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副刊·悦读|隋炀帝的夺宗之谋
编者按
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隋炀帝通常被后人视为荒淫无道的典型代表，但历史人物的性格真如这些“刻板印象”吗?近日，岳麓书社出版《双面暴君：隋炀帝的生平、时代及真相》，本文为该书内文节选(有删减)，通过这本书，也许可以看到“暴君”的多个侧面和更多的时代真相。
文|胡戟
自隋朝建立到开皇末年的二十年间，晋王杨广由一个快乐的少年皇子，成长为一位颇有阅历的青年王爷，在他到了风度翩翩的而立之年时，已有灿烂可观的文治武功可以夸耀。这时他不再安分于宗法制度给他安排的将来称臣于长兄的卑屈地位，进而觊觎皇权。向来认为，母后独孤氏在帮助次子杨广实现夺取其长子杨勇太子位的计划中，起了关键作用。关于这场夺宗之谋，我们且先从他俩的这位著名的母亲讲起。
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传称是河南洛阳人，是后来改的籍贯。独孤氏本是匈奴族屠各之裔。其父独孤信(503—557年)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古城镇)人，曾祖独孤俟尼“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独孤信和宇文泰在武川为乡里，“少相友善”。后来都卷入六镇与河北起兵事件，辗转赴长安，同为西魏府兵的八柱国大将军。独孤信官至大司马，是关陇集团中一个典型的军事贵族之家。后因与赵贵同谋诛执政宇文护，事败自尽。但他的长女为周明敬皇后，第四女为唐元贞皇后(追尊为元皇帝的李渊父亲李昞的妻子)，第七女即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史称：“周、隋及皇家(唐)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史家所谓后性妒忌，“高祖甚宠惮之”，本质上是对其家族的敬畏。独孤家族的支持，对隋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独孤皇后干政很深，皇帝上朝她也形影相随：“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寝，相顾欣然。”
独孤皇后对隋文帝的私生活也管束极严：“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隋文帝五个儿子，全是独孤皇后所生，他曾因此自诩：“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不想还是祸起萧墙，骨肉相煎，这父子六人竟无一得终其天年。独孤后煞费苦心处处提防，在私生活上不给隋文帝丝毫自由的政策，并不能在他们的帝王之家维系至亲骨肉间的脉脉温情。最终导致悲剧性结局的原因，不能不说独孤后有相当的责任。她对次子杨广的偏爱，影响了夫君，使儿子们心理上失去平衡，从储位之争开始，演出了一幕幕骨肉相残的宫廷惨剧。
杨广争宠，乖巧地在母亲身上下功夫。他“美姿仪，少敏慧”，从小为父母钟爱。长大后，“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声名籍甚，冠于诸王”。太子勇也“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但是“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大大咧咧，被处处投父母所好的兄弟钻了空子。对比之下，他俩给父母留下好恶迥然不同的印象。
独孤后最恨姬妾生孕，杨勇却多内宠，最受宠爱的云昭训和后宫其他姬妾为他生了十个儿子，气得独孤后直骂猪儿狗崽，“有如许豚犬”，而自己亲自选定的太子妃元氏，却被拒于夫妻生活之外，开皇十一年(591年)又暴亡，被怀疑是毒死的，“后弥不平”。杨广却“唯共萧妃居处”，他学父母“后庭有子皆不育”。杨广一生仅三个儿子，独孤后生前见到的长子昭、次子暕，都是萧妃所生，“后由是数称广贤”。
隋文帝夫妻比较节俭，“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这里是说，他们平时的衣着也不讲究，因为豪华的涂料印染或手绘的礼服是不能洗涤的。独孤后拒收价值八百万一箧的明珠，和因不事涂抹化妆、宫中竟找不出一两胡粉等故事，当时都传为美谈。杨勇却“文饰蜀铠”，隋文帝很不高兴地训诫他：“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而“晋王来朝，车马侍从，皆为俭素”，人们早就传说，杨广“躬履节俭，有主上之风”。杨坚夫妇偶尔出访，在次子杨广家里看到的，是老丑的佣人，素缣屏帐，乐器的弦也是断的，还满是尘埃，皇帝以为杨广不好声色，对他赞不绝口，“由是爱之特异诸子”。
有一年冬至日，杨勇穿上太子法服，在东宫设乐，受百官朝贺，引起隋文帝猜疑，下诏禁止此类僭越行动，“自此恩宠始衰”。杨广在入朝后将还镇扬州时入宫告辞，向母后泣诉：“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谮生于投杼，鸩毒遇于杯勺，是用勤忧积念，惧履危亡。”激发母亲无限伤感，“自是后决意欲废勇立广矣”。
受《隋书》的观点“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的影响，历来认为促使隋文帝废立太子的都是上面这些故事，杨勇奢侈失宠，杨广矫情夺嫡成功，独孤皇后是决定性的人物。实际上，这是隋文帝本人的重大抉择，由于对长子杨勇失去了信任和耐心，他转而选择了在各方面都有出色表现的次子杨广为自己的储君。因为，杨广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指出的：“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
再说事变的具体进程，其中体现了杨素一党——上引《隋书》中所说“邪臣”的作用。
最早在扬州为杨广策划夺宗计的是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宇文述和扬州总管司马张衡。宇文述也是来自武川的军事贵族，平陈时任行军总管，在杨广身边率三万军从六合渡江作战。他认为，废立问题上“能移主上者，唯杨素耳”，而杨素遇事，只找他弟弟内史令杨约商量。
宇文述表示愿赴京师见杨约共图废立。宇文述带着杨广的大量金宝入关，用赌博佯输的办法把金宝都给了杨约，然后向杨约说明这是晋王所赐和晋王的用意，于是联络好了杨约。杨素一向与太子不和，为长保荣禄，与晋王一拍即合。独孤后也给杨素送钱，让他活动废立太子之事。杨广还通过段达收买东宫幸臣姬威，让他给杨素提供太子行动的情报。太子知道自己处境岌岌可危，占候也是“皇太子废退之象”，便“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但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了。
正像唐太宗也是以次子秦王的身份夺宗，取代长兄太子建成，进而掌握皇权的经历一样，他们原来是否有正统的身份，钻营太子位采取什么手段等，都不是我们臧否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坦白地说，如果他们确实比他们做了太子的兄长更有治国才能，那么他们不甘在窝窝囊囊的皇兄治下窝窝囊囊地虚度人生，奋起夺过权力来做一番事业的话，尽管是对不起哥哥，却未必是历史的不幸。
倒是《隋书·郭衍传》中的一条材料值得重视。郭衍(?—611年)是父辈从太原入关加入关陇集团的军事贵族。开皇十年(590年)从晋王出镇扬州，任总管，带兵平叛有功，成为杨广心腹。宇文述把夺宗之谋告诉了他，郭衍大喜，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晋王把他召去，“阴共计议”，后来“大修甲仗，阴养士卒”，确有动作。
这条材料说明，杨广在酝酿夺宗时，还做了事败就武力割据南方的准备。这是他谋夺太子位事件背后隐藏着的未成为现实的一个分裂国家的计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杨广已深谙玩弄权术的诀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完全成熟了。