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中国当前优势转向“规模经济”，财政可作为促消费的有效着力点
转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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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近日撰文提出，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已经从早期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转变为“规模经济”，不仅体现为国内供给效率大幅提升，还延伸到国际贸易，惠及全球经济供给。
规模经济的逻辑即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制造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中国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绿色产业作为制造业，既带来规模经济又促进市场竞争，产生供给提升效应。同时，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相结合，促进发挥更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
土地、房地产是典型的规模不经济。从房地产到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本质差别在于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这一调整从长远来讲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当前房地产和债务的调整加剧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同时，伴随中国绿色产业快速发展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不容小觑。
应对需求不足挑战，他认为，可考虑通过财政渠道投放货币，改变过去主要依赖信贷渠道投放的模式。财政支出方面，可增加面向农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性支出，加大旨在鼓励生育的补助力度，将更多失业人群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收入方面，降低社保缴费负担，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税负。关于财政缺口的弥补，短期内可考虑发行国债，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长期可调整增加财产相关的税收。
*本文选自：卢锋、彭文生、陈卫东、殷剑峰：“全球变局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6期，第9~29页。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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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
文| 彭文生
从碳中和到创新经济、“一带一路”、大国产业链、人工智能，系列研究的逻辑主线为从规模经济的视角分析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
从土地到资本和数据
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
规模经济的逻辑即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制造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需求增加主要体现为量的增加。典型的规模不经济即无法靠增加规模来提高单位产出，比如土地、房地产等。对土地的需求增加无法引致产出数量增加，只能体现为价格的变化，这就意味着成本上升、对其他行业的挤压，于整体经济发展不利。规模经济和需求相辅相成，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
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指的是从房地产的规模不经济到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的规模新经济。这一调整过程虽有波折，但从长远来讲是必要且有利的。当然现在对房地产有很多担心，不过房地产调整是从供给侧减少规模不经济的约束，有助于经济长远发展。
农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为劳动力和资本，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数据。观察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上升轨迹，农业时代经济之所以增长缓慢、生活水平提升有限，原因在于土地的规模不经济，无法实现增加土地供给以提高单位产出。到了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性资本注入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显现，平均单位成本随着年产量增加而下降。当然，仅有投资是不够的，关键还得靠创新和技术进步，若将储蓄和投资用于蒸汽时代，其对生活水平的提升依然有限。
技术进步对规模经济的作用机制在于知识经济的外溢性。外溢性的作用发挥取决于承接载体的规模，规模越大，技术、知识、创新的外溢效应就越大。人类社会发展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生活水平是发展的重要表征，背后机理是从投资到创新再到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越来越显著，比如当下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尤为突出。
需求不足的源头
光有供给是不够的，中国现在面临需求不足。从学理上讲，需求不足的源头有两个：一是收入分配，二是货币经济。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认为生产过剩危机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即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不足引发生产过剩。然而，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即过剩的储蓄可以有效转化为投资，不存在供给过剩的问题。很显然，这一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度不足。
1936年，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采用了新的视角研究大萧条，在认同马克思收入分配解释的基础上，提供了货币经济的视角。凯恩斯认为货币具有安全资产的属性，人们在信心不足时会自然增加对货币的需求，其他需求则相对减少。新古典经济学将货币视作支付手段，认为世界经济和货币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立足货币视角，把货币看成资产配置的组成部分。当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时，对风险投资和实体投资的需求则相应减少，这是大萧条产生的根源。
分析中国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可围绕收入分配和货币经济两个视角的公共政策设计来展开。第一，收入分配差距正在不断得到纠正，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政策应发挥积极作用，将高收入人群释放的资源通过货币渠道真正转移给低收入人群，即通过结构性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第二，信心不足导致对货币、安全资产、银行存款的需求增加，扭转这一局势亟需逆周期调节。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改革和逆周期调节的结构性改革是一体的，两者并不矛盾，且都有待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在收入分配方面，不仅要合理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一目标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等手段来实现。此外，还可考虑通过财政渠道投放货币，改变过去主要依赖信贷渠道投放的模式。
当前房地产和债务的调整，意味着金融周期处于下行态势。金融周期下行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金融周期下行调整有助于改善供给。土地价格、地租、房租的下降，都会通过供给侧改革传导到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构成，体现为便宜的中国制造品。另一方面，金融周期下行会抑制需求，加剧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
绿色产业是新质生产力
绿色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可从以下方面产生供给提升效应。
一是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化石能源作为自然禀赋，与土地的属性相似，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不能共享，勘探成本高，呈现典型的规模不经济特征；而绿色能源属于制造业，可以实现成本降低，呈现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从化石能源转向绿色能源，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效率提升。
二是从垄断到竞争。化石能源易形成国际卡特尔组织，从而对价格产生一定的控制力，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可通过协商谈判控制产量甚至抬高价格。在制造业中，通过协商减产控制价格的操作是很难想象的。从化石能源转向绿色能源，意味着从垄断走向竞争格局，这与经济史的趋势一致，即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就是从垄断走向竞争。
绿色产业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不可估量，而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启。绿色产业对供给侧的贡献，已大大超出预期。绿色转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市场机制自发产生的。绿色转型一般会面临两个外部性：化石能源的负外部性和绿色技术的正外部性。化石能源的负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收益由个体获得，碳排放的危害由全社会承受；绿色技术的正外部性是指创新投入由个体承担，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让整个社会受益。
纠正上述两个外部性亟需公共政策干预，简言之，即需求侧的碳税、碳价格，供给侧的财政补贴和新兴产业扶持。欧盟对绿色转型的外部性纠正政策属于前者，在需求侧开征碳税，创建碳市场等；而中国模式是在供给侧提供财政补贴，通过相关产业扶持政策来促进绿色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从而提供绿色供给。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上述两种对外部性的纠正政策模式都是可行的。但西方深受新古典经济学主流思想的影响，武断地认为凡是政府干预都是错的、只有市场才是对的，将纠正外部性的重点放在了需求侧的碳交易市场，进而导致其错失本轮新能源发展先机。而中国则将纠正政策的重点放在供给侧，走出了一条新能源发展的成功之路。当然，现在面临的指责之声，背后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美国居于欧盟和中国之间，也在借鉴中国，推出《通胀削减法》并制定促进清洁能源转型的供应链保障战略等。
绿色能源属于制造业，因而具有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特征。一个重要原因是绿色能源的设备成本占比高。从结构上分析，发电成本可分为设备成本、运维成本和燃料成本。在煤电和气电的发电成本构成中，燃料成本占比较高，设备成本占比仅有40%和20%左右；而在风电、光伏、核电的发电成本构成中，设备成本占比更高，分别为80%、90%和60%左右。
数字经济会放大绿色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数字经济天然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数据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利于降低绿色产品的边际成本，并强化其服务属性（如自动驾驶）。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数字技术相关成本占比分别为72%和22%，相较之下，新能源车的规模经济效应更为显著。传统的高端燃油车企也在探索车内智能，但不是通过数字经济网络，因此只能在一定意义上弥补落差。
数字经济不只是简单地植入先进芯片，需要吸引更多参与力量进入网络才能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发挥网络效应。中国的优势正基于此：人口数量多，经济体量大。数字经济是中国的优势之一，通过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相结合，促进发挥更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占全球近六成，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八成。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中国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分布主要由资源禀赋、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三个要素决定。资源禀赋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类型，如劳动密集、资本密集、自然资源密集。规模经济有内部和外部之分，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相似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难以用资源禀赋解释，其动因是分工扩大规模进而实现效率提升。交易成本则包括运输成本、关税、非关税措施、地缘政治等方面。
中国的早期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当前优势已经转变为规模经济，不仅体现为国内供给效率大幅提升，还延伸到国际贸易，惠及全球经济供给。此处的规模经济效应，具体指的是大国和先发者具有低成本竞争优势，可实现快速扩张产能。在制造业领域，体现为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在公共服务领域，体现为使用人数越多，单位成本越低；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领域，体现为创新的公共品属性会放大规模经济效应。
伴随中国绿色产业快速发展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不容小觑。美国针对中国已经进行了两轮“去中心化”，也即“去中国化”。第一轮是特朗普（DonaldJohnTrump）政府加征关税，东盟国家的贸易替代效应明显；第二轮是拜登（JosephRobinetteBidenJr.）政府推行产业政策，欧盟、墨西哥的贸易替代效应明显。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很可能会推动第三轮“去中心化”，并极有可能在贸易端加征关税。
应对挑战的政策建议
货币投放渠道有两个：信贷和财政。信贷渠道的货币投放主要通过银行发放贷款，当贷款还付银行时实现货币回笼；财政渠道的货币投放主要通过政府支出，货币回笼则依赖政府税收或中央银行出售国债。过去，中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是信贷。近期广义货币（M2）增速下降，说明信贷需求弱。在应对疫情时，美国从信贷渠道转向通过财政渠道投放货币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中国或可借鉴美国的做法。
根据笔者测算，包括对公和个人在内的宽口径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已经为负，这一比例的最高点出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时期，大概为45%。在房地产贷款占比下调的背景下，中国虽然融资紧缩的幅度较大，但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这主要得益于政策性金融，即发放给基建、制造、普惠以及绿色等领域的贷款。2019年至今普惠和绿色贷款的占比已经翻番，有助于维持宏观层面的货币稳定。
不过，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限，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企业不代表最终需求，对企业提供过多贷款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通过信贷渠道投放货币绕过了利率下行环节，仅增加货币供给难以有效促进信贷需求。
财政可作为促进消费的有效着力点。财政支出方面，可增加面向农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性支出，加大旨在鼓励生育的补助力度，将更多失业人群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收入方面，降低社保缴费负担，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税负。关于财政缺口的弥补，短期内可考虑发行国债，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长期可调整增加财产相关的税收。因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中国不必学习美国一次性发钱的做法，可考虑改革社保相关制度设计。针对农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逐步建立可持续机制，以强化预期和增加信心，从而提振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