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邓小平时代》，把李敖文字引进大陆……李昕：一生一事，书比天大

2023-04-23 10:29:07 - 上观新闻

转自：李楚悦

我做的书一定是要能够促进文化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最终目的是要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这是我的出版理念。有时候无法一步到位，不能快步走就慢步走，不能走直线就走曲线，总之还是要坚持往前走。

出版人李昕似乎不知疲倦。

9年前，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的位置上退休后，他被商务印书馆返聘为特约出版策划人。年逾古稀，李昕仍在一刻不停地推出新书。

他和最耀眼的那一批作者交往过：替钱钟书打过版权官司，为傅高义出版《邓小平时代》，把李敖的文字引进大陆，为杨振宁筹备传记……

“演艺界有句话叫‘戏比天大’，对我来说，是书比天大。”他敬重关于书的一切，把“永不怠慢作者”奉为准则。

今年3月，71岁的李昕陆续新开了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账号，每隔三五天就会更新一条视频。有时聊与作者交往的故事，有时谈编辑工作的经验，更多时候用来宣传新书。最近的一条爆款作品是关于作家王鼎钧的一句人生格言。两天之内，超过10万人观看了这段视频。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夕，记者前往北京采访。李昕坐在办公桌前，春天的阳光照在案头码放整齐的书册上。

“我做编辑的理念就是鼎公说过的这两句话：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他停顿片刻，忽而发问：“你认同吗？你认同这两句话吗？”

为读者做些什么

去年年初，王鼎钧的新书《灵感五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市场反应不错。李昕给王鼎钧发邮件，商量通过社交平台宣传新书。他觉得新书尚未达到销售预期，在促销方面似乎仍然“差一把火”。为了添这把火，他立刻行动起来。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编余闲笔”里，给新书写文章推广。十年前，为了把海峡彼端的王鼎钧介绍给大陆读者，他曾写过一篇《你一定要读王鼎钧》，此后这位在宝岛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家终于被更多人知晓，著名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也由此得以畅销。现在，李昕仍在探索推广新书的办法。他发现微信公众号的效果不及视频号，就试着录制视频，并在三四个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分发，仔细琢磨传播效果的差异。在写给王鼎钧的邮件里，李昕细致地分析了转化率：“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一起发出以后，有一些反响，粉丝中有人当场下单。当然究竟有多少人是这样很难说。可能也只是很少的数量。用视频来推销，我是第一次尝试，看来这个办法效果稍好。”每一条短视频从内容到制作都是李昕一手完成。录制前，他通常会花两三个小时写文稿。打开手机镜头后，只要几分钟就能录完。“我用电脑比较早，这一套基本不陌生。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我对电脑很熟，（作家）雷达、白烨他们买了新电脑，都是我去帮忙安装的。”李昕说。视频号启动两周后，收效显著，出现了几个“10万+”。他仍不满足，把视频同步在微博更新发布。李昕2010年就注册了微博账号，十几年来已经积累了80多万粉丝，其中大多是追随这位老编辑的读者与同行。尽管穷尽一切渠道宣传推广，但李昕觉得，“其实不一定能多销几本书。我只是尽力而已，为了对得起鼎公的信任。”这更接近于一个编辑的本能——想要出好书的强烈愿望。“我做的书一定是要能够促进文化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最终目的是要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这是我的出版理念。有时候无法一步到位，不能快步走就慢步走，不能走直线就走曲线，总之还是要坚持往前走。”李昕说。这些年来，在出版好书这件事上，他与同事们面临过不少困难，但始终坚持，步履不停。谈到王鼎钧的那句人生格言，“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李昕对记者说，“如果你认同这样的理念，我们或许可以聊得更深一些。”他笑意吟吟地接着说，“我想，这两句话指的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辩证关系”。李昕在许多地方做过讲座，分享编辑出版的经验。这些讲座内容最终结集成书。《做书：感悟与理念》甫一出版，就有出版社要求编辑人手一本作为工作手册学习。微博平台上，一位同行留言写道：“同为编辑，这本书翻了多少遍直至散架，多少个撑不下去的夜晚，就是靠这本‘职业精神手册’坚持着，无奈自己也许未有过人的禀赋做出什么成绩，但仍旧想为读者做些什么。”

出版《邓小平时代》，把李敖文字引进大陆……李昕：一生一事，书比天大

李昕（受访者供图）

一生只为一事2022年底，李昕最新的一本回忆录出版，取名为《一生一事》。新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段自白：“我这辈子，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出版。这个职业符合我的人生理想，也能给我带来乐趣，因而它成了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四十年来乐此不疲。”他纯粹又热烈地喜爱做编辑这件事，充满激情。见到好的选题就忍不住兴奋，两眼放光。“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不多，能够把自己的个人兴趣和工作完全统一起来。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对吧？”李昕笑着问。年轻的时候，李昕曾梦想成为作家，或是从事文学批评。诗歌、小说、报告文学都曾在他笔底流淌过。未曾想到，最终是与编辑出版相伴一生。做书的幸福感，最初来自读书的乐趣。小学时，李昕最喜欢读文学类书籍。得益于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当教授的父亲，家中总是堆满了国内外各种文学作品。“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出一本我父亲买一本，有时候他也会从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借书来读，那时候我就是跟着大人读书。”尽管常常读得似懂非懂，但仍是一口气读了许多。李昕在北大附中念初中时，正值“文革”。他在图书馆里住了一整年。“那时候读了各种中外杂书，也谈不上选择，什么都有，什么都读。好多书连名字也记不清楚了。”守着图书馆读了一年书后，李昕到东北农村插队。下乡前，他带走了整整一箱书。这箱书让李昕在农村时得以持续地阅读，读完了还能与其他同学交换。他偏爱读的书，除了文学，就是近代史和现代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就是在那时候读的，还有一套周一良的《世界通史》，也都悉数翻过。后来，李昕前往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所重点高中当老师。在乡间不曾间断地阅读，成为李昕在讲堂上侃侃而谈的内容，也为他在恢复高考后考上武汉大学打下坚实基础。1982年，30岁的李昕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北京，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当时，李昕是出版社年轻同志里唯一的党员，领导曾打算往政工干部方向培养他，但李昕一心想要做书。他找到当时的总编辑屠岸，恳求他给自己一个做编辑的机会，以三年为期，如果不合适就服从安排改做政工干部。屠岸向他伸出一根手指头，说了“一言为定”四个字。不到三年，李昕就在编辑岗位上得心应手。“那段时间睡觉很少，读书很多。”李昕记得。成为编辑后，读得最多的是文艺美学和哲学类书籍，当代的长篇小说更是出一本读一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李昕负责文艺理论方向的编辑工作，曾为学者杨义出版过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历时5年完成的50万字第一卷书稿，搬到出版社时有厚厚一摞，让不少编辑震惊。作为一个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想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套如此厚重的文学史，是闻所未闻的事。同样年轻的李昕刚刚编辑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对文学史非常了解。他读了杨义的书稿，觉得眼前一亮，无论是观点还是研究方法都极具新意，很有价值。但一旦承诺出版这套150万字的大部头，必须要考虑经济效益。依照经验，这样的书不可避免地会赔钱。领导找李昕聊，觉得唯一能够保证顺利出版的办法，是将这套书变成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这或许本是用来将年轻人一军的提议，但李昕愿意一试。他旋即与杨义商量，找了几位专家为这套书写推荐信，去当时的国家教委几番奔走，终于获得了批准。以教材的身份出版后，《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了销量达到几十万册的畅销书，这段经历成为李昕职业生涯初期的高光时刻。很多年以后，著作等身的学者杨义告诉李昕，如果当时第一卷50万字书稿无法出版，或许他就改行了。小众与大众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李昕也会改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热”与“下海潮”也曾让李昕动心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书桌。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位主管图书发行的副社长退休，时任社长陈早春提议让李昕接任。但李昕拒绝了这个升迁的机会，他不愿离开编辑岗位。1996年，李昕被公派至香港工作。在香港三联书店，他从副总编做到总编辑，彻底更新了自己对出版业的认知。回头看时，他把在香港工作的这八年，视为自己从编辑成长为出版人的关键。在香港时，他开始恶补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包括英语，在实践中不断打开眼界、拓宽思维。原先出版上百万字文学理论大书的李昕，在香港出版过一套《管理精要》。这套14册的丛书，每本只有2万字，内容也极为简单，就是逐条列出要点的操作手册，比如，告诉读者会议要如何主持，会议期间做什么工作等。这是他从未接触过的生活实用类书籍领域。“两地读者的需求不同，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阅读受众很多来自白领阶层。他们需要高效、便捷、直白的指导类书籍，题外话一句不说。”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香港职场的主流氛围。在北京时，李昕与许多出版社的同事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在香港，追求工作的效率似乎成为唯一的目标。他开始慢慢理解这种职业精神，并从中汲取养分。2004年，李昕奉调回到内地后，进入北京三联书店继续工作。彼时，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北京三联书店加入集团，这意味着出版社开始转企改制，集团对三联书店提出了营收目标。李昕是带着任务加入北京三联书店的，香港的工作经历带来许多启发与灵感。他急切地想要“对表”，希望这间素以“小而美”著称的出版社能够跟上极速前进的市场时钟。刚到三联时，李昕对同事们讲了几句话，内容提到了“大众”，有人善意地提醒他，在三联是不能提这两个字眼的，这是某种内部的忌讳。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三联书店，始终秉持小众的学术气质，很少涉足实用性较强的大众生活类书籍。他理解同仁们对传统理念有所依赖，但作为出版社领导之一，很难完全不食人间烟火。

那时候，李昕常常在会议上提起邹韬奋先生的理念，认为出版应该做到“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李昕做了一辈子编辑出版工作，经手过的图书超过3000种。在时代的浪潮中，图书的市场与读者的口味都经历过几番更迭。如何让专业作者写出可以让非专业的大众读者叫好的书，或是怎样能够把一本小众的出版物成功销售到大众市场，是考验许多编辑的永恒命题。

“在面对大众市场时，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眼光。”李昕说。

2019年，李昕曾经为韩启德院士出版过一本《医学的温度》。这原本是一本学术论文集，韩启德提供了55篇医学类论文稿件，主题包括科技与医学两部分。

替一位身居高位的学者出版一本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集，印几千册，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但李昕与同事蔡长虹看过书稿后，认为此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

他给韩启德写信，提出建议将此书聚焦到医学人文相关的主题，对目标读者更具吸引力。

获得了作者本人的认同后，原本55篇稿件被精选出20余篇，并将书名定为《医学的温度》。这来自韩启德本人的医学理念，他认为医学必须从技术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向人文回归，医学是有温度的，应该是一种人性化的科学。

最终，这本学术论文集竟成为畅销书，销量近20万册，获奖十余项。

出版《邓小平时代》，把李敖文字引进大陆……李昕：一生一事，书比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