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预期和信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着重点着力点
来源：人大CMF
高培勇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高培勇在2024年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414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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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挑战在变，预期和信心变化成为重点
根据各位专家对形势分析和政策选择两个维度的解读，我的突出感受就是一个“变”字，经济运行格局在变，政策选择的范围和内容也在变。的确，疫情三年加上疫后恢复一年半，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分析，还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实际体验，大家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在“变”。
要论“变”，不管是经济形势还是政策选择，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判断。重要的是，在大家所感受到的各种变化中，有没有最重要、最主要、最关键或者说最具核心意义的变化？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在做学生和大学教书时，我们所接受的经济学基本训练，似乎可以概括为一种思维定势：其一，凡遇经济波动，不管是经济下行还是经济过热，我们都把它归结为供求失衡。经济波动是由供求失衡所引致的。不管经济波动是周期性的波动还是突发性、临时性的波动，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从供求失衡当中找原因。其二，在归因于供求失衡后，该怎么办？我们能够想到的，甚至是条件反射、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应对之策，就是逆周期调节。“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需求不足就加需求，供给出问题就调结构。这可说是我们过去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把这一套思维定势应用于新的情景时，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比如，观察今天的经济形势，我们也可以依旧归因于供求失衡导致的经济下行。但是，如果进入到下一个步骤，怎么去操作？我担心的是，当沿用原有的操作思路行事时，其政策效果和以往所经历的会不会有所不同？事实上，近五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宏观政策的扩张，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今天的扩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它的政策效果的确在呈递减趋势。能否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简单归结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除了边际效益递减之外，其背后可能还有药不对症的问题。在目前所看到的经济下行压力的背后，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但不妨再深问一句：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事实上，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结为预期和信心的变化。请注意，我用的是“变化”二字，而不是“弱”、“转弱”或者其他表述。如果这样的说法大致方向不错，立刻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简单搬用以往的老做法、老套路、老思路，其效果肯定和以往有所不同。所以，就当前形势的判断和当前政策选择所面临的困难来说，我们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形势分析和政策选择难度加大，或者严峻性和复杂性提升这样一个层面。而应当在此基础上深入一步——做出规律性的概括。这种规律性的概括，其实就是一句话：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越来越集中于信心和预期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已经由或者正在由以往总供求失衡引致的经济波动延伸为由预期和信心变化引致的经济波动。
二、宏观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在变
那么，问题接踵而来。如果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了，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变了，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又能为此做些什么？
从纲举目张的角度讲，大家要达成共识。如果我们所归结的问题除了有效需求不足之外，还添加了其背后的预期问题和信心问题，那么，整个政策选择都要做相应的调整。如同人的身体虚弱，而身体虚弱的背后是心血管病。这显然就需要标本兼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令人欣慰的是，在去年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24年全国两会围绕今年的经济工作所做出的一系列部署中，有一件事颇具战略调整意义——那就是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替代了原来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如果把原来的“三稳”称之为老三稳，今天的“三稳”称之为新三稳，新老三稳之间出现的最大变化有两个。一是，用“稳预期”替代了原来的“稳物价”，“稳物价”在新三稳中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稳预期”。二是，“稳预期”没有停留在排位第三的位置，而是在进入新三稳之后，先后跨越了“稳就业、稳增长”，居于了新三稳之首。这种调整体现了底层逻辑的变化，它意味着，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这三稳所形成的关系链中，“稳预期”是基础，是关键。
这实际上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深刻变化，已经烂熟于心甚至已经形成思维定势的那一套逆周期的操作不再像过去那般适宜，至少不再像过去那般有效了。
怎么办？那就是“稳预期”成为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重头戏。不仅如此，随着宏观经济治理的聚焦点由总供求的失衡延伸至预期和信心变化，总供求失衡不再是唯一聚焦点，而是由此延伸到了预期和信心变化。显然，预期和信心与总供求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稳预期”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头戏。其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只有居民和企业的预期稳定、信心增强，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源自需求和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进而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才会有相应的基础和保障。
三、紧盯预期和信心，加强预期管理是关键
必须承认，预期管理或者说围绕着预期和信心问题的预期管理对我们来讲是个新课题。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往在宏观经济学教材和相关研究中从来没有涉及过预期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相对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我们在预期管理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还不是很多。所以，操作起来并不像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那样轻车熟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大家会发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约5000字左右的篇幅中，对于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经济调控至少有两次提及：一次用的表述叫做“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另外一次的表述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这说明什么？
可以观察到，随着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底层逻辑的变化，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意义在上升。因此，当我们回顾2024年上半年工作和前瞻下半年工作的时候，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健全和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完善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题在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着力点和着重点应当放在哪儿？它不应当是一般意义的“健全和完善”。“健全和完善”这样的字眼过去常常使用，但是在今天谈话这个话题，应当有不同于以往的着重点和着力点。我认为，至少在目前能够确认的是，这个着力点和着重点离不开预期和信心，或者准确地讲，离不开预期管理。
宏观经济治理也好，宏观调控制度也罢，如同医生用药治病，对症是关键，只有坚持对症下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之效。倘若开错了药方，导致药不对症，不仅治不好病，还极可能产生副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布局宏观经济政策时可能要追加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举措不仅和需求、供给有关，而且还和预期、信心有关，或更多的是与预期和信心有关。提出任何问题，都要厘清它与预期和信心之间的关联度如何。无论采取哪方面的举措都要确保其有助于稳预期、强信心，最终目标都是奔着稳预期、强信心而去的。盯住预期和信心，奔着强信心和稳预期而去，恐怕是当前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方面必须关注的一点。
四、驱动政策和改革的“双引擎”
对于稳预期、强信心，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甚至没有成形的理论支撑。但有几点应当是大家所认同的：
第一，稳预期、强信心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持和支撑，因为宏观政策总是我们的常规选项。但是，必须注意到一条，一旦宏观政策的聚焦点除了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扩大有效需求这一点之外，还要延伸到预期和信心层面，其有效性和有限性便同时并存。我们不能光看到它的有效性，还要看到它的有限性，因为它针对的病根和过去不同了。
第二，围绕着稳预期、强信心，当我们认识到宏观政策的有限性时，就必须要依靠另一个系统，那就是三中全会所强调的改革，以改革与政策为双引擎。需要确认的是，不管是双引擎还是单引擎，它们都是奔着解决预期和信心问题而去，而双向发力。也就是说，在政策和改革举措布局中，不能指望用政策解决需求问题，以改革解决预期问题和信心问题。
第三，在政策和改革双引擎同时发力于信心和预期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两者的功效不是等价的，而是有强有弱的。宏观政策在扩大需求方面确实有效，但是相对于改革而言，在稳预期、强信心方面则主要起辅助性作用。所以，可以预期，改革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改革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要砝码和主要要素。
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夯实体制机制基础，才能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才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实际上，这也契合中国改革开放46年来的基本轨迹。46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奇迹就是经济快速发展。当探寻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时，我们要问，我们比别人多做了什么？又做对了什么？实际上，我们在这46年中多做的、做对的就是一件事，那就是不断深化改革，不断以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五、预期和信心变化频繁，需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今天发言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准确把握预期管理、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异同点，避免将稳预期、强信心的相关操作简单等同于逆周期调节的操作，是当前经济工作的关键之所在。
此外，还需要特别提及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第一，当我们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今天的时代特征，当我们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而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显著增加的时候，要注意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在这个处于变化中的背景条件下，由此带来的预期和信心的频繁变化，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预期和信心的变化绝对不是限于一时或短期的变化。因而，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治理中的各种对策来对冲预期和信心的频繁变化，从而实现稳预期、强信心的目标，将越来越成为考验宏观经济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
第二，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人民对于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替代了过去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替代中，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精神生活层面，人们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一变化反映到经济工作中意味着什么？大家已经体会到了，人们对于经济运行状况的关注度和敏感度在不断上升，普通人都在谈论经济运行问题。而且具有交互作用，人们的预期和信心变化也越来越成为左右经济运行状况的敏感因素。所以，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治理上的各种对策，及时回应大众关切，引导并稳定社会预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经济治理成效。
应当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政策选择实践，实际上越来越要求我们加快健全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快完善中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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