看马松书记对幸福生活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