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评《加勒比之梦》丨流动空间视角下的加勒比区域史
《加勒比之梦：旅游、帝国扩张与全球流动》，［美］布莱克·C.斯科特(BlakeC.Scott)著，刘雅虹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320页，69.00元
二十世纪初，美国征服了加勒比海，将其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听上去就像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之于地中海，英帝国之于印度洋。然而，《加勒比之梦：旅游、帝国扩张与全球流动》并没有停留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帝国扩张的叙事上，而是将目标锁定在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巴拿马，揭示美国的扩张如何影响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并且将帝国扩张与热带医学、旅游业、交通运输等一道，作为重塑加勒比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考察这个旅游胜地及其文化被“生产”的过程。
一、热带医学与加勒比海旅游业
该书的一条主线是旅游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以前的加勒比海，还是一个比较落寞的地方，即便佛罗里达的迈阿密，也只是个小渔村。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铁路、公路的建设和旅游业的开发，这里逐渐发展出大城市。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迪士尼公司推动佛罗里达成为重要的旅游业中心，奥兰多等迅速崛起，加勒比海地区旅游业也得到迅速发展，使这里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梦想之地。
作者强调了另一条线索，即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控制。二十世纪初，巴拿马运河的修建使美国在美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高度，在驱逐了欧洲列强对美洲的觊觎和野心后，美国进一步发展了“门罗宣言”，将1823年提出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转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巩固在美洲的势力范围。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佛罗里达和加勒比海地区修建铁路和港口，发展航运，加强对古巴关塔那摩港和波多黎各的占领，以保护新生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原本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份，但美国策动其独立，形成一个新的国家，并且从新政府手中“获赠”了连接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运河区地带，享有永久租用权。就这样，美国与加勒比海有了政治上的联系。
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扩张，尤其是1904到1914年的巴拿马运河工程，缔造了一片“帝国之湖”。在此之前，美国没什么人愿意去佛罗里达以南的加勒比地区旅行，因为热带地区太危险，诸多致命的热带疾病令人望而却步，即便是冒险，健康风险也太高。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访问巴拿马和波多黎各，激励巴拿马海峡的建设工程，带动了美国游客对这个地方的兴趣。
法国在1881年启动过巴拿马运河的项目，由曾经成功地挖掘了苏伊士运河的德·莱赛普负责，但最终于1889年因高死亡率和财政困难而被迫中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热带疾病，尤其是大批工人死于黄热病。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高于阵亡人数五倍之多。到1904年，美国为增强对加勒比地区的控制，决定继续开凿运河，但疾病依然是绕不开的，黄热病一旦爆发，工人就会大量流失。美国官方曾认为，有色人种和黑人劳工可能可以避开这一问题，于是有不少移民劳工来到巴拿马。在作者看来，巴拿马运河的挖掘，使美国“将其独特的种族主义出口到了热带地区”，运河工程似乎使白人控制的美国南部和工业化的美国北部重又统一，效力于帝国主义的宏远愿景。
然而，黑人劳工也难以逃避这一疾病。在当时，经历了斗争之后，新的医学观才确立起来，此前人们都一直认为是“瘴气”导致了疾病，或者是海滩上的动植物和过度生长的植被引起的瘟疫。直到1900年以后，美国才接受了新的理论，认为黄热病是蚊子传播的。这一知识被美国官方接受，进而展开了灭蚊大战。这应该是美国继通过战争成功占领了古巴之后，对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又一次宣战，只是第二次战争是在生态环境的层面上进行的。
于是，负责美国在巴拿马的卫生工作的威廉·戈尔加斯博士受命组建了四千多人的“灭蚊大队”，排干沼泽地的水，清除蚊子聚集的灌木丛和植被，为运河区住房配备纱窗和纱门，用杀虫剂灭蚊，甚至也用石油喷洒到运河周围的田地、沼泽和社区，利用石油在水面上的扩散将蚊子幼虫窒息。这场针对蚊子的大战获得了胜利。巴拿马地峡附近的黄热病得到了遏制，疫情结束。美国在这片被再次“征服”的土地上终于可以建设运河了，它不仅是人对自然的胜利，也是美国扩张的一次“大跃进”。加勒比地区的热带疾病得到控制，这里变成了冬季疗养胜地，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游客。
作者在这里也做了批判，虽然是美国战胜了生态难题，但这个难题究竟是谁制造的？如果不是美国在古巴的军营将农场和森林变成肮脏的地方，原有的生态又怎么会产生严重的疟疾和黄热病疫情？况且，美国本土的黄热病疫情还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能说，在加勒比地区对抗黄热病，是美国对外扩张战略的一部分。
二、美国的“边疆”，巴拿马的财源
1898年，美国打败了西班牙，此后获得了古巴、波多黎各、巴拿马、菲律宾、夏威夷等，接下来，就是通过这些战略要地发展起海上生命线，尤其是确保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战略地图中的关键地位，借助巴拿马运河，获得英帝国曾经在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海峡拥有的战略地位。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家马汉提出的海权论目标。因此，需要建造一批帝国的基础设施，保证美国的海上生命线的畅通无阻。
作者一方面以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地缘战略类比英国曾经的海上战略，另一方面拓展了美国原来的“边疆”理论。如果说十九世纪美国的边疆在西部，那么，二十世纪便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拓展新的“热带边疆”的时代，巴拿马运河正是这一新边疆的枢纽。这里不仅成为连接美国东西部的通道，甚至本身就是美国新的边疆，是特纳在1893年发表的论边疆的重要论文之后的新发展。在这个热带地区，来自美国的拓荒者在冒险征服的同时，也体验到边疆生活的狂野和自由，不仅可以摆脱家庭的束缚，还能够凌驾于热带地区的文化和道德之上，纵情酒色，恣意狂欢。
美国不仅在这里建造了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还推动了旅游业，修建运河的工人成为服务者，美军退伍军人甚至成为旅游向导，开发各种旅游项目，他们成为加勒比海地区旅游业的先驱。
对待这种来自美国帝国主义做法产生的旅游业，作者也揭示了当地人的态度，他以巴拿马民族英雄吉勒莫·安德烈为例，这位曾经努力争取国家主权的反美者，竟然成了旅游业的推动者。既然无法撼动美国在加勒比地区不断增强的控制，那么当地精英便试图借助美国在当地的利益，吸引投资，发展本国经济。这种“邀请帝国主义”的做法实则是为加勒比地区谋利，客观上也推动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同样，这时期两度担任巴拿马总统的贝里萨里奥·波拉斯曾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流亡，但最终他也接受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希望借助美国带来的现代卫生和交通技术为本国谋利。这种看似矛盾实则折中的做法，发展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旅游业，既反美又务实的本地民族主义者，选择了与山姆大叔联手，确保本国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找到繁荣发展的道路。巴拿马国家博览会就生动地证明了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展经济的手段，在巴拿马首都的郊区，发展出了一个“博览会区”的新街区。巴拿马与古巴和迈阿密形成了经济和交通上密不可分的伙伴关系，这里甚至被打造成旅行中转地和交通枢纽的角色，酒类销售、赌博、烟草也成为当地最大的税收来源。借助美国的帝国扩张，巴拿马实现了华丽转身，充分保障了自身的利益。
不过，这种旅游业会给当地人带来真正的福祉吗？
三、旅游业与知识生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泛美航空公司从佛罗里达到古巴哈瓦那的成功飞行，加勒比海旅游业从海运进入到空运的时代。
佛罗里达与古巴之间的危险的墨西哥湾流可以被避开，使旅行者的旅途更加安全，很快，佛罗里达与古巴和巴拿马的航线便开通了。十年间，泛美航空的业务已经拓展到了太平洋周边和大西洋彼岸。到二战以后，随着航空技术的突飞猛进，喷气式飞机旅行迅速扩张，取代了跨海航运业。
狂野奔腾的运输业便利了交通，人的加速流动也带来了更丰富的知识。该书以博物学家和作家两个群体为例，揭示了旅游与帝国、知识的关联。
创建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史密森博物馆在二十世纪成为美国对热带地区进行研究和探索的收藏中心。当美国的扩张目标转向热带地区以后，加勒比海地区成为美国人特别希望深入了解的地方，关于其自然、文化、考古、生物的探索和研究，就成为史密森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也成为众多博物学家和科学家的使命。美国设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方机构甚至为这些学者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们进行知识的搜集。这些科学知识极大推进了美国的殖民事业，也加深了美国公众对加勒比海地区的认知。美国的国家事业与知识生产在加勒比海地区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其实这也是欧洲帝国时代的做法，科学知识与帝国扩张很容易被绑在一起。甚至007的原型竟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活跃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美国鸟类学家，他出版的一本关于西印度群岛的鸟类的畅销书吸引了作家伊恩·弗莱明，他在移居牙买加后进行写作，并且将那个鸟类学家的名字为其间谍小说中的主角起名，即詹姆斯·邦德。
作家将美国与加勒比海地区联系得更加紧密。海明威是最典型的。他成功的源头之一就是加勒比海地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为美国最畅销的男性杂志《时尚先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讲述了自己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冒险生活，这令他名声大噪，也使这个杂志销量猛增，最重要的是，海明威在加勒比海的旅游生活深刻影响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都希望像海明威那样到热带地区旅行和生活。像他这样描写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国作家，还有很多，书中列举了斯坦贝克、哈利伯顿、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等等，还有“迷惘的一代”，也多是渴望逃离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加勒比旅游业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酒吧、赌博、捕猎、纵情声色，是他们渴求的生活方式。然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作者看来，还是体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霸权主义，正如海明威小说中的主角，几乎都是白人男性，他们还是体现了美国白人殖民者的优越心态。作者甚至认为，“种族主义一直是现代旅游体验的核心”，因为英美文学依然不断为旅游业提供一种基于白人男性的特权和身份。
因此，虽然加勒比海地区拥抱美国带来的旅游业，但是在心态上却感到屈辱。巴拿马的运河区就是一个“飞地”，接待来自美国的旅游者，待其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又将其送回到游轮或飞机上返回。而且，当美国白人在巴拿马舒适地生活时，大多数巴拿马人却难以获得基本服务。来自美国的白人和旅行者与当地是没有建立起联系的，他们充其量也只是过客匆匆，将加勒比海地区当作殖民地看待，也被当地人视作掠夺者。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二十世纪六十年的去殖民化时代，巴拿马的蒂沃利酒店遭到了当地青年激进分子的袭击，这类酒店被当成殖民者的标志，压迫和霸权的符号，对这些建筑的袭击体现了对帝国和资本权力的反抗。当然，巴拿马只是这股反抗浪潮的一部分，国际旅游业和酒店都成为国际性的革命浪潮的斗争对象，如古巴最豪华的哈瓦那希尔顿酒店就在革命后成为卡斯特罗的总部，帝国主义时代的旅游业随着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胜利而结束，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现象似乎也随之被清扫。
四、谁有资格成为旅行者
作者在讲述加勒比海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时刻借助文化理论进行批判，因此在叙述过程中不时援引文化理论学者及其观点，如米歇尔·福柯、大卫·哈维、斯图亚特·霍尔，也包括马克思、本雅明、沃勒斯坦、萨义德、西敏司等我们所熟悉的思想家。
同国内此前引进的两本加勒比地区的历史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翻译出版的《加勒比海地区史》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翻译出版的《帝国的十字路口：从哥伦布到今天的加勒比史》）相比，该书打破了时间主线，没有只泛泛地进行线性历史叙事，而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切入，讲述加勒比海地区经历的剧烈变动，讨论其历史变迁和命运变化的根源。从批判的程度来看，该书与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类似，都控诉了帝国入侵和资本控制，同样，书中也引用了玛丽萨·拉索在《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的观点，表现出它们共同的批判立场。
早在二十世纪初，巴拿马政府就模仿美国移民法限制有色人种入境，有非洲和亚洲血统的人被禁止移民迁入，而美国的白人游客甚至不需要护照就可以进入。古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实施了类似的带有很强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法。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巴拿马政府还要求非洲裔美国游客必须持有护照且缴纳五百美元押金才能进入巴拿马，而美国白人只要拿着一美元办理的旅游卡就能进入巴拿马。这种自由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流动是作者极力批判的，也是加勒比海地区让人无奈的现实。哪怕是白人毒贩和黑手党，也会比黑人知识分子受欢迎。
作者进一步揭示，即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拿马出现了反美的暴乱，并且愤怒地破坏了旅游业的代表和美国资本的象征蒂沃利酒店，但在此之后，新一代的加勒比地区精英重又回到自由主义的政策上，不管是二十世纪初，还是二十一世纪初，旅游资本的跨境流动和有色族裔的被隔离，始终在加勒比海地区上演。
对于空运取代海运，作者在强调技术与帝国的联姻促进了流通和旅游时，也揭示出这种新的运输方式的问题，即它会绕开那些传统的、较小的停靠港，打击了曾经繁华的港口和城市，并且使技术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新兴城市。加勒比海有不少老港口都面临这种衰退，包括巴拿马港本身，这种技术全球化产生的“立交桥”似的隔离效果，在加速流动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
同样，作者也借用本雅明的说法，认为只有在大地上行走，在大海上航行，才能充分体验内心和世界，传统的旅行方式有助于了解外部世界的宏大和内心世界的丰富。但是，技术越发达，人们的体验就越退化。现代化与深度体验是不可兼得的，这或许也是当下游轮旅游业、徒步或深度旅行（citywalk）兴起的原因。
中国目前也已经进入生产大型邮轮和深度旅行蓬勃兴起的阶段，随着“爱达·魔都”号的下水，未来也将在全球邮轮旅游业当中占据一席之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走向世界，了解更多地方的文化以后，是否会超越该书中的旅行者，对世界各区域的历史有更加深入、客观的认知，保持理性和谦逊，还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书写，以及中国视角下的全球史的教育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